羊行天下-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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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建筑面积，最终又将楼盖到8层，后来一计算，总面积为7600平方米，几乎比原设计面积4000平方米增加了1倍！
1994年12月，上海万象大厦建造成功，这是金陵路上八大商厦的改建中第一个落成完工的，也是建筑质量最好，外貌最漂亮的一座商厦。1994年12月28日，商厦举行了隆重的揭幕典礼。以后，金陵路8大商厦改造落成的庆典也是在这一幢漂亮气派的万象大厦里举行的。冯国勤副市长以及其它相关领导都出席了盛大的庆典。由于恒源祥在商厦的底层开设了一家分号，于是这幢商厦一开始便被称作恒源祥商厦。原先的万象大厦倒是很少有人再记得了。
刘瑞旗是为了打破计划经济时代对绒线的生产与销售的垄断而开始实施恒源祥的品牌战略的。他是一个先知先觉者，更重要的是他碰上了一个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他是一个聪明的实践者，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伟大的实践者。但是他知道自己对于世界上成功的或是失败的品牌的知晓与研究很少，知识很浅，于是下决心读书。这一段时间他读了许多书，请教了不少老师，更重要的是他积极参加了当时兴起的许多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团体与活动，结交了许多朋友，开拓了他的眼界。
1995年初，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研究交流中心在海南岛召开年会，刘瑞旗作为恒源祥公司的代表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作了发言。刘瑞旗讲：“商标、品牌、名牌是企业形象与经济实力的体现。名牌商品更是集中了企业的智慧，是高质量、高效率、高信誉、高市场占有率和高经济效益的集中体现。一个企业只有拥有自己的名牌，才能经得起市场经济的考验。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无形资产，品牌资产是一种经济价格的再造。”
紧接着，刘瑞旗举了美国著名的饮料品牌可口可乐的例子。他说：据国际传播的研究：可口可乐商标的价值达250亿美元，其品牌价值（含商标）为365亿美元，可口可乐总裁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即使公司立即倒闭，价值365亿美元的可口可乐品牌资产也足以使之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新崛起。”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金钱，这些话足以发人深省。
最后他提到了恒源祥：“恒源祥是一个有70年历史的老品牌，但恒源祥却是在1987年花了200元去注册的。恒源祥这个品牌在市场上值多少钱？我想现在应该值几千万了吧。从1991年开始，恒源祥没有投资，没有控股，没有兼并，就是以品牌为纽带，即以无形资产调动有形资产，在各企业自愿的基础上，组建了跨地区的强大联合体，充分发挥了规模经济的优势与垄断优势。在中国市场上为什么买不到外国绒线？在我国绒线行业中为什么没有外国资本家合资、独资企业？就是因为中国绒线业有恒源祥。”
破茧 4（3）
于是刘瑞旗得出了一个结论：做企业关键在于做品牌。做品牌是做企业的最高境界！
这一番话振聋发聩，在当时的企业界里可以说是闻所未闻，石破惊天，引起了在座的号称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智囊、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马洪的注意。是啊，改革开放以后，全世界著名的外国品牌纷纷踏上中国大陆。而绒线是舶来货，为什么传统舶来货中的绒线，一个个外国名牌却在中国销声匿迹了呢？马洪深深地思考着，他觉得这小伙子了不起，说得非常有道理，于是刘瑞旗与马洪有了如下一段对话：
马洪：你就是刘瑞旗？这么年轻，你是哪个学院毕业的？
刘瑞旗：我没有读过多少书。我是经商出身，已经工作20年了，只有实践经验，不懂经济理论……
马洪：不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你刚才说的就是最好的理论。
也就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马洪的提议，刘瑞旗当选为常务理事，1997年任副理事长，1998年任理事长。这虽然是一个非官方、非赢利的机构，但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中一个十分权威的机构。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经济界与理论界开始着手探讨与研究著名的“恒源祥现象”，而马洪与刘瑞旗也结成了忘年之交。
1995年上海企业管理学会在上海召开企业家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市场化问题的讨论会。刘瑞旗应邀出席。他以自己近10年来在恒源祥工作的经历，又作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发言：中国的市场经济其实还处于萌芽状态。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极不完善，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中国的企业家不论所管理企业的大小，身价是一样的，即一张16K纸上的几行黑字和一个红印章。你今天还是企业家，明天一纸调令就会让你不再是企业家了，而是坐冷板凳……即使作为一个企业家，在现阶段的状况下也只有身份，而没有身价……
这一番话博得满座喝彩，但坐在主席台上的人却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原说在这次会上的发言都是要在第二天摘要见报的，但翻遍第二天所有的报纸，关于刘瑞旗的这个发言一个字也没有登。其实刘瑞旗当时还不知道，新华社的记者与文汇报的记者都专门摘编了刘瑞旗的讲话，新华社作为“国内动态清样”、文汇报作为“内参”发表了。当时中央分管经济的一位领导将刊登刘瑞旗讲话的这份“内参”批给了劳动部的部长。部长又批给了该部综合司司长。该司长专门派人到上海找刘瑞旗了解情况，并带着他上北京向司长作了专门汇报。刘瑞旗精心作了准备，他结合正在经济界议论纷纷、广泛讨论的“恒源祥现象”，特别提出：中国要走向世界、中国企业要走向世界市场，企业家只有身份没有身价，而没有身价的企业家是不可能真正把企业家推向市场的。
当然刘瑞旗的发言以及这两份“内参”，以及“内参”在北京引起的反映，上海的市领导同样十分关心。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陈良宇专门作了批示，要市委研究室专门研究这个课题。陈良宇，这位目光敏锐、敢冒风险、敢担肩胛并从黄浦区领导岗位上出来的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从此记住了这位还在黄浦区一个基层岗位上苦苦奋斗的刘瑞旗！
1995年的秋天，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刘瑞旗认识了当时在中国妇女报华东记者站担任站长的袁乃中。这位袁乃中对刘瑞旗今后的岁月给予了很大的帮助，现在两个人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这一年深秋的一个下午，已过天命之年的袁乃中走进了恒源祥的大门，说是要找刘瑞旗，给他写一篇文章。恒源祥公司办公室的施佩芬接待了他，说是刘总不在，他随中国纺织总会的代表团到南美的乌拉圭、阿根廷等国考察去了。袁乃中心中颇为懊恼，但却声色不露，与施佩芬聊了起来，旁敲侧击，掌握了不少关于刘瑞旗的材料。过了不久，袁乃中再一次来到恒源祥，刘瑞旗出访还没有回来。但说来也巧，正当袁乃中准备悻悻而归的时候，刘瑞旗打来了越洋电话，刘瑞旗与施佩芬说了一会话后，施佩芬将电话递给了袁乃中。袁乃中尽可能简洁地说明来意，不料刘瑞旗一口回绝，讲不要写。袁乃中搁下话筒，心想你不让我写，我倒偏要写一篇，反正材料都有了，而且题目也有了，就是《奇人刘瑞旗》。
其实袁乃中本人也是一个奇人，他的经历可以写一本书。
1970年袁乃中从上海师大中文系毕业便首先被安排到安徽县城的南湖农场劳动，这是大名鼎鼎的李德生将军指挥的第12军的部队农场，条件自然非常艰苦。然而袁乃中在这儿似乎什么苦也没吃到，到农场仅一个星期部队来大学生连队挑选宣传干部，真是百里挑一，一千多人中仅选中袁乃中一人被安排到部队政治处工作，主要负责当时盛行的样板戏的宣传。
也许是老天爷作为一种平衡，作为一种补偿，正式分配时袁乃中却去了安徽铜陵县的钟仓公社，在钟仓中学当教师。铜陵钟仓，位于长江之畔，离苏东坡写著名的《赤壁怀古》的地方不远，“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大诗人李白，一生也多次涉足，并留下了不少诗篇。风景固然不错，生活却十分贫苦。袁乃中虽在乡村做教师，也常抽调县委宣传部工作，一干就是10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万象更新，铜陵市恢复市委机关报，在全省招聘记者。这自然是一个机会，袁乃中平素自己喜欢写写弄弄，又爱摄影，照片拍得非常好。他欣然前往应聘，果然一蹴而就，当了记者。他从资料室里剪报开始，筹建报社大楼，一直干到铜陵日报的新闻部主任，工作勤奋，兢兢业业，然后被上级看中，调到铜陵市委宣传部担任新闻文化科科长。当时担任铜陵市市长的叫张润霞，48岁，东北工学院研究生毕业，这也是全国第一个地级市女市长。袁乃中技痒难熬，就执笔写了一篇数千字的长篇通讯《女市长的心上事》，刊登在中国妇女报的第一版上，同时还配发了袁乃中拍摄的5张照片。第2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新闻还摘播了这篇文章。说来也巧，此刻安徽省正在召开省人大会议，中国省级女的领导干部刚刚开始实行。安徽沿江四市的女代表就联名提出，要推选张润霞为副省长，结果张润霞果然被选上了——成为名符其实的民选省长。于是有人讲，是袁乃中的文章成就了一个副省长！虽然话不能这么讲，但舆论的力量确实是不可低估的。
破茧 4（4）
然而袁乃中的意向并不就在安徽、就在铜陵。当时由于十年文革造成的断层，人才奇缺，报上的招聘广告非常多。不久新华通讯社安徽分社招聘记者，文汇报招聘在安徽的特派记者，刚刚创办不久的中国妇女报同样也向全国招聘记者。袁乃中分别应聘，结果都录取了，但中国妇女报求贤若渴、动作最快，随即派人亲自到铜陵来找他谈话，要调他到北京工作。袁乃中答应了，但铜陵市委急了，书记亲自出马，连同组织部、宣传部的两位部长摆了一桌饭，请他吃饭，并再三挽留。欲抢先安排铜陵日报副总编位子。但袁乃中志存高远，他百般无奈只好向在合肥当副省长的张润霞求救，请她做做工作，高抬贵手。张润霞答应帮忙，于是袁乃中去了北京。当时中国妇女报正在筹建华东记者站，站址设在上海。于是袁乃中在北京屁股还没坐热又调到上海，担任华东记者站站长兼办事处主任。其实只有头衔是真的，只管印一张名片用，其余的一切都是空的。站址没有，好说孬说才在上海市妇联的宣传部摆了一张办公桌；人也没有，要他自己招聘；经费更缺，报社给他的任务，除了发稿还要存点心思拉广告，每年的指标是五六十万。这时已经是1988年，袁乃中44岁。
1990年，中国的长江流域爆发了百年未遇的大洪水。安徽受灾尤为严重，中国妇女报要华东站派人赶赴安徽负责报道抗洪救灾，袁乃中脚拐了，但还是自告奋勇去了安徽，一去就是2个月。他来到安徽寿县，发现全县都淹了，唯独县城固若金汤，又听说这个县里的县长是个女的，叫乔传秀，只有36岁。于是他便坐着一条小舢板来到寿县，他转了一圈，发现寿县的城墙很坚固，据说还是八百年前宋朝时修筑的，乔传秀组织人力将所有的城门都堵住了，寿县就像是一片汪洋中的一只大澡盆子，飘浮在水面上保了下来。他坐舢板划到城边，翻墙而入，寿县的百姓见了他大为吃惊：俗话说水火无情，都到这份上了，不是寿县本地人，别人跑都来不及，你来干什么？袁乃中回答说，我是来采访的。但寿县城内人人都在忙着筑堤堵水抗洪救灾，没有一个人接待他。于是袁乃中找到了乔传秀。乔传秀已经不知是多少天没有回家了，而且孩子连续高烧不退，她东奔西走，忙得不可开交，自然也无法接待他。但袁乃中讲，我不需要接待，让我跟着你就是了。于是他一拐一拐地跟在乔传秀的后面，整整跟了她两天两夜，他与所有的寿县人一样，一天只吃3只烧饼，喝一瓶矿泉水，最后在月光下泪流满面写了一篇4000字的通讯《灾难中的父母官》。临别时他问乔传秀：此刻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乔传秀回答：药。说罢，给他开了一张清单……
这篇文章第二天在中国妇女报头条刊登，轰动全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新闻又进行摘播，一时间，不胫而走，传遍大街小巷。不久，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乘坐直升飞机专程去看望这位抗洪女英雄，乔传秀成为全国妇女学习的楷模。袁乃中还以自己的所见所闻，自己所拍摄的照片，在北京、上海等地作了66场报告。与此同时，中央领导专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