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隋-第4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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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君宪急切问道，“何时奏报圣主？由谁报奏圣主？如果白发贼把这一秘密也告诉了段达，那如何是好？”
“如果白发贼也告诉了段达，段达的奏报就已经在送达行宫的路上了，你就要以更快的速度赶至博陵，崔氏和刘氏就要在最短时间内化解危机。”接着封德彝以非常肯定地口气说道，“不过某相信，白发贼绝无可能告诉段达，因为那可能导致事态失控，一旦局势恶化，白发贼深受其害，等于自取其祸，所以你不必焦虑，到了博陵后再视局势的发展做出定夺，只是考虑到时间紧张，而圣主和中枢随时都有可能返京，这个报奏时间还是越早越好。至于由谁报奏，你们还是商量着办，原则就是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
卢君宪一口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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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四十七章 关键人物
封德彝送走卢君宪后，一个人坐在昏黄的烛光下，陷入沉思。
他有强烈的不祥预感，虽然他一再安慰卢君宪，对博陵危机的处理也表现的自信满满，但实际上他非常不安，预感到危机处理的难度非常大，不仅是因为有段达这样的关陇人在一旁虎视眈眈，还有大漠北虏所收买的大量卖国贼窥伺一侧，冀北豪门在内外“对手”的夹击下，腾挪余地并不大，很难做到两全其美。
如果冀北豪门既想悄无声息地解决危机，把阴谋者统统铲除，又想把无遮大会继续办下去，赢得圣主的欢心，那就未免过于托大了，很有可能弄巧成拙，竹篮打水一场空，最终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自取其祸。
所以目前局势下，两全其美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冀北豪门必须做出决断，毅然公开危机，以壮士断臂之勇气，自我救赎，力争把损失降到最低，但这无法保证圣主和中枢不会报复，不会杀鸡儆猴，不会以血腥手段来威慑边陲的叛国贼，一旦圣主和中枢把矛头对准了无辜的地方豪雄、僧侣信徒和胡虏商贾，大开杀戒，则冀北豪门虽然本身损失不会太大，但关联利益上的损失太大了，家门口的利益都保不住，不仅是奇耻大辱，更沉重打击了豪门的尊严和威信，隐形损失难以估量。
封德彝可以肯定，当卢君宪报信于博陵崔氏和中山刘氏后，这两大豪门的选择必须是前者，必然以为自己有绝对把握做到“两全其美”，必然低估了这一选择所蕴含的巨大风险。
他们和卢君宪一样，都会低估“宋子贤行刺圣主”在政治上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而原因就是他们都会错误解读白发贼突然泄露这一重大机密的目的，他们都会想当然地认为此事是假的，是白发贼故意陷害栽赃，是白发贼为了联盟能够立足燕北而蓄意挑起冀北和幽燕两大豪门之间的厮杀。刺杀既然是假的，那事态就可控，危害性也就有限。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即便有居心叵测者为了打击冀北豪门而利用此事大做文章，但冀北豪门也不是吃素的，不是软柿子，不会由宰割。
然而封德彝却相信白发贼，他断定此事是真的。既然是真的，那白发贼就不是陷害栽赃，而是仗义相助，是要拯救冀北和幽燕两大豪门于危难之间。冀北豪门与幽燕豪门虽然因为地域利益有矛盾有冲突，但毕竟是同气连枝的兄弟关系，关键时刻还是合作，还是一致对外，所以白发贼此举等于卖了范阳卢氏一个大人情，可以有效缓和幽燕豪门和冀北豪门之间的矛盾，为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即将爆发的南北战争打下基础。
但白发贼深谋远虑的不仅仅是推动北疆地方势力的团结，还力求缓和圣主、中枢与北疆地方势力之间的紧张关系。
宋子贤行刺圣主的直接后果就是挑起了圣主、中枢和冀北、幽燕豪门之间的斗争。
中枢核心层没有山东人，这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说明圣主对山东人抱有相当大的戒心，如此一来圣主身边基本上都是关陇人和江左人，而他们为了巩固和加强自身权力，必然联手阻止山东人进入核心决策层，于是山东人在中土最高权力上的“衰退”就成了必然，而政治话语权越少，在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上也就越吃亏。
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是一体的，权力小了，财富也就少了，于是山东人的愤怒可想而知，山东人与关陇人之间的矛盾也就因此而加深，而山东人与江左人之间的裂缝也因此越来越大。虽然中土政局的总体趋势是山东人和江左人联手对抗关陇人，但江左人始终想渔翁得利，乐于看到两虎相争，所以山东人和江左人之间的冲突也是日益激烈，尤其东征连续失利后，河北和幽燕两地已经不是为这场战争“输血”了，而是被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疯狂“吸血”。“吸血”的后果可想而知，双方之间的矛盾已经不是利益冲突，而是生死之争，这种情况下，如果圣主和中枢还要发动第三次东征，还要进行南北大战，那河北和幽燕是什么下场不言而喻，所付出的代价之大可想而知，而得到的回报之少更是令人睚眦欲裂
东征开始后，为什么叛乱都集中在大河南北，尤其集中在河北和齐鲁这两个地方？原因无他，正是因为这场战争对这它们毫无节制的“吸血”所导致，官逼民反，当然这个“民”不是普通平民，而是掌握资源和财富的地方贵族集团。中央本来就遏制和打击他们，现在还拼命吸血榨干他们，是可忍孰不可忍，大不了鱼死网破，同归于尽。
迫于当前紧迫的中外危机和窘迫的国内政局，圣主和中枢必然要想方设法拉拢山东人，联合山东人和江左人的力量以遏制关陇人在政治上的凌厉反击，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缓和与河北豪门、幽燕豪门、齐鲁世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宋子贤行刺圣主，结果必然是关系破裂，双方本来就没有什么信任，本来对彼此都有怨恨，这下正好，大打出手，再无回旋余地。
所以说这个离间计太厉害了，这场风暴一旦呼啸而起，不但冀北豪门惨遭重创，还必然累及到幽燕、代恒等整个北疆及其周边地区的地方势力，最终两败俱伤，于是国内外局势对圣主和中枢愈发不利，而笑到最后的不仅有以关陇贵族集团为主的保守势力，还有对中土虎视眈眈时刻准备南下入侵的大漠北虏，由此不难想像它的严重性。
封德彝越想越是“头痛”，倍感棘手。
白发贼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任何把他当作一个普通反贼的人都是大错特错，而如今甚至就连封德彝都要问，“宋子贤阴谋行刺圣主”这一重大秘密为何近在咫尺的冀北豪门一无所知，而远道而来的白发贼却知道？白发贼从何得知？难道他有千里眼顺风耳？抑或，他在失踪的这些年里，在长城内外暗中布置了大量眼线？
宋子贤就在博陵郡的唐县，正在奔走筹办“无遮大会”以“迎合”圣主，所以冀北和幽燕的豪门世家、地方官府、道场僧尼、汉虏商贾都会慷慨解囊，积极支持，毕竟能够讨得圣主的欢心对大家都有好处。圣主和中枢在回京都的路上，途经博陵，必然要参加这场“无遮大会”以彰显手握天宪的最高统治者们的仁义之心。这时一旦有人袭击圣驾，刺杀圣主，结果可想而知，因此不难想像有多少双眼睛紧紧盯着大会的举办者，唯恐筹办过程中或者在大会进行中出现意外。然而百密一疏，意外还是出现了，只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发现这个“意外”的竟然是一个“外人”，一个刚刚从齐鲁千里迢迢转战而来的反贼，这太不可思议了。
封德彝突然萌生了见一见白发贼的念头，但随即又把这个荒诞的念头抛弃了。两个陌生的毫无信任可言人坐在一起能谈什么？什么都谈不了，而之前段达纯粹是无计可施了，急病乱投医，才想到要约见白发贼，但好在白发贼的目的也是逼他谈判，所以白发贼主动邀约，而做主谈判的人却是李子雄，原因正是李子雄和段达之间有信任的基础，如果换成白发贼出面谈判，段达能相信其几句话？由此推断，即便封德彝做出“惊人之举”秘密约见白发贼，见到的人也肯定是李子雄，退一步说即便白发贼亲自出面了，白发贼也不会向封德彝透露任何有实质性的东西，见了也是白见。
解铃还需系铃人。封德彝断定，自己没有解决危机的办法，而博陵崔氏、范阳卢氏和中山刘氏狂妄自大，拿出来的对策极有可能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若想在最短时间内解决危机，还得问计于白发贼，甚至，还得求助于白发贼，否则白发贼为何突然透露这一重大机密？此地无银三百两嘛。
封德彝想到了裴世矩。
反复分析、推演和权衡后，封德彝毅然决断，请裴世矩出手相助。现在裴世矩还在行宫，应该还没有动身赶赴西北，因为这趟西行时间长，使命大，要做大量准备工作，不可能说走就走。
封德彝当即伏案疾书，围绕着白发贼，把上谷战局的急剧变化和突如其来的博陵危机做了一番详细的述说，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个强烈的暗示，白发贼就是当年的那个关键人物。
这个秘密一旦暴露，必然牵扯和连累到裴世矩。裴世矩的政敌太多，之所以屹立中枢不到，依赖于圣主对他的信任，而一旦信任危机爆发，裴世矩个人的身家性命是小事，国防和外交大战略正在进行的调整、修正和执行工作必遭重挫，圣主和中枢所面临的危机会越来越大。
为防患于未然，裴世矩必然未雨绸缪，必须牢牢抓住主动权，而当务之急是，立即求证白发贼是否就是当年的那个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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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四十八章 香饽饽
八月初八上午，武贲郎将阴世师率骁果军赶到巨马河战场，双方遂以遒城为中心，重兵对峙，暂时形成了僵持状态。
涿郡留守段达传令骁果，修整一天，养精蓄锐，明日发动攻击，务必击败叛军，迅速稳定上谷局势，确保幽州不受叛军侵袭。
当日，段达、阴世师与封德彝反复商量，遂由段达拟写奏章，详述上谷贼势之猖獗。经数日激战，已基本肯定叛军拥有相当实力，且已对幽燕和冀北形成了威胁，这导致涿郡援军不得不滞留于巨马河一线全力剿贼，以防叛贼乘着涿郡援军南下高阳之际北上攻打幽州，威胁到圣主和行宫的安全。
奏章中“轻描淡写”地提到了李子雄，还有杨恭道、韩世谔、周仲、来渊、裴爽、虞柔等豪门贵胄。这才是报奏的重点所在，但因为牵扯太大，涉及到宗室皇族和数位中枢核心大臣，根本就无法确定圣主和中枢的态度，封德彝和段达只能避重就轻、不着痕迹地先行试探，以免“刺激”过头适得其反。
这份奏章必须以最快速度呈递圣主，为此封德彝慎重考虑后，还是走了裴世矩的“后门”，毕竟李子雄和杨恭道等贵胄现在都在白发贼帐下，优先把消息传递给裴世矩，可以让裴世矩对白发贼这股反叛力量及他们北上之目的，还有他们对未来整个北疆局势和南北关系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有个全面认识，不至于因为轻视而疏忽，因为大意而做出错误的判断。
八月初八午时，齐王率军赶至河间郡首府河间城。
河间城位于滹沱河东岸，距离西岸的高阳还有百余里路程。齐王下令扎营于滹沱河岸边，一边做出渡河之势，一边请求河间郡府给予粮草补充，同时派出大量斥候渡河西进，打探高阳的消息。
河间郡府能够提供的消息并不多，主要是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叛军仿若“从天而降“，铺天盖地就把高阳”淹没”了，河间郡府根本来不及作出反应，等到他们意识到问题严重时，叛军已在滹沱河西岸陈兵以待，锋直指河间城，自顾不暇了。
河间郡府本来就因为永济渠这条黄金水道而饱受渤海贼、平原贼和清河贼的频繁侵掠，所以官府把有限兵力都投在永济渠一线，此刻即便有心救援高阳，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永济渠刚刚恢复了畅通，河北诸贼尤其渤海贼格谦、高开道就在永济渠一线虎视眈眈，如果把护卫渠道的兵力调去救援高阳，永济渠必遭贼军的劫掠，一旦渠道中断，则后果不堪设想。河间郡府明智地选择了保护永济渠，确保渠道畅通无阻，同时坚守滹沱河，阻御叛军的攻击，名义上是消极防守，实际上就是冷眼旁观，静观其变。高阳宫是圣主的脸面，高阳宫若被叛军攻陷，就等于打圣主的脸，所以河间郡府有足够理由认定，涿郡留守段达一定会急速驰援。
结果大出他们的意外，一天又一天，望眼欲穿，十几天过去了，叛军把高阳及其周边的城镇都扫荡一空了，把粮食、牲畜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