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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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齐武装服装。
（二）不掉队落伍。
（三）不脱离部队不自由行动。
（四）到宿营地后出外要请假。
（五）私人不准向群众借东西。
（六）不乱买东西吃。
（七）无事不要进群众家里去。
（八）注意卫生，不乱屙屎尿。
一月九日下午，在“红军之友社”的组织、鼓动下，遵义城里许多青年学生、老百姓涌出新城南门关，站在丰乐桥头夹道欢迎中央纵队进城。丰乐桥是进入南门关后的第一座横跨在湘江之上的石砌拱桥，建于清朝咸丰五年，桥头有“接官亭”，向来是迎送贵宾之处。如今桥头响起了锣鼓声、鞭炮声。周司和领呼口号：“欢迎红军！”“欢迎共产党！”“欢迎毛主席！”“欢迎朱总司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一起走过来，不断跟欢迎的群众握手。毛泽东的脸上挂着笑容。这是他两年零三个月以来，第一次舒心地笑了！在“接官亭”前，毛泽东向欢迎的人群发表了简短的演讲。就在这一天，红军总司令部移驻遵义。就在这一天，刘伯承被任命为遵义警备司令，陈云为政委。大抵是毛泽东在丰乐桥头公开露面，大抵是“欢迎毛主席”的口号声，惊动了夹杂在人群中的密探。
两天之后——一月十一日，黔军总指挥蒋在珍在遵义之北的正安所发出关于遵义动态的电报中，便冒出了一句“毛泽东当主席”：“遵义设匪军总机关，毛泽东当主席。天主堂设银行，滥发纸币，强迫人民使用……”《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一九八三年版。虽说蒋在珍用词不准确，因为毛泽东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并非进遵义才“当主席”，但蒋在珍的电报是“毛泽东当领袖”之意，因为“毛泽东是政府主席”这在国民党报纸上早已披露过的，蒋在珍也早已知道。蒋在珍的电报中表明，进入遵义之后，毛泽东已是红军“总机关”的“主席”。连国民党的密探都已得到这样的情报了！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毛、张、王”同住古寺巷
湘江东岸，过了遵义新城最繁华的丁字口，那里有一条僻静的用青石板铺成的小巷，名叫古寺巷。小巷深处，一堵青砖砌的高围墙，一座颇有气派的门楼，一扇宽大的门。推门进去，草坪、花坛簇拥着一幢两层洋楼。这幢楼用特制的大块青砖砌成，四周有宽大的回廊。楼内，红漆地板，彩色玻璃窗，宽大的楼梯，黄铜架子大床。这样的洋楼，在当年的遵义，是数一数二的豪华型住宅。屋主是“川南边防军”第一旅旅长易少全（亦作“易少荃”），他风闻红军欲取遵义，早已携眷逃之夭夭。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向来负责安排首长的住处。每到一地，他总是先把可供住宿的地方作一番巡视，然后按首长地位的高低，相应地分配房子。长征以来，宿营地最好的房子向来安排给李德，而毛泽东总是住很差的房子。到了黎平，周恩来被安排住入最好的房子，毛泽东的住房也不错。在猴场，毛泽东住的房子最有气派。这一回，邓发领着毛泽东来到古寺巷，让他睡那张黄铜大床。显而易见，这是最好的住宿待遇。毛泽东素来爱干净，一路长征，他不睡老百姓家的床，每到一地，他要警卫员借门板，他要睡在门板上。这一回破例，他没有任何犹豫，就睡在那张富丽堂皇的黄铜大床上了。
毛泽东未进遵义，就已关照邓发，在遵义他要跟张闻天、王稼祥住在一起。邓发遵命，把张、王都安排在易宅楼上如今易宅已辟为纪念馆，张闻天的住室布置在楼下。据该馆工作人员告知，张当时是与毛、王一起住在楼上。他们讲了一个极有说服力的理由，即毛、张、王三人倘有一人住楼下，则势必是王，因为王腹伤未愈，进出要坐担架，住楼下更方便。然而，史料表明，王住楼上，张亦住楼上。，而楼下则住着他们三人的随行人员——秘书、警卫员、卫生员、炊事员。
长征开始之后，李德就发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常在一起，先是称他们“三人核心”，后来干脆攻击他们是“新的三人团”以至“地下三人团”。此时，毛泽东完全不必置理李德的风言风语，跟张、王同住一楼，以便于共商大事——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清算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最重要、最著名的会议之一，是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以来最为重要的会议。关于遵义会议的由来，周恩来在一九四三年是这么说的：过了湘江后，毛主席提出讨论失败问题，从老山界一直争论到黎平……（周恩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遵义会议的主题，也就是毛泽东最初提出的“讨论失败问题”。在陈云的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的一份手稿中，说得也很明白：
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同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陈云这份手稿写于遵义会议结束后不久的时候，清楚地提及了“毛、张、王”，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相提并论。“毛、张、王”又是怎样酝酿召开遵义会议的呢？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写及长征时王稼祥和毛泽东同在担架队里的情形：
当时稼祥同志曾为作战指挥上的问题，和李德发生过多次争执，他忧虑地对主席说，这样下去红军就不行了！后来，他干脆地表示，要把博古、李德他们“轰”下台，毛主席听了稼祥同志的话，十分赞同，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有些担心，回说：“能行吗？我们人少。”稼祥同志又说：“到了遵义要开会，要把他们‘轰’下来。”主席高兴地说：“好啊，我很赞成，那要活动活动。”稼祥同志答应了。
长征的路上，条件是极其恶劣的，稼祥同志不顾自己的伤情，先找到了张闻天同志，向他谈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稼祥同志说，到遵义城需要开一个会，总结一条党的军事路线。正巧，闻天同志也考虑了这个问题，他表示同意。当然，周恩来同志也同意了。接着，稼祥同志还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朱仲丽：《“关键一票”的由来》，《革命史资料》，一九八○年第一期。伍修权也如此说：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王稼祥同志第一个促成了会议的召开，张闻天同志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会议从酝酿准备到组织领导，李德就已经被排除在外了。伍修权：《我的历程》，第八十一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在“毛、张、王”之中，王稼祥谈及和毛泽东同在担架队的情形：
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同志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泽志同志的决心。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张、王”中的张闻天，在忆及瑞金云山古寺那次与毛泽东的长谈后，说道：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就在“毛、张、王”住进易宅的当天，西门子电话机就安装在毛泽东宽大的写字桌上，屋里生了炭火盆。楼上共三间房，毛泽东住在东边的一间前房，后房住着他的警卫员陈昌奉和卫生员。张闻天、王稼祥住在西边一间的前房、后房。中间是客厅，放着一张长方桌子和几把太师椅，那里成为“毛、张、王”一起进餐之处，也成为一起商谈、筹备遵义会议的所在。至于贺子珍，预产斯日近，正随休养连住在遵义第三中学里。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柏天顺”酱园的小楼成了纪念地
除了“毛、张、王”三人住在湘江东岸的新城之外，其他的中共和红军首脑们差不多都集中住在湘江之西的老城中心区。贯穿老城的一条南北大街，叫子尹路（曾名枇杷桥），是以遵义名人郑子尹的名字命名的。郑子尹是清朝道光年间举人，集学者、诗人、书法家于一身。他名郑珍，字子尹，晚号柴翁，著有《说文逸字》、《巢经巢集》等。子尹路两侧，大都是木板平房，只是路东八十七号内，却有着一幢比古寺巷易宅更加豪华的洋楼，是当年遵义城里首屈一指的漂亮住宅，后来成了红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遵义会议就是在这幢楼里召开的。一九六一年三月这幢房子被中国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如今，这幢房子气势雄伟的门楼，当年是三爿门面店铺。今日门楼上高悬毛泽东一九六四年手书“遵义会议会址”六个金色大字之处，当年是“柏天顺”金字招牌悬挂的地方。“柏天顺”，名闻遵义的酱园。远近的百姓要买酱油，总买柏家的。“柏天顺”这字号，取“天天顺利”之意本书作者于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在遵义采访了柏辉章胞弟，据其称，柏家原在遵义城外，跟人打官司，输了地，进城做酱、醋生意，佃了此处冉家的房子开铺。
酱园的生意尚可。不过，柏家能够花大钱造那么豪华的私邸，却是因为“酱”门出了“虎”子——柏辉章。
柏辉章之父柏杰生，生七子二女，柏辉章为次子。一九二一年，父亲为了避免抽壮丁，把二十岁的柏辉章送往贵阳，进入贵州讲武堂骑兵科。此后，柏辉章从班长逐级升至师长，成为王家烈手下的嫡系。柏辉章个子中等，壮实，口才不错，佩两颗星中将肩章。当了师长，弄到了“外快”。一九三○年，他托人带钱给长兄柏继陶，供家中造新屋之用。
柏辉章多年在外，见识颇广，他关照长兄，房子的设计要别出心裁。长兄柏继陶曾在上海读书，也见过上海种种洋房。这一回，他专门去上海，参观各种西式洋房，带回各种图纸，请人设计了中西合璧的“柏公馆”。柏公馆颇为考究，宽敞的回廊，转角楼梯，青砖廊柱，雕花门窗，窗上装饰着国民党党徽，就连天花板上的灯，都是从一只鸟或一朵花的雕塑中伸出来。耗资三万多银元，柏公馆终于落成。易少全见了颇为羡慕，于是照此风格，在古寺巷另建一幢。知道红军过了乌江，进取遵义，于是柏辉章发来急电。柏家老小，雇了几顶轿子，带着细软，悄悄溜往贵阳。
红军进遵义时，柏家只有一两个伙计看门，考虑到此屋地处闹市中心，交通方便，就选作红军总司令部驻扎之地。周恩来和邓颖超、朱德和康克清住在楼上，中央军委总部、总参谋部在楼下办公。刘伯承、彭雪枫、张云逸都住在楼下。
柏公馆楼上，周恩来和朱德住房旁边，有一宽敞的客厅。那里，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站在柏公馆的回廊上，抬头可以望见不远处杨柳街天主教堂屋顶的十字架。天主教堂成了红军召开干部大会、群众大会的场所。
新中国成立后，当中共上海市委着手寻觅当年中共“一大”会址时，中共遵义地委、市委则开始寻觅遵义会议会址。
一九五一年一月，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共建党三十周年纪念日，遵义成立了“遵义会议纪念建设筹备委员会”。虽说柏公馆在遵义是很显眼的，可是，最初竟把“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牌子挂到了天主教堂去。其实这不足为奇，因为遵义会议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除了与会者，很少有人知道在哪里召开。天主教堂那时常常开会，就以为遵义会议在那里召开。那块“遵义会议纪念馆”牌子在一九五四年从天主教堂收了下来。因为这年一月，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给中共遵义市委寄来一函：“在某个文件上查出，一九三五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的。”哦，柏公馆！中共遵义市委一下子就找到那幢酱园里的二层楼房，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