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兵在1917-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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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布尔什维克和列宁，降低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力。
“安德烈同志，你就不要听信那些谣言了。党的经济状况你还不了解？真理报复刊还是你出的钱，此次归国同志的旅费也有一大半是从你那里来的。再说列宁同志若是真有五千万金马克，还至于拍急电给加涅茨基同志，让他想方设法的筹集旅费应急吗？”
捷尔任斯基示意加涅茨基掏出电报给某仙人看看，只见上面白纸黑字写得分明，列宁要求加涅茨基立刻想法筹措两到三千克朗的经费以解决燃眉之急，落款的时间是4月2日。来电还通知加涅茨基归国流亡者在十人以上，让他无比做好接待工作。
其实李晓峰原本就对五千万金马克的事持怀疑态度，这可不是什么小钱，在当时大概值十吨黄金，用来造一艘超无畏战列舰都绰绰有余。德国当时自己的经济状况都不容乐观，用如此的巨款去拉拢一个在俄国都算不上十分强大的在野党政党搞政变，是该说威廉二世眼光超群还是说他是个傻缺？
要知道布尔什维克可不是一开始就强大，当时占优势的是社会革命党和立宪民主党，不管是在杜马还是在苏维埃，孟什维克都受排挤，布尔什维克几乎连绿叶都算不上，德国人就不怕这笔巨额的投资打水漂？
再说，这样的一笔巨款该如何支付给布尔什维克，是直接给纸币，还是给黄金，还是给等价的物资？
给纸币最简单，可是德国和俄国处于交战状态，就算和平时期德国的马克也不可能在俄国流通。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不是傻缺，不会蠢到在国内使用马克。
直接给黄金倒是可能，毕竟黄金是硬通货不愁换不到钱。但是若列宁乘坐的铅封列车上真有如此巨额的黄金存在，瑞典人不可能不知道，要知道列宁可没有什么外交豁免权，途经瑞典不可避免的要经过海关的检查，想把十吨黄金偷偷带过去是不现实的。从瑞典人的记录看，没有如此巨额的黄金存在。
要么就直接给物资？可是，用屁股都能想到，和俄国交战的德国怎么绕过前线的几百万俄军，将物资交给大后方的布尔什维克？这得是多么逆天的运输能力？
通过第三国转运？可惜德国的物资要想要运到俄国，要经过瑞典和芬兰，瑞典那关还好说，毕竟亲德，但是芬兰在二月革命之后就开始闹独立，国内是乱糟糟的一团，交通运输什么的都处于半瘫痪状态，当时借道德国返回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回忆说，芬兰当时交通情况十分糟糕，旅途中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浪费在芬兰了。
更何况英法两国也不是吃闲饭的，为了帮临时政府稳定局势，他们牢牢监控着瑞典和芬兰的边境，早先更是直接扣押了托洛茨基并拒绝了列宁过境的请求，他们会眼睁睁的看着德国人支援布尔什维克闹事？在这种重重围堵之下，德国人如何保证物资能完整的送到布尔什维克手里？
只要稍微动一点脑筋就能想到五千万金马克根本不靠谱，无非是临时政府恶心布尔什维克的手段。
实际上，早在列宁刚刚通过第三方同德国人接触的时候，不靠谱的第三方罗。格里姆就向英法泄露这一消息。得知消息的米留可夫就曾经在报纸放过话，说绝不允许俄国流亡者从德国过境，这么做就是卖国，并威胁将“卖国贼”统统绞死。而列宁回到彼得格勒在芬兰车站演讲的时候也提到过，他以为自己搭乘的列车会直接驶进彼得保罗监狱。
所以过境德国根本就是公开的秘密，这项决议经过布尔什维克国外中央委员通过之后，是印刷成单页公开发表的。在出发前两天，列宁还向德国、瑞士、法国、波兰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代表介绍了过境德国的情况，并当众签署了“旅行议定书”。
在当时，准备过境德国的也不只有布尔什维克，流亡瑞士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也准备一起走的，比如当时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的卢那察尔斯基就将此事通报给了孟什维克的老大齐赫泽。稍晚大量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流亡份子也是选择了相同的线路返回俄国。
可见，过境德国远没有后世地摊文学描述的那么神秘，更不存在白俄遗老遗少们编写的《二十世纪俄国史》中描述的什么德国特种兵保卫列宁秘密潜回俄国造反的桥段。因为列宁根本就不是潜回国内，除了在德国境内坐了一段铅封列车。不管是在瑞典还是在芬兰都是公开活动。
甚至在瑞典和芬兰的边境上，驻扎的英**官盘查过他（如果当时车上有黄金或者物资神马的，能藏得住？）。在芬兰的旅途中，他还在车站与一名死硬的俄国护国主义份子辩论一场，赢得了芬兰围观群众的一致欢呼。等回到了彼得格勒，更是受到了彼得格勒工人和陆海军士兵的公开的欢迎，并在站台上检阅了仪仗队，孟什维克的元老苏汉诺夫当时也是亲自到场迎接。如果说真要保密的话，至于这么招摇？
可想而知，如果列宁真的和德国人有什么交易，以米留可夫为首的临时政府肯定是清清楚楚，这么好的解决对头的机会他们会放过？要知道列宁不管是归国之前，还是归国之后一直是跟临时政府唱反调，为什么当时临时政府不以德国间谍和卖国贼的罪名逮捕他？反而等到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占据优势之后，才大肆的拿过境德国做文章？有真凭实据的话，早干什么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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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 钱从何来（）
既然德国政府没有在经济上支持布尔什维克，至少谣言中五千万金马克的赞助是无凭无据的。那么就有一个显然的问题，布尔什维克从事革命活动所需要的资金是哪里来的呢？
毕竟广大的布尔什维克，不管是老革命还是小革命，都是兜比脸干净的主，指望靠收党费维持正常活动几乎是痴人说梦。至少李晓峰就很清楚党打秋风的能力是非常不弱的，从他那里虎口夺食抢走了二十万卢布，所以听闻捷尔任斯基和加涅茨基又出去搞钱，不禁想知道和自己一样倒霉的家伙是谁。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同志，你们这是上哪化缘去了？”李晓峰半开玩笑的问道。
捷尔任斯基自嘲的笑了笑，道：“我们可不是化缘。卡尔。穆尔同志比你的觉悟还高，陆陆续续他已经支援党内数十万瑞士法郎的经费！”
呵！李晓峰也小吃了一惊，这年月还有跟哥一样有钱的布尔什维克（你小子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好不好！）。不过随即他便想起了这个卡尔。穆尔来了，此人在历史上名气不大，甚至是毫无名气，但是和那个五千万德国金马克的谣言却有一点关系。
卡尔。穆尔是出生于瑞士的德国人，1852年生于瑞士，1870年代末（此时列宁尚是未满10岁的少年，而斯大林或许尚未出世）入党。1889年起住在伯尔尼，在这里他开始关注俄国革命，长期从事俄国革命运动的研究和支援。
卡尔。穆尔曾多次组织集会和游行示威，揭露沙皇政府各种可耻罪行，声援俄国革命运动，及时给俄国革命者提供宝贵的建议。他曾经给予包括民意党人和布尔什维克在内的俄国政治流亡者提供过大量帮助，仅1908年他就提供资助金150000瑞士法郎。
同时，穆尔还为德国、瑞士、意大利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国革命党人援助了数十万瑞士法郎。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欧洲成立了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给处于困境中的各国革命者提供了重要的援助。
1904年穆尔结识了流亡中的列宁。1913－1914年他任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委员期间，在受理裁断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关于施米特（莫斯科工厂主，生前曾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供经济赞助）遗产归属的争执时支持了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列
宁和季诺维也夫遭到奥地利当局驱逐，幸得穆尔担保得以继续留居瑞士而免遭流亡。
次年，穆尔还为列宁等延长居留期支付了100瑞士法郎的保金。1917年4月他又资助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等人从瑞士取道德国返俄，领导新的革命**。十月革命前他应布尔什维克国外局之请提供了113926瑞士法郎（相当于当时的33214美元）的资助。作为私人朋友，列
宁对穆尔始终保持着高度的信任，分居异地时二人的联系无论直接还是间接从未中断。
可以说当年的穆尔除了不会医术，简直就是当代的白求恩，这样一个国际主义战士怎么会和五千万金马克扯上关系呢？坏就坏在他德国人的身份上了，不管他跟德意志第二帝国有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恶意中伤还不简单。谁让当时德俄两国处于战争状态，互相仇视也是理所当然，不管穆尔是不是跟威廉二世穿一条裤子，只要布尔什维克接受德国友人的资助那就是罪大恶极。更何况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一帮人正愁着不知道怎么收拾列
宁，这不是送上门的靶子。
一时间，什么列宁和德国政府暗地勾结，什么列宁接受德国政府大额的资助，等等谣言喧嚣直上。为了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以澄清是非，排除各种怀疑和责难，粉碎各种流言和诽谤，虽然列宁和穆尔是相交多年的好友，但列宁还是给布尔什维克国外局写信，要求他们查清楚穆尔真实身份。
在信中列宁严肃而又恳切的写道：“穆尔究竟是什么人？是否已经完全而绝对地证明：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同德国的社会帝国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有没有直接间接地勾结？如果穆尔真的在斯德哥尔摩，如果你们认识他，那么，我衷心地、恳切地、再三地要求采取一切措施，对此加以最严格、最有根据的审查。在这里，没有即不应当有让人提出任何怀疑、责难和散布流言等等的余地……”
当时的情况是，列宁身边的战友、党中央高层领导由于各种原因对穆尔的认识、评价和态度也是尖锐对立的。有人明确告诉列宁，穆尔是德国政府“用钱收买的代理人”，他提供资金的来源和真正目的都是可疑的。
另外有人，如熟知德国情况的拉狄克则坚定地告诉列宁，绝对不能听信并且必须谴责对穆尔的诬陷和诽谤。列宁本人则始终坚持，各种非议在无确凿事实根据的情况下都不可轻信，应以坦诚信任的态度对待这位在艰苦岁月里资助过革命的国际友人。因此，十月革命后在对德布列斯特和谈的危急关头，列
宁仍然聘请熟知德国情况的穆尔作为自己与德方谈判的特别顾问。
1919年3月穆尔应邀出席了由列宁主持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日子里，穆尔仍以其特殊有利的身份奔走于苏俄和西欧之间。身负特殊使命的著名布尔什维克拉狄克在被德国反动政府逮捕关押期间，也曾得到穆尔的热诚关照和帮助而幸免于难（穆尔花钱打通官方渠道，将拉狄克的牢房变成特殊的沙龙。）
列宁逝世后第四年，穆尔最终离开苏俄，1932年逝世于柏林。至死他都是以国际社会党左派的身份从事政治活动，最终也没有人能以确实的资料证明他是“德国的代理人”，就像无法证实布尔什维克曾经接受过德国反动政府的津贴一样。
不过最让人寒心的是，布尔什维克在列宁遇刺重伤不能理事之时，对这位老朋友却一点都谈不上友善。布尔什维克与穆尔关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不仅表现在，作为处于地下状态和困境中的革命党曾得到过这位异邦友人的巨额资助，而且在于布尔什维克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为结清这笔债务双方又经历过长达六七年的纠葛和不快。穆尔本人则几乎为此而丧了命。
如果说前者是令人欣慰的喜剧和正剧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令人费解乃至伤感的悲剧和闹剧。这位德国神秘人物的索债行为，不知是他的正常的经济观念（借款要还）使然，还是由于掌权后的布尔什维克党对他的怀疑、冷漠和伤害所致。
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伊始，作为列宁的朋友，穆尔办理赴苏俄的护照就不很顺利，而不得不求助于列宁。1919年在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期间，穆尔首次向列宁提出归还其借款的要求，列宁当即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和认同。
两年后还是在列宁帮助下穆尔才来到莫斯科，正式向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提出要求，归还十月革命前借给布尔什维克国外局的全部款项。由于未得答复，他先后给列
宁、莫洛托夫（时任俄共中央书记）写信重申自己的要求。
列宁不仅给穆尔回过信，表示亲切的关怀，并允诺“一切事务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