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2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泽东决定撤围。就在这时,李立三派来的长江局代表周以栗,要求毛泽东坚决执行中央命令,于是再度对长沙发动进攻。
毛泽东与周以栗彻夜长谈,陈述了不能再攻长沙的原因。他写下一封致中共中央的信,说明了退兵的理由,交给周以栗带去。长沙一仗,使红一军团损失一千六百余人,红三军团的损失人数也与红一军团相近。于是,毛泽东在九月十三日带着部队撤退,退往湖南株洲。毛泽东的意图是带部队回到赣南。十月三日,毛泽东率部包围了江西南部重镇吉安县城。午后二时,毛泽东下达了对吉安发起总攻的命令。这一仗打得很漂亮,一下子缴获了上千枝枪。拔掉了吉安这钉子,使赣南一片红色,只剩赣州一座孤城未克。十月十七日,毛泽东率部抵达江西中部的峡江县,收到中共湘东特委九月以及九月以前发出的三封信,转达来自中共中央的命令:再度进攻南昌!毛泽东无奈,于十月十九日复函中共湘东特委:“我们目前的行动,是前去占领南浔路,进攻南昌九江消灭敌人……”正在毛泽东十分为难的时候,中共中央发生了重大变化。那是由于中共中央设在上海,而那时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毛泽东尚不知李立三已经下台!八月下旬,瞿秋白、周恩来从苏联回国,制止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九月二十四日,在瞿秋白、周恩来领导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宣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路线。虽然毛泽东没有出席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但是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等于恢复了他在八七会议时的党内地位——他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被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经过了将近四个春秋,他这才终于重新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直至一九三○年十二月上旬,从中共中央来了一位“大员”,毛泽东这才详细得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情形。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派来的只是交通员、巡视员,这一回派来的却是一位政治局委员!这表明中共中央越来越重视朱毛红军了。
派来的政治局委员,当时名叫“江钧”,即项英。项英是织布工人出身,所以在中共“六大”强调工人成分时,他不仅进入了政治局,而且成了政治局常委,在党内的地位远远高于毛泽东。他甚至还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斯大林会见过项英,夸奖过他,还送了一支手枪给他,这使项英在中共党内的声望骤升。
自一九三○年八月起,项英又兼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项英传达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传达了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的批判。内中,还传达了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决定立即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以加强和统一中共中央对各苏区党的领导。这一新的机构,命名为“中共苏区中央局”。显然,这“中共苏区中央局”,成了苏维埃地区的中共最高领导机构。关于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早在一九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的《中央关于在湘鄂赣三省成立苏区中央局给长江局的信》中,已经指出:“中央决定在湘鄂赣三省苏维埃区域中,成立苏维埃的中央局,以指导所有的苏维埃区域中的工作。”
中共中央派出的组织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最初人选是关向应。关向应是满族人,一九二四年曾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回国后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只是关向应赴任时,因道路阻隔,半途而返。
一九三○年十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改派“江钧”前往苏区。中共中央在致毛泽东的信中写及:“苏区中央局在江钧同志未到达以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泽东同志代书记。”可是,当时正忙于作战,拟议中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并未建立起来。直至项英到达苏区,这项工作才终于落实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布镇正式成立,书记并非毛泽东,而是周恩来。由于周恩来尚在上海,因此任命项英为代理书记。这样,项英成了苏区的中共最高领导。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由九人组成:周恩来(未到)、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未到)、余飞(未到)、曾山及湘赣边特委、少共中央各一人。其中的曾山是江西吉安人,当时任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一九三○年十月七日,在吉安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曾山当选为政府主席。一月十五日,在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同时,又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毛泽东、朱德任副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军事的最高领导机构。这样,在苏区,形成了项英、毛泽东、朱德“三驾马车”的新格局。项英成为苏区的最高首长。
李立三的下台,使毛泽东又渡过了一次政治危机。不过,项英当时并不认为李立三是路线错误,而只是策略的错误。项英的到来,并非彻底扭转李立三路线在苏区的影响,反而不时和毛泽东产生新的矛盾……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1
攻南昌,战长沙,虽说毛泽东迫不得已,却耸动了视听,成为国民党报纸上的“热点新闻”,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于是,红军名声大振,毛泽东也名声大振。
毛泽东成为街谈巷议的传奇人物,如他所忆:
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当地(指毛泽东家乡湘潭——引者注)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种我的地的人,说我回来看我的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有砍掉的,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斯诺:《西行漫记》,第一百五十一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毛泽东成了知名度很高的人物,“湖南农民都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悬了很大的赏格不论死活要缉拿我、朱德和其他红军领导人”斯诺:《西行漫记》,第一百五十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毛泽东名震中国,蒋介石把他视为心腹之患。无奈,从一九三○年五月起,蒋介石正忙于“蒋、阎、冯中原大战”,跟阎锡山、冯玉祥逐鹿中原,打得不可开交。到了一九三○年十月,“蒋、阎、冯大战”以蒋介石取胜而告终,蒋介石便腾出手来,对付毛泽东。
蒋介石在一九三○年八月五日,任命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为“鄂、湘、赣三省剿匪总指挥”。何应钦受命伊始,说了一通“深刻”的话:
“各省从前剿匪,大都不免省界观念,能将共匪驱出省界即为了事;他省如何不欲过问。故匪等东击西窜,不能根诛尽绝,反而愈延愈广。国府因见及此,特命行营负此专职,统筹兼顾,谋根本解决,以矫正前此之流弊。”这么一来,也就从过去的“会剿”,改为“围剿”。蒋介石在十月七日攻占郑州、平定中原之后,便确定赣南为“剿匪重点”,着手部署第一次“围剿”。南昌市中心洗马池,那里的江西大旅社忽地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外人莫近。这家大旅社是当年南昌首屈一指的豪华宾馆,三年多以前周恩来等便是住在这里发动八一起义的。十二月七日,蒋介石抵达这里,召开“剿共军事会议”。几天之后的十二月十二日,上海《民国日报》的“南昌通讯”,便报道了蒋介石这一动向:“蒋主席为限期肃清赣境共匪起见,特电召十八、新五、新十五等师师长来省开军事会议,并面授机宜,各师长将陆续由前方赶到,晚即在总司令部行营开会,出席者有何成浚、朱绍良、鲁涤平及张辉瓒等十余人……”会后,蒋介石在南昌设立了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南昌行营主任,表明这次“围剿”的声势不小。
蒋介石“面授机宜”,制定了“围剿”的十六字方针:“长驱直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猛进猛打。”他调集了十一个师两个旅,约十万兵马,进行“围剿”。另外,还派出三个航空队,以造成空中优势,因为红军没有一架飞机,连高射炮也没有。说实在的,那时的蒋介石,还没有把毛泽东放在眼里。他以为,作了这么一番“面授机宜”之后,足以“荡平共匪”。他在南昌逗留几日之后,便带着吴稚晖、周佛海、邵力子、陈布雷上庐山作逍遥游,不久就返回南京去了。
毛泽东面对其势汹汹的十万敌军,却在那里读《孙子兵法》。他以为孙子所说的八个字,极有见地,那就是:“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尽管许多人主张“主动出击,北上迎敌”,甚至提出“主动进攻九江南昌”,而毛泽东却依据《孙子兵法》提出了四字方针:“诱敌深入”。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上,对“诱敌深入”方针作了阐述。他以为,当强敌扑来之际,红军应向根据地内撤退,不应硬拼,在退却过程之中选择有利时机、有利地形消灭敌军。毛泽东在会上说:“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前面,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后来,毛泽东作了如此生动的形容: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百○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毛泽东学林教头,在蒋介石的十万大军面前退让着。而根据蒋介石的“长驱直入”的方针,蒋的部队也就随着红军的退却“长驱直入”了。在蒋介石诸将之中,有一位名唤张辉瓒。《民国日报》的“南昌通讯”中提及蒋介石“面授机宜”的将领之中,便有此公的大名。
张辉瓒是湖南长沙人,年长毛泽东七岁,曾在北伐战争时与毛泽东相识,不意如今成了交战的对手。张辉瓒此人,是一员地道的武将:早年在清朝军官讲武堂学习,然后又去日本士官学校和德国学习。他比起毛泽东“强”多了,因为毛泽东连军事学校的大门都未曾进去过,更不用说留日、留德喝洋墨水了。
张辉瓒在一九二四年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师长。一九二九年,出任南昌卫戍司令。一九三○年三月,兼任江西省“剿匪”总指挥。由于他屠杀共产党人不眨眼,因此人称“张屠夫”。这一回,“张屠夫”受命“剿匪”,趾高气扬。他向部下发表训词:“吾党与共匪势不两立,此番不剿清,誓不生还,愿吾汝辈共勉之!”张辉瓒挥师南下,在樟树镇驻营时,第五十师谭道源的参谋长李家白曾去看望,记下了当时的印象:
张住一楼房。我师副师长森岳邀我去看看他。一进大门,只见守卫士兵各荷自来得手枪及马刀各一,枪柄吊金红丝穗,佩系颈上,刀柄系蓝绸制的国民党小党旗;穿着崭新的灰色军服,看来十分威武。大门口站四个卫兵,楼梯上下各一个,房门口又站一个。张素爱排场,这时更令人刺目。我们见面彼此客套一番。张正为人谋差使,写好了介绍信,叫“来人”,一马弁(当时通称卫士为马弁)应声进来,张命:“叫特务连长拿我的私章来!”一会儿,特务连长进来拿出师长的私章盖上,仍把私章带去(特务连长张达泉系张的胞侄)……李家白:《反共第一次“围剿”的源头之役》,《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五辑。
江西中部的东固,驻有红军主力。因此国民党新编新五师师长公秉藩和张辉瓒,分别率部朝东固进军。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2
张辉瓒求胜心切,十二月二十日晨,便率部逼近东固。清早,浓雾遮日,张部在雾中听见人叫马嘶,判定为红军主力,当即发动强攻。对方人强马壮,马上予以猛烈还击。双方在浓雾中激战。张辉瓒以为,这下子真的遇上红军主力,乃是千载难逢的立功之机,下令猛攻。双方厮杀正酣,浓雾渐消,对方发觉死者穿的是十八师符号,大吃一惊,急忙吹号联络。张辉瓒部队一听号声,方知对方不是红军,原是公秉藩的新五师。这一场大战,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打自家人”。事情是这样的:毛泽东见公秉藩、张辉瓒两师朝东固扑来,为避其锋芒,于是退兵至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