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3年第4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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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意谁料，父亲退了休之后，母亲竟先父亲而去了。空落落的房子里只剩下父亲一个人，只好由离了婚的二妹搬回来照顾他。此后，父亲像一尊年久的雕像一样逐渐地风化了，开始的时候他还多少还有些挑剔的事，后来就没有了，任凭妹妹怎么唠叨，他的脸平静得像一盆水。　
　　我知道，父亲是孤单的。　
　　在母亲活着的时候，我经常回家——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儿子在社会上，在工作上，或者在自己的家庭中受挫的时候才回去的。与其说是看望母亲，莫如说是去母亲那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吧。　
　　回家之前，我一般会在楼下的饭馆买一两款传统的热菜，让服务生送上去。父亲既然已经退休了，吃饭店的事自然也就断了。儿子买上一两盘老式的热菜，也算是晚辈对离职的父亲的一种理解吧。　
　　父亲年轻的时候是很英俊的。看他保存的那张茶色的照片，很像一个５０年代的电影明星。据他自己说，４０年代在坡镇铁路文化团的时候，他是那个团的编剧。　
　　逢年过节，我总要托朋友弄一瓶纯正的日本清酒给父亲送去。父亲早年曾在日本留过学。他对日本清酒情有独衷。只是他现在老了，喝不动了，不过看到他沉迷地品尝清酒的样子，我们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我常说，人总是生活在回忆中的。今天的日子其实是留给昨天、留给回忆的，明天与未来，我们都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也无从预料。　
　　父亲喜欢吃甜食的习惯似乎也是受了日本人影响。记得小时候，他常做那种放黄豆的大米饭。现在我偶尔也做，味道的确是有一点特殊，有一种甜丝丝的清香味儿。　
　　　
　　每逢我回家的时候，母亲总会问，儿子，最近怎么样？我照例说，挺好。我自然不能将自己内心的苦闷与脆弱向母亲倾诉。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成家立业了，我应该有能力处理自己的难题。更何况，凡世中的事说来话长，我不应当把冗长的俗务对自己的母亲倾述。我只是想在母亲身边坐坐，说一些让母亲开心的事，这就足够了。　
　　记得，我每次走的时候，母亲总是说，儿子，皮鞋擦一擦，衣服穿得整齐一点，精精神神的，像个男人样。　
　　我说，知道了。　
　　从母亲那里出来，我总觉得身上增加了——某种神奇的力量，人也变得有信心有活力了，可以用充沛的精神风貌去面对茫茫人海了。　
　　人间的岁月总是过得很快，一晃，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父亲进入八十高龄以后，患了脑溢血，留下了颇严重的偏瘫后遗症，行动起来像挣扎一样，十分的困难，他呜呜地讲话，连我这个当儿子的也一句听不懂。我想，亏着有离婚的二妹照料，不然，他的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二妹看着偏瘫的父亲叹着气说，看来，我这辈子也不能再结婚啦。　
　　其实，二妹四十岁，人长得也周正，身体很好的，且又是个理家的好手，为了照顾父亲不再结婚，对父亲无疑是一种大孝，但是对她自己则无论如何是一种残忍了。　
　　然而，这人世上的事，亲情之间的事，又有谁能够说得清楚呢？　
　　父亲每每听二妹说这样的话，先是呵呵地乐，然后便呜呜地哭起来。　
　　二妹说，行啦行啦，这又是哪一出啊。　
　　父亲便立刻不哭了。　
　　昔日里父亲的威严在不能自理的生活中已经消失殆尽了。有时候静下心来想一想，人的一生也怪可怜的。　
　　母亲辞世之后，在长辈中，父亲是我惟一的亲人了。　
　　在母亲刚刚去世的时候，我去看望父亲，还仅仅是传统式的儿子对父亲的探望与问候而已。想不到时间一久。心境变化了，与昔日看望母亲的目的一样了。　
　　父亲由于偏瘫，行动不便，既不能接电话，也不能为你开门（他听得清你在电话里说什么，但他说的话你一句也听不懂。于是他不再接电话，躺在床上，任凭铃声响着）。于是，我的口袋里便自备了一把父亲家里的钥匙。倘若赶上二妹出门不在家，我便可以用自备的钥匙打开门进去。　
　　去父亲的家，要经过一个热闹的市场。父亲曾在这儿昂昂地走过春夏，走过秋冬，那时他还在工作岗位上，偶尔也有车子来接他，或者去开会，或者去见什么人，或者去吃馆子……他总是那样旁若无人地上车，或者旁若无人地下车。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如逝水般地流走了。　
　　生命真的很脆弱呵……　
　　父亲住在三层上。　
　　上了楼，打开门，我一边在走廊换鞋，一边高声说，是我。　
　　二妹若在家，便会从厨房出来说，三哥来啦。看，咱爸又屙裤子了，臭死了。　
　　我就笑笑，并不搭她的话。　
　　家里还是老样子，和记忆里的家没有任何区别。只是窗台上的花不行了，盆盆都是那种有气无力的样子。记得母亲最喜欢的那盆扶桑，自母亲死后，秋天里没人给它剪枝了，父亲也不让剪，他好像很忌讳这件事。它就那么任意地长，不再开花了。　
　　躺在病榻上的父亲是不能动的，缩缩成一个小老头了。我过去一脸笑容地说，爸，你气色不错啊，挺好啊。　
　　然后，坐下来，点一支烟同父亲聊——其实只是我一个人在说。当然，我只说那些开心事，以及自己近期的行踪。　
　　有时候，我同父亲也聊一些政府及政策上的事。尽管我知道的不多，我还是尽我　
　　所知地讲给他听。父亲毕竟是公务员出身，他关心这种事。　
　　父亲听着，偶尔也呜呜地问几句。我便极努力地去听，但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　
　　我说，爸，我听不清你说什么。　
　　父亲就不再说了。　
　　尽管与父亲见面总是我一个人在说，但是，我内心的那份苦楚却在这样的“交谈”中渐渐地化解掉了。　
　　去看父亲的时候，我从不买东西，只是塞给父亲一点钱。之后，我们父子便相互甜蜜地笑了起来。　
　　我知道，父亲在二妹的照顾下过得还好，我知道他不缺什么，只是，买药的钱总应该是不够的吧。　
　　在父亲那里，我呆的时间并不长。　
　　父亲毕竟是个病人。　
　　每当我要离开的时候，二妹便唠唠叨叨地说，三哥，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都这么大岁数了，如果家里不给你做，你就到饭店去吃，要两菜，要一瓶啤酒，也不贵。　
　　听妹妹的口气，好像他的哥哥在家里受多大的委屈似的。也可能是她觉得母亲不在了，才说这样的话。　
　　我说，好的，好的。　
　　我常在饺子馆里看到一些年老的男人，坐在那里等着吃饺子。我看到他们便想到了自己的明天。我知道，我将来会跟他们一样，儿女走了，老伴儿万一又不在了，想吃饺子，只好一个人到那里去……　
　　记得一次女儿要买一个ＤＶＤ，我们一同去了，买这种东西有促销活动，赠送一个折叠的帆布椅。我其实更多地是看好了这个椅子，心想，将来老了，孤家寡人的时候夹着它去江边坐坐吧……　
　　离开父亲的家，走下楼去，走到万头攒动的街上，心里总泛起一股莫名的凄凉，老父亲已经80多岁了，倘若哪一日天不假年，我这手中的钥匙不就没用了么？到了那时，其情将何以堪呢？　


在灿烂的阳光下
野　莽　
　　城生的皮肤长得很白，不光是脸上白，身子更白。他最害怕过夏天，因为一到夏天母亲会让他穿汗衫短裤，那么他就会露出很白的胳膊和腿，这样一来，班上的黑孩子们必然对他群起而攻之。放学的时候走在路上，他们总要捡起石子打他，看看这样白的身子流不流血，流出来的血是不是白的。一边打一边还喊着口号，我叫你白，你这个小反革命！　
　　他的身上常常是红一块紫一块的，妈妈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不小心碰到了哪里，妈妈心疼地伸过手来，他却把身子远远地躲开了。城生不听妈妈的话，大热天也穿着长衣长裤去上学，然而这样仍不行的，黑孩子们越发不放过他，他们打着赤膊，挺着肚子，在路上耀武扬威地行走着，见了他就发一声喊，扑上来要扒下他的裤子，看这个小反革命的鸡鸡是不是白的，吓得他撒腿就逃。他的腿子虽然很白，跑起来却是风快。　
　　久而久之，他对他们心怀了仇恨，如同他们对他。但他内心却对他们充满了羡慕，他们身上的肌肉都是麦子色的，有的比麦子的颜色还要深，就像是一条一条的黑泥鳅。而城生则不然，音乐课女老师有一次望着他，望着望着竟发呆地说，真像是一条银龙鱼！　
　　为什么这样白呵？城生苦恼地想着，他几乎要愤怒了。　
　　夏天里城生还怕上体育课。体育课老师喜欢带他们去河里游泳，学校后面有条一丈多宽的小河，两岸都长着垂杨柳，河水淹齐大人的膝盖，清凌凌的河水中看得见游动的小鱼，看得见河底的青苔和卵石。但河水流着流着就汇成了一个河滩，水色渐渐变得淡绿，到了滩心就绿得见不着底，再过去渐渐又变得淡绿了。体育课老师从裤兜里掏出一根绳子，一头拴在这岸的一棵柳树上，一头拴在那岸的一棵柳树上，把河水拦腰划出一条界线，让女孩子坐在河边看守衣服，男孩子穿着小裤衩儿，排队跳下河去。体育课老师用手托着他们的下巴颏儿，一个一个地教着划水，其余的就围成一圈儿，在水里嘻嘻哈哈地观看。　
　　城生想着自己身子太白，怎么也不肯去那里被人围观。而且他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同学们都打着两只赤脚片子，惟有他穿了一双白底黑面的布鞋，这是妈妈给他做的，妈妈决不许他打赤脚，以免脚被什么扎了，她说爸爸的脚在农场时被扎过一次，后来肉都烂了，差点儿得了破伤风。因此城生的脚就一年四季捂在妈妈做的鞋里，捂得又白又嫩，脱了鞋在河滩上走，他的身子会硌得一蹴一蹴的，下水没走两步就滑倒了。体育课老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何况少来一个孩子，他还少托一个下巴颏儿呢，见城生都痛苦成了那个样子，就特批他独自一个留到河边，在河水最浅的地方扑腾扑腾，这样与其说是游泳，不如说是洗一个凉水澡。　
　　在浅水里扑腾的城生心里却仍怀着游泳的理想，他将上半个身子趴在沙滩上，下半个身子浮在河水中，扭过头去观看体育课老师，模仿着被他托住下巴颏儿的男同学，双手在沙子上面做着划水的姿势，同时双脚也在水里一下一下地蹬动着，这样做当然是很安全的，无论如何也不会淹死。河里的黑孩子们远远地望见一个小白人儿伏在沙子上做广播体操，大声地取笑着，只是碍着体育课老师的面，没有捡起石子向他打来。　
　　每次到河里游泳都是这样。　
　　有一次城生放学回家，邻居阿姨把他拦在了屋外，说妈妈在屋子里生小弟弟呢。城生感到好奇，用舌尖把窗纸舔破一个小洞，他看见妈妈已经把小弟弟生了下来，小弟弟身子是红猩猩的，城生一下子高兴坏了，他以为小弟弟长大了就是这个颜色，就会跟麦子色的孩子们一个模样。却不料小弟弟长着长着就长变了，又变成他那么白了。城生失望极了，一想到小弟弟以后上学读书，将跟他一样挨黑孩子们的打，他就难过得要哭出来。　
　　生小弟弟的那一年，爸爸在农场劳改的时间快要满了，妈妈却挺着大肚子被调到乡下，在一家小供销社卖百货，下班后住在一间石板房里。小弟弟是妈妈在乡下的石板房里生下来的，所以取名叫乡生。　
　　乡生长到上学的年龄，城生已读到了六年级，兄弟俩的身子一高一矮，皮肤却是一样的白，一看就是一个娘生的，想不承认都不行。开学的季节正好又是夏天，城生要带乡生第一天到校，乡生上身穿一件小汗衫儿，下身穿一条短裤衩儿，胳膊和腿白得晃眼。城生站在屋当中长时间地不走，他说，换个长的穿着！　
　　乡生眨巴着小眼睛问，大热天为什么呀？　
　　城生小声吓唬他说，学校不许！　
　　母亲瞪了他一眼道，没听说有这规矩吧？　
　　城生勉强带着乡生去了，果不其然，上学第一天乡生就受到袭击。刚一放学上路，一片笑骂声追了上来，我叫你白，你这个小反革命！城生在他们的口号声中一边用手护着自己的头，一边用身子把弟弟挡住，然而乡生的腿上还是中了好几颗石子。乡生哭着回家，一路上城生又对他说，不许让妈妈看见，要问就说是在树上碰的！　
　　幸好妈妈没有看见。妈妈从早到晚卖着百货，下了班还要做饭洗衣，做完这些天都黑了。　
　　一个星期都这么过去了。　
　　星期天吃罢早饭，城生对乡生说，我带你到河边去玩，不许让妈妈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