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的历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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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差。下等农户的情况就更惨了，通常他们除了流浪行乞以自救，别无他法。所以，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农民经常处于破产的边缘，他们大量转化成流民，进而为游民，再而为流丐，就是毫不足怪的事了。
一贫困（3）
当历史的车轮进行到了工业社会，情况似乎有所改观。由于社会分工的扩大，社会化大生产的全面展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人类的社会生产力有了空前的提高，社会的物质财富因而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较之封建农业社会有了大幅度提高，贫困问题相应地得以缓解了，但它并未消失，相对贫困仍然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人类在发展权利上的不足以及在生存权、发展权上的严重失衡依旧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广大社会成员在生产质量上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人们在较高的发展权利，诸如教育、卫生、社交、政治参与等方面的发展权利依然严重不足。生活资料的分配不公、发展机会的严重失衡乃是当今贫困问题的主要表现形态，正因如此，乞丐在当今社会依然存在，并且数量可观，究其缘由，贫困仍首当其咎，与过去不同的是，当今的贫困大多表现为相对贫困和精神贫困，当今的乞丐因而也就具有相应的时代风貌。
二天灾人祸（1）
灾害是乞丐得以大量繁衍的温床。
灾害分为自然灾害与社会灾害两类，这里的灾害主要指自然灾害。自然灾害包括水灾、旱灾、蝗灾、风灾、雹灾、雪灾、霜灾、疫灾、地震、地沸和海啸等。
灾害频繁是传统中国的特点之一，西欧有的学者甚至称中国为“饥荒之国”（the land of famine），在中国古籍中也充满了“水旱频仍”、“饥馑荐臻”等记载。关于灾害的频率，古今许多人曾作过统计。《淮南子·天文训》：“三岁而一饥，六岁而一衰，十二岁而一康（康、荒，古代通用）。”《盐铁论·水旱》：“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李约瑟统计，在过去的2100多年间，中国共有1600多次大水灾和1300多次大旱灾。傅筑夫统计，自汉初至明末的1850年间，重灾年份多达1242年。陈达在《人口问题》中统计，自汉初到1936年的2142年间，水灾年份达1031年，旱灾年份达1060年。邓云特在《中国救荒史》中统计，自汉初至1936年的2142年间，共有灾害5150次。以上统计虽因选择角度不同、参照系不同而略有出入，但所揭示的灾害频率则是大体相近的。由是可以看出，在中国历史上，不仅灾害的种类多，出现的频率高，而且波及的区域广，持续的时间长。更为甚者，每当天灾肆虐之际，总是人祸横行之时，昏庸的帝王、败坏的朝纲、腐败的吏治，以及防治灾害手段的缺乏，社会救济的有名无实往往又加剧了天灾的危害性，人祸与天灾互为因果，互为促动，成为一股把广大人民推向苦难深渊的邪恶力量。
天灾与人祸合力摧折了小农经济脆弱的卵巢，广大农民纷纷破产，饥寒交困、妻离子散、流离失所，还有一系列不虞之祸在等候着他们。因此，每当天灾人祸横生，流民便大量涌现，人民被迫走向流亡求生的自救之路，于是乎，行乞流丐便应运而生，流民与流丐，其差别只在毫厘之间。
流民现象大规模出现，并见之于文献记载，始于汉代。《史记》卷一百三《万石张叔列传》载：“元封四年中，并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这是史籍中有关大规模流民的第一次明确记载，自此以后的西汉各朝直至新莽，流民均连年发生，史不绝书。察其原因，天灾人祸是首要原因。如成帝阳朔二年秋，“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关”。鸿嘉四年，“农民失业，怨恨者众，伤害和，水旱炎灾，关东流冗者众，青、幽、冀部尤剧”。哀帝年间，“阴阳错谬岁比不登，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平帝元始二年，“郡国大旱，蝗，青州成甚，民流亡”。王莽代汉，“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青、徐民多弃乡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壮者入贼中”；地皇三年，“枯旱霜蝗，饥馑荐臻，百姓困乏，流离道路，于春尤甚”；新莽末年，“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乃置养赡官廪食之。使者监领，与小吏共盗其廪，饥死者十七八”。（以上所引，均载于《汉书》卷十、卷八十一、卷十二、卷九十九下）
刘秀“复高祖之业”，建立东汉王朝以后，虽曾设法安辑流亡，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民问题。终东汉一代，农民的流亡从未中断：建武九年，刘秀派兵平定陇西，但“陇西虽平，而人饥，流者相望”；十二年正月，“小星流百枚以上，或西北，或正北，或东北，或四面行，皆小民流移之征”。天上是流星频现，地上则“中国未安，米谷荒贵，民或流散”。以天象作为流民之征象，虽是无稽之谈，却也反映出其时流民问题的严重。明帝时虽无流民的确切记述，但从其在位十八年间五次赐“流入无名数欲自占者人一级”的情况来看，流民问题不仅存在，而且比较严重，否则明帝便不会表现出如此的关切。章帝建初年间，“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自和帝开始，东汉的流民问题又迅速地趋于严重：和帝永元五年，“遣使者分行贫民，举实流冗，开仓赈廪三十余郡”，流民数量之多不难想见；六年，“阴阳不和，水旱违度，济河之域，凶馑流亡”；十四年，“赈贷张掖、居延、敦煌、五原、汉阳、会稽流民下贫谷，各有差”，流民已遍及全国各地，西北、东南，所在多有了。安帝即位之初，“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饥困”；“时饥荒之余，入庶流进，家户且尽”；“州郡大饥，米石二千，人相食，老弱相弃道路。”顺帝水建年间，连年灾潦、冀部尤甚。比蠲除实伤，赡恤穷匮，而百性犹有弃业，流亡不绝。“恒帝永兴元年，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延熹九年，“青、徐炎旱，五谷损伤，民物流迁”。及至灵帝时“黄巾”已起，社会动荡，“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关，北徒壶谷，冰解风散，唯恐在后”。东汉末年的献帝时期，“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刘）虞者百余万口”。（以上所引，见载于《后汉书》卷十五、《后汉书·天文志》、《后汉书》卷三、卷四、卷三十二、卷五、卷六、卷七、卷六十六、卷五十七、卷七十三）
魏晋六朝之际，天下大乱，南北分治，群雄并立，军阀混战，广大民众在动乱之中已是饱受流离迁徙之苦，加之天灾连年，更使流民大增。当时水、旱灾、风灾、地震、冰雹等自然灾害的接连发生，如惠帝元康四年（294）“京师及郡国地震”，五年“荆、扬、兖、豫、青、徐等州大水”，六年“关中饥，大疫”。七年“雍、梁州疫，大旱……关中饥，米斛万钱，八年荆、豫、扬、徐、冀等五州大水、地震”，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饥荒、瘟疫，则又在一定程度上促发了流民队伍的加速形成。
二天灾人祸（2）
纵观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在正常的王朝更迭之际，由于社会动荡，兵连祸结，天灾人祸在此时就愈显突出，流民发生的规模就愈大。而当异族入主中原之时，除天灾人祸外，又加以民族歧视政策，流民现象也十分显著。如元朝是异族入主中原的大一统王朝，终元之世，水旱荐臻，天灾频仍，蒙元享祚共一百六十三年，受灾竟达五百十三次之多。每当灾荒袭来，全国各地便呈现出一幅成千上万的人群流离失所的凄惨图景。而元朝统治者不加怜恤，却往往赋役如故，这就使愈来愈多的农民变成了“逃离奔窜，皇皇然无定居”的流民。（参见《元代流民问题浅探》，《郑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清代也有类似的问题，频繁的自然灾害致使人民纷纷流离，成为无家无地的流民。例如当时的北方地区，几乎是无年不灾，无处不灾，灾害的普遍性连续性为历代所罕有，其中黄河流域中下游尤为突出。道光三年到宣统三年的八十多年间，各种自然灾害波及直鲁豫三省区七千四百多县次，波及直鲁两省区六十七万多个村庄次。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农业经济的大破坏和人口逃亡，仅光绪二年至五年的黄河决口和水旱蝗特大灾害中，鲁直豫三省区死亡人口在九百万以上。在灾害过去之后，广大农民既丧失了恢复生产和防止新灾的能力，又重新陷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剥削之下，相当多的人不得不把“逃荒”视作出路。在保定以西河间以南，大率一村十家，其经年不见谷食者，十室而五，逃亡迁徙者十室而三，逃荒乞丐充塞运河、官道之旁，倒毙满路。茌平、东平等周边各州县，“十室九空”，“少壮皆逃亡”。山东各处多年亢旱，“田既无收，人因鲜食，故扶老携幼，结队成群，相率逃荒于奉锦各属，以觅宗族亲友而就食”。（参见《关于清代东北流民》，《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5期）
流民们抛开田宅家什，离开故土，迁徙他乡，一般说来，他们就此丧失了产业，也没有了职业，因此在他们中间转变为“无恒产”、“无恒业”的游民乞丐是极有可能的。诚然，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时期，尤其是新旧鼎革之际产生的流民往往在新王朝建元之初大量存在，而新王朝的统治者在绍统之初尚能颁布法令，招抚流亡，或安置流民，分给他们一定的田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希冀使流民重新成为王朝编户之下的齐民。但这些举措在实行过程中是大打折扣的，并不能使每个流民都重新回归故土，并成为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个中原因除了王朝政府举措本身的不完善，还有地主豪强的欺凌盘剥，地方官吏的营私舞弊等等，这样一来，流民中间许多人就转化成无田园可耕，无家室可依，无财产可置的赤贫者，他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落草为寇，成为与王朝政府为敌的“山贼草寇”，即一种民间自发的反抗社会的群体。另一条路就是继续流亡，在流亡之中行乞求食，以求得生存。
流民沦为流丐，历代均有。
唐代诗人皮日休在其《三羞诗·序》中谓：“丙戌岁（唐懿宗咸通七年），淮右蝗旱，日休寓小墅于州东，下经后，归之。见颖民转徙者，盈途塞陌，至有父舍其子，夫捐其妻，行哭立丐，朝哭夕死。”这是灾民流离生活的真实写照。
又，清代前期和中期，闽粤两省的一部分流民渡海到台湾谋生，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台求不到固定的工作，从而沦为游民或乞丐，据载：在康熙末年，闽粤两省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人口多向南洋等地流动。政府禁止前往南洋以后，游手无赖“群趋台湾”。雍正年间，福建官员奏报：福、兴、漳、泉、汀五府生齿日增，本地所产不敷食用，“粤东一带地广人稠，山多田少”，“所产米谷，不敷民食”，于是台湾成为闽粤人口流动的一个去向。向台湾移民的是哪些人呢？在早期，除了少数商人富有户以外，多数是游民。“流寓之人非系迫于饥寒即属犯罪脱逃”；“此等渡台民人，多属内地素无恒产，游手好闲之徒”。《台湾县志》曾经作过这样的分析，认为偷渡去台湾的多是无所依者、有所迫者、多所贪者和窘所施者。换句话说，是惰游失业、负罪逃弃、手无技能，倚奸为利之徒。这些人到达台湾以后，一部分人找到了职业，“上之可以致富，下之可以温饱”，成为农民、工匠甚至地主、富户。但是另一部分人本来就是“游手无艺、不事耕桑者”，他们难得固定的职业。乾隆中叶闽浙总督苏昌奏称：“偷渡过台之游民日众，昔年人少之时，依亲傍戚者无不收留安顿；近有人满之患，不能概为留，此辈衣食无依，流而为匪，非鼠窃狗偷，即作奸走险，无所不为。”台湾省乞丐队伍因而大增。（参见：《清代台湾的游民阶层》，《台湾研究集刊》1987年第1期）
游民，作为无业或没有固定职业的单身汉，他们的生活来源往往靠乞讨或强乞。所谓“游食四方”、“沿街强乞”、“日为流乞，夜行鼠窃”，是游民日常生活的一般情景。有时他们还聚众强乞，“要钱要饭”、“不索不休”，甚至有拦米、抢米、强借米者。
近代中国国难频生，社会动荡，人民苦愁离难，不遑生计，加之天灾肆行，流民较之于以往有增无减。乞丐队伍也就迅速膨胀了。1865年10月4日出版的《北华捷报》，对上海的乞丐大军，作了如下的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