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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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现代女性主义（2）
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家巴特勒深刻指出：当普遍性这一范畴本身因其带有高度民族优越性的偏见已经开始遭到揭露时，我们可能会把一种理论或政治的基础建立在某一具有“普遍性”的语境或主观立场上。情形会如何呢？总共有多少“普遍性”？在多大程度上文化冲突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假定的、非妥协的“普遍性”的冲突，一种不能通过求助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普遍性”概念而得以和解的冲突，或者更有甚者，只能通过诉诸暴力的代价才得以解决的冲突？我认为，我们已经在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中目睹了这种概念的和物质的暴力行径，伊拉克这个“他者”被认为完全处于理性和民主的普遍结构“之外”，因此，需要用武力把它拖回“其内”。在最近的战争中，我们精确地看到‘阿拉伯’被刻画成一个可怜的另类，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病态幻想的场所。这一点，在以萨达姆和‘萨多姆’（罪恶之地sodomu）的谐音为基础的大量的恶意玩笑中表现得十分清楚。美伊战争“它的行动效果已经在各种地方、以各种方式开创了暴力，而这些不是它没有预见到的，而且还是它最终难以容忍的。”（巴特勒，王逢振，第74…82页） 巴特勒的结论是：“这样一个总体概念的建立，所付出的代价只能是产生新的、更进一步的‘排除’。所以，要想不事先放弃未来对包容的要求，我们不得不将‘普遍性’一词视为永久开放性的、永久论争性的和永久暂时性的。”（巴特勒，王逢振，第75页） 后现代女性主义向从启蒙时代开始形成的一整套现代思想提出挑战，其中包括像知识、理性和科学这样的范畴。它认为不存在普适性的人权，所有的人权都有文化和历史的意义特殊性和特殊的视角和立场，例如后殖民主义立场。对于解放理论，后现代女性主义并不是反对解放本身，而是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谁的解放，从什么解放。它不相信有普遍的解放和自由。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所有其他女性主义理论都是以偏概全，没有一个单一的女性主义理论。因为女性属于不同的阶级、种族、民族、能力、性倾向、年龄，并没有一类女性可以代表所有的女性。否定一般理论并非只能选择政治上无能的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提供了一种选择：局部的、区域性的理论和实践。它并不是相对主义，而是局部的，有历史特殊性的和特殊利益性质的理论和实践。（Jaggar； et al。； 83）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主要观点是质疑以下所有的观念：稳定一致的自我概念；理性提供客观、可信、普适性的知识基础的信念；从理性来的知识是“真实”的；理性和知识存在于知觉者之外；由理性而来的真理提供对所有理性人的规律是正确的；为权力服务的真理不会被歪曲，自由和进步是有保障的；科学在方法和内容上是中性的，其结果对社会有利，是所有真正知识的范式；语言是含义清楚的，提供词与物的对应关系；客体不是由话语（或社会）建构的；它们仅仅是被话语命名而已。（Saulnier； 131） 后现代女性主义从根本上反对西方知识结构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两分主义 （dualism），例如总要把事物分成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你与我，好与坏，高与低等等。它提出另一种思维模式，即整合的思维模式，其中包括为女性赋予价值的模式；反对二元提倡多元的模式；差异政治的模式 （其中包括种族、民族、阶级、性别和性倾向的差异）；以及重视他人的模式等。后现代女性主义向传统两分论的挑战，其中包括像理性与非理性、主观与客观、文化与自然这样经典的两分概念。 启蒙运动思潮有蕴涵着一个基本的两分：迷信与传统；知识与自由。在启蒙精神看来，知识有奇特的两面性。它可以同时既是中立的又是对社会有益的。只有在以普遍接受的理性为基础并以它为保证时才会发生，不是特别的“利益”。更多知识积累（真理获得）的同时，结果是更高的客观性（中立性）与进步。权力可以是清白的、纯粹的、有助于解放的；理性的权力可以有利于人类，并且不会产生新的统治形式。这样的权力在运作与结果上可以是中立的。（王逢振，第5…6页） 后现代女性主义不同意上述观点，而认为除了自然科学之外，所谓客观的真理只是个梦想，其实并不存在。所有的权力、理性、真理都是不清白的，都是某种价值观（或利益）的表现。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福柯曾引用过毛泽东的语录：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人性；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后现代女性主义质疑启蒙理性，要求重新评价通过理性获得进步与解放的概念，尤其在出现极权主义政治体系、种族灭绝、殖民主义和统治之后，所谓“通过理性获得解放的神话”深受质疑。“理性的自律的权力”是不存在的。（Braidotti； 96）如果说社会和物质世界是由唯一的、仁慈的和决不相互矛盾的一套法律来支配与掌管的，那么离开了使所有人受益的、普遍的、中立的保护性基础，权力就失去了它的清白。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呼吁理智、知识和真理在寻求变化的策略中是唯一有效的或应占据特权地位。（王逢振，第23页） 现代主义认为，个人形成了稳定的、一致的、理性的主体；理性及其科学规律提供了一套客观的、可信的、普遍的知识基础；知识的理性运用是中立的，对社会有益的。而后现代主义则认为，个人的观念是不稳定的、矛盾的、社会建构的；权威或知识的形式的观念是合理的、多意的、反对等级制的、参与的形式；历史的观念是非线性的，并不必然是进步的，总是受到目前的观点的限制，也受到特殊背景的限制；社区的观念是建立在价值差异基础上而获得的。（Nelson； et al。； 110）
四、后现代女性主义（3）
伊丽加莱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主要思想家，她所做的两项工作是：打破男性气质与理性、普适性的联系；发出“女性”的声音。伊丽加莱的理论工作的两个角度是：心理分析和后结构主义。她质疑自觉的理性主体，认为理性是男性的西方的单性文化。她还认为，女性的差异在男权制符号秩序中没有体现出来，女性的利益也没有得到法律和语言的服务。（Weedon； 89） 伊丽加莱对符号秩序转变的看法是：批判理性和启蒙传统，质疑理性的意识主体。从弗洛伊德和拉康理论出发，她认为符号秩序在理性、自由人性的主体和语言上都属于男性。西方文化是单性文化，女性是男性的不完备形态（lesser form）。表面看去是客观的、性别中立的科学和哲学话语，其实是男性主体的话语。她的抱负是要创造一套女性的符号，她认为，在建立非男权制社会的斗争中，分离主义是策略，她强调并高度评价性别的差异。 在差异问题上，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忽视生理差异；激进女性主义强调女性差异的正面价值。后现代女性主义与这两个流派的观点都不同，它强调差异的不同意义，认为差异是文化的，不是生理的。她们在此借用了德里达的解构论和对西方哲学的批判。 后现代女性主义有时又被认为是激进女性主义，因为它将男女两性的思维想象模式加以区分。它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将社会、文化和心理分析理论男性化了。它主张弘扬女性的想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