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7年第01期-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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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短信，不会聊QQ，他只用最古老的方法向她倾吐自己的一往情深：他每天给她寄信。当然，信里面都夹了情诗。
也许那说吴侬软语的女孩觉得这样很刺激新鲜，很与众不同，所以愿意与他交往，用这种不合潮流的方式。他们有时就在人民广场见面。那地方对他们来说有一种磁场。他请她吃麦当劳，喝可乐，打出租车送她回学校。车窗两旁流动了灯光的海洋。
他又向我借钱。就像以往一样，他借钱的口气大得很，坦然得很。我拐弯抹角地问他什么时候离开上海，继续“在路上”。他说他不晓得，以目前的情况看，他可能还得待一阵子。我对他有些不耐烦了。他干扰了我的私生活。我和邮购公司的小李略略有了些进展。有个周末我试探地问她想不想去我那儿看碟。她居然显出了犹豫，而不是一口回绝。但这个家伙住在我那儿我是不可能把小李带回去的。何况，我习惯了一个人住。
最可恼的是有一回，我发现我床头的一口精致的进口小闹钟不见了。那是我某次参加一家外企的新产品发布会，对方赠送的礼品。另外还有一对小磁盘，也是精美的礼品，也不见了。他承认，这两样东西他拿去送给吴侬软语了。他说女孩子就喜欢这些别致的小玩意儿。
我生气地骂他。我说哑马你他*的太不尊重人了。你至少得征求我的同意，跟我打声招呼吧。你不要把主客的身份搞颠倒了！
我骂他的时候他一点儿都不尴尬，脸上挂着坏坏的笑。他说别生气嘛老兄，我们不是好兄弟吗？好兄弟之间互相拿点东西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以后跟你打招呼就是了，不生气了好不好？
他接着就跟我打招呼了。他说我有两个手机，能不能借一个给他用用，他走的时候会还我的。“放心，只给她打电话，不会打到贵州老家去的。我跟家里没有联系。”
他就这样拿走了我的一部闲置手机。我当然还得给他办张卡，预存两百块钱话费。不然的话他只能跟上帝通话。
我越来越烦他，巴不得将他扫地出门。他有太多的恶习。某些恶习我从前也有，但我现在早已改掉。我是他*的正常人了。他永远还在不正常的状态之中，并且不自知，还以为别人都不正常。
我想起我的一位台湾客户跟我说的一个笑话。他说他老爸有一回从台北开车去高雄。他在家里，开着收音机，忽然听到交通险情报道，说在快到高雄的高速公路某段有一台小车正在逆行，请接近这段路的司机朋友千万当心。他一想不好，他老爸此刻应当就在这段路上。就立即打他老爸的行动电话。他老爸在电话那头很气愤地说：儿子啊，哪里只一台小车逆行啊，是所有的车子全都逆行呢！
哑马就是这样的人。全世界的人都是不正常的，只有他正常。全世界的人都在逆行。
但我看见他趴在茶几上写诗的时候我又心软。他写诗的时候的神情极其动人。光线从侧面投向他的脸，勾勒出他清瘦的轮廓，显得庄严又圣洁。在这样的时刻他是神，是诗的圣雄，头戴荆冠，身背十字架，从稿纸上出发向天边远行。他写诗的样子让人心生怜惜。他也步入了中年，不管他其他的方面有多少改变，他写诗的那种姿态永远都是恒在的，就像雕塑一样。
这样的时候，他若向我开口借钱，借东西，借什么我大概都会答应。我说的是这样的时候，而不是其他的时候。
这样的时候我会被触动，一种久远的情感会从干涸的记忆中渐渐浮现出来，暖暖的、软软的、黏黏的、稠稠的。我知道这一刻我又回到了从前，就像我们突然读到李白的诗，会回到开元年间。
我对此惊喜，但又惶惑。最后，我劝诫自己，少来这一套。过去的，就永远让它过去。
我还是要给他挪个地方。在我们公司附近有个社区里我们租了几套房子给员工住。我叫公司里的人架了张临时床，挤进一套三居室里。那里头住了六位员工。我找了些理由，把他哄过去了。我告诉他，他可以在我们公司楼下的餐厅里用餐。
可是住了三天，那些员工就跟我提意见了。他们并不知道他是我的朋友。他们中有人跟他吵了架。因为他乱用他们的洗漱用具，而且把客厅弄得乱七八糟。他还把别人的一双新皮鞋穿了出门。他生活毫无规律，半夜开灯看书，在一个本子上写写画画，搞得大家睡不安稳。
他也来找我，苦着一张瘦脸。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双手摊开，说，他们排斥他，凶他，他不能跟这些人住在一起。而且他早已不习惯群居生活。他要求还是住回到我那里去。
“不行啊，哑马。”我说，“诗人应当生活在人民之中。你跟他们把关系搞好吧。”
“我想还是和你住在一起。只有你能够理解我。”他说。
我考虑了一下，还是拒绝了他的要求。我觉得够忍耐他的了，换谁都不会这么宽容。
“那你还要借点钱给我。”他又提出新的要求，“三百块钱。”
“这个行，这个我答应你。”我连忙答道。
两天之后的早上，我穿好衣服提上电脑包把门打开，却意外地发现哑马靠在我的门口睡着了，嘴巴微微张开。我把他摇醒。我说：“嘿，怎么回事？你怎么在这里？”他说昨晚上他跟房子里的一个人吵架，其他的人把他赶出来了。他在外头走了一夜，天亮的时候来到了我的屋门口。我说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做？他说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一点人性都没有。他们是这个城市里的猪。
“好啦好啦，我会处理这件事的。你先回去睡吧。就说是我叫你回去的。这帮家伙，太操蛋了！”我说。
“我不回去了，我还是住在你这里。你不会那样对我。你曾经是个写诗的。”
“算啦，不要提我是写过诗的。你还是回到他们中间去。我这里不太方便。”我说着把门带上，朝小区外边走。
“那个说吴侬软语的女孩子，”他忽然叫道，“和我分手了！”
我没有回头，说：“分了就分了吧。再找。天涯何处无芳草。”
他在后面叫起来：“你不要走！我想和你聊聊！所有的人都抛弃我了！我想和你聊聊！”
“我没时间。我要上班。”我仍然头也没回。
在小区大门口，我拦住了一辆的士。
他追过来，拍着车窗：“你下来，我想和你聊聊，就一会儿行不行？”
我把车窗摇下，说：“我真的没时间。公司里有个早会。回去休息吧。我晚上再找你。”
司机开动了车。我听到后车盖嘭嘭地响。司机刹住车，从窗子里探出头，朝后头吼道：“捶什么捶啊，捶坏了后盖叫你好看！”
我回过头去，看到哑马站在车屁股后，透过后窗瞪着我。我生气地对他大声说：“哑马，你太不像话了。你要干吗？”
“我要你下车。我们聊聊。我难过。所有的人都把我抛弃了。”
“我跟你说了我有事。我晚上会来找你。”我说完了就叫司机快走。
车朝前开动起来，后盖又嘭嘭的一阵乱响。
司机和我都跳下车去。哑马转身跑开，退到十几米远的地方站住。司机追上去，他又跑。司机停下来，他也停下来。总之隔着十几米远，用一种令人气愤的表情望望司机又望望我。
我摇摇头说哑马你太操蛋了。你怎么变成了这么烂的一个人！
我和司机回到车里，又开动起来。司机骂骂咧咧，说他*的这人神经病啊这人！这时，只听得后盖上嘭的一响。不是用手捶的声音，是什么东西砸过来的声音，响得很重。司机当即刹住车，跳了下去。我也下去。我在地上看到了半截砖头。司机拾起砖头就上去。哑马掉头又跑。跑了百八十米远，站住了。司机一顿臭骂，然后转身而回，手里仍抓了那块砖头。他往回走，哑马也往回走，离我们反正十几米远。司机不追了，我一时来了怒气，反而上去追他。见我追过来，他返身又跑，边跑边回过头来笑。那种笑像五岁孩子的顽皮的笑。但是我不觉得可爱，只觉得可气。我奋力追了百来米，就像他当年在他的山区中学里拿竹竿追那些捣蛋的学生。但他比我跑得陕。他跑的时候裤口袋里掉下来一个东西。我追上去一看是一个笔记本。我拾起来。他不知道掉了东西，站住了，又是那样的笑。
他脑袋后头，上海的层层叠叠的屋顶上，升起了一轮白白的太阳。
到了公司里，我还在生气。同时我也把那几个员工叫过来训了一顿。我说打狗都得看主人，你们是不是不想给我面子，嗯？！
这天确实有个董事会。我们决定了几项大事。之后，到外边吃了顿饭。我喝了不少红酒。回到办公室后我把门关上，打算躺在沙发上小睡一会。但红酒的劲来了，怎么也睡不着。我看到桌上有个东西，是我拾起来的哑马的笔记本。我拿过来，顺手翻了翻。那上头写满了诗，修改的墨团到处都是，字迹龙飞凤舞。
随便翻开一页，有两首短诗跳入了我的眼帘。
一首叫《遗忘》：
我将被黑暗带走
就像深沉的夜带走它的流星
由此我不会被人提起
我的脸在时间中模糊，犹如岁月
那些将我遗忘的人
会记住我写下的诗行：
我行走之时，通体发光
但我只是照亮了自己
一首叫《行走》：
在我左手，是高楼
在我右手，是人流
在我前方，是欲望
在我后方，是追赶欲望的狗
在我头上，是的，只有在那
无边的上面
我暂时还没有望见什么东西
让我涌出一行行忧愁
我继续翻下去，其中一首，可能是写他和吴侬软语的，有这么一段：
……
你让我产生幻觉
以为莲花在内心的早晨绽放
以为我可以暂时歇下来
喘着粗气，和一个人坐在石凳上交谈
随便聊些什么，家常、或者
你画夹里的鸽子和肖像
你让我悲伤
是因为你让我大梦醒来
我被打回到地上
红尘滚滚泥浆沾满脚丫
泪水打湿衣裳
无数的人影包围了孤单
还有《陌生》：
我对陌生一点都不害怕
因为我对你来说，对他来说
也是陌生
陌生是一种黑的颜色
就是说，什么都看不见
在这条又长又短的路上
我每天都是盲人
还有一首写到了上海：
……
我走在这个城市
这条街叫淮海路
这有老式钟楼的地方叫外滩
这些浮着焦灼表情的面孔叫人民
所以这广场叫人民广场
人民在这里溜达疲倦的双腿
喝汽水，羡慕鸽子和名贵的狗
和从路那边一闪而过的奔驰320
但那不是生活的本质
除了我，透过他们
张望内心的镜子
而他们的眼睛里只有霓虹灯
怎么也看不见，一个身份不明的人
比这广场还大得多的孤独
……
我有多少年没读过诗了？我对诗歌已经陌生，并且毫无感觉。但是读了哑马的这些诗，我忽然有了异样的心情。我觉得这一瞬间，我的身体里的某处地方，被一只手软软地摸了一把。空气凝结了。到处都显得模糊。
责任编辑 晓 枫
题 字 李 纯 博
天下洋马
何大草
第一章 革命
一
木匠马栓推着独轮车，载一只大立柜往武昌城而去的时候，天还没亮，乡野黑黢黢的，四乡八镇还在沉沉熟睡，有一阵下了雨，雨又细又密，打在马栓的脸上、眼上，他什么都看不清，心里骂着日怪，下雨就像在下土。公鸡不管阴晴、寒暑，照倪远一声近一声，长声吆吆地叫起来，在冷飕飕的秋风里，真有说不出来的悲怆。这是公元1911年，岁在辛亥，即大清宣统三年，10月10日的凌晨。昨晚马栓亲着五岁儿子小栓说：“卖了立柜爹就有了钱了。想爹给你买个啥？”小栓拍手说：“洋马儿。”马村有个马善人，水田就有上千亩，小儿是留日归来的假洋鬼子，经常跨了东洋马，提了文明棍，带几个背汉阳造的狗腿子，在长江大堤上溜达，这在乡民们眼里，真是十分威风的。小栓不懂事，跟着洋马屁股跑，洋马扬起鞭子般的尾巴。一扫就把小栓扫到烂泥塘里去。看见儿子哭，马栓咬得牙齿响，发誓要让他出这口气。洋马？那就洋马吧。过了寅时，马栓老婆就摸索着点燃豆油灯，起床给马栓热了一碗菜稀饭，蒸了两个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