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中)〔俄〕列夫. 托尔斯泰-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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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绺头发缠在手指上，再把它松开，不住地往四下里张望。“丽达，你安静一下吧！”母亲说着碰碰她的肩膀。可是丽达已克制不住了。“这种事可怕就可怕在……”她又开口说，但没有说完就开始哭起来。她从沙发上跳起来，衣服在圈椅上钩了一下，从房间里冲了出去。 母亲跟着她跑出去。“统统绞死那些混蛋！”坐在窗台上的中学生说。“你说什么？”姨妈问。“我没说什么……只是随便说说。”中学生回答，抓起桌上的一支香烟，点上火，吸了起来。
二十六
“是啊，对年轻人来说这种单身牢房真是可怕。”姨妈摇摇头说着，也点上一支烟。“我看对谁都一样。”聂赫留朵夫说。“不，不是对谁都一样。”姨妈回答。“我听人家说，对真正的革命者来说，这是一种休息，一种疗养。 一个地下工作者总是生活动荡，缺衣少食，并且为自己、为别人、为事业提心吊胆，可是一旦被捕，就没事了，一切责任都可以卸下，你就坐下来休息吧。我听他们说，被捕时还高兴呢。不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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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罪的年轻人——象丽达那样没有罪的人总是首先被捕，——对这些人来说，第一次打击确实很沉重。 这倒不是因为你丧失了自由，受到粗暴的对待，伙食很差，空气很坏，等等，这种种苦难都无所谓。 苦难即使再加两倍，也可以忍受，难以忍受的是初次被捕时精神上所受到的打击。“
“难道您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我吗？
坐过两次牢。“姨妈凄苦而动人地笑着说。”我第一次被捕是无缘无故的。 那时有了一个孩子时，我才二十二岁，而且又怀孕了。我失去了自由，离开孩子，离开丈夫。这些事再痛苦，比起精神上的痛苦来，简直算不了一回事。 当时我觉得我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变成一样任人摆布的东西。我想同女儿告别，可是他们逼我坐上马车。 我问要把我带到哪儿去，他们说到了就会知道。 我问我犯了什么罪，他们不理我。 受过审问后，我被迫脱下自己的衣服，穿上编号的囚衣，又被押回走廊。他们打开牢门，把我推进牢房，再锁上门。他们走了，只留下一个掮枪的哨兵。他一声不响地走来走去，偶尔从门缝里张望一下，我感到难受极了。 当时有一件事使我特别惊讶，那就是审问的时候宪兵军官递给我一支烟。 可见他也懂得人是喜欢吸烟的。 可见他懂得人是喜欢自由和光明的，他亦懂得母亲爱孩子，孩子爱母亲。 那他们为什么冷酷地把我同我所珍爱的一切拆开，把我象一头野兽似的锁起来呢？一个人受到这样的待遇不可能不受到伤害。 一个人原来相信上帝和人，相信大家都应相亲相爱，但在经历了这一切以后就会丧失这种信念。 我不再相信人就是从那时起，心肠也变硬了。“她说完微微笑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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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达的母亲从丽达出去的那扇门进来，说丽达情绪不好，不来了。“唉，为什么要这样摧残一个年轻的生命？”姨妈说。“我特别难过的是我竟成了这件事的罪魁祸首。”
“上帝保佑，她呼吸呼吸乡下的空气会康复的。”做母亲的说，“我们要把她送到她父亲那儿去。”
“是啊，要不是您费了心，她会完全给毁了的。”姨妈说。“谢谢您。 我要同您见面，因为这有一封信要托您转交给薇拉。”她说着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信没有封口，您可以看看，或者把它撕掉，或者把它转交，总之，您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办。 信里并没有什么损害人的名誉的话。”她说。聂赫留朵夫接过信，答应把它转交，然后起身告辞。信他没看，把口封好，决定把它交给薇拉。
二十七
聂赫留朵夫逗留在彼得堡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解决教派信徒案。 他准备通过军队旧同事、宫廷侍从武官鲍加狄廖夫把状子呈交皇上。 他一早乘车来到鲍加狄廖夫家，碰到他还在吃早饭，但马上就要出门。 鲍加狄廖夫生得矮壮结实，体力过人，能空手扭弯马蹄铁。 他为人善良、诚实、直爽，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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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有点自由主义思想。 尽管他具有这些特点，但同宫廷关系密切，热爱皇上和皇族。 他还有一种惊人的本领，那就是生活在社会最上层，却只看好的一面，也不参与任何坏事和不正派活动。 他从来不指摘什么人，也不批评什么措施。 他总是要么声若洪钟地大胆说出他要说的话，要么保持沉默，同时纵声大笑。 他这样大声说笑倒不是装腔，而是出于他的性格。“啊，你来了，太好了。 你不吃点早饭吗？要不你就坐下来。 煎牛排挺不错。 我吃一顿饭的开头和收尾都得吃点扎实的东西。 哈，哈，哈！那么，你来喝点酒。”他指着一瓶红葡萄酒，大声说。“我一直在想你呢。 那个状子让我递上去。 当面呈交皇上，这没有问题。 不过我想，你最好还是先到托波罗夫那儿去一下。”
他一提到托波罗夫，聂赫留朵夫就皱了皱眉头。“这件事全得由他作主。不管怎样总归要去问他。说不定他当场就会满足你的要求。”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去一下。”
“那太好了。 嗯，彼得堡给你的印象怎么样？”鲍加狄廖夫大声说，“你说说，好吗？”
“我觉得我仿佛中了催眠术。”聂赫留朵夫说。“中了催眠术？”鲍加狄廖夫重复着他的话，呵呵大笑。“你不想吃，悉心尊便。”他用餐巾抹抹小胡子。“那么，你去找他吗？呃？要是他不干，那你就把状子交给我，我明天递上去。”他又大声说，接着，从桌旁站起来，画了一个很大的十字，显然象他擦嘴一样漫不经心，然后佩上军刀。“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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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了，我得走了。“
“我也要走了。”聂赫留朵夫，高兴地握了握鲍加狄廖夫强壮有力的大手说，象每次看到健康、朴实、生气勃勃的东西那样，他头脑里留下愉快的印象，在大门口同鲍加狄廖夫分了手。聂赫留朵夫虽然估计去一次不会有什么结果，还是听从鲍加狄廖夫的劝告，坐车去拜访那个能左右教派信徒案的人托波罗夫。托波罗夫所担任的职务，从其职责来说，本身就存在着矛盾，只有头脑迟钝和道德沦丧（托波罗夫正好具有这两种缺点）的人才看不出来。 这种矛盾就在于它的职责是不择手段——暴力也包括在内——维护和保卫教会，但按教义来说，教会是由上帝建立的，它绝不会被地狱之门和任何人力所动摇。 而这个由上帝创建并绝不会被任何力量所动摇的神的机构，却不得不由托波罗夫这类官僚所主管的机构来维护和保卫。 托波罗夫没有看到这种矛盾，或许是不愿看到。 因此他百倍警惕，唯恐有哪个天主教教士、耶稣教牧师或者教派信徒破坏地狱之门都无法征服的教会。 托波罗夫也象一切缺乏基本宗教感情和平等博爱思想的人那样，确信老百姓是一种跟他完全不同的生物。 有一种东西老百姓非有不可，而他即使没有也没有关系，他自己在灵魂深处没有任何信仰，并且觉得这样精神上无拘无束，十分惬意，但他唯恐老百姓也百无禁忌。 因此照他自己的说法；他的神圣职责是把他们从这种精神状态中解救出来。有本烹调书说，龙虾天生喜欢被活活煮死；同样，他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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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相信老百姓天生喜欢成为迷信的人。 不过，烹调书里用的是转义，他的话却是本义。他对待他所维护的宗教，就象养鸡的人对待他用来喂鸡的腐肉：腐肉招人讨厌，但鸡却喜欢吃，因此得用腐肉来喂鸡。不用说，那些伊维利亚圣母啦，喀山圣母啦，斯摩棱斯克圣母啦，都是愚昧的偶像崇拜，但既然老百姓喜欢这些东西，信仰这些东西，那就得维护这种愚昧。 托波罗夫就是这样想的。他根本没有考虑到，老百姓之所以容易接受迷信，就是因为自古以来总是有象他托波罗夫这样残酷的人。 这批人自己有了知识，看到了光明，却不把这种知识用到该用的地方，帮助老百姓克服愚昧，脱离黑暗，反而还要加强他们的愚昧，使他们永远处在黑暗之中。聂赫留朵夫走进托波罗夫接待室的时候，托波罗夫正在办公室里同女修道院院长谈话。 那院长是一个活跃的贵族妇女，她在俄国西部被迫改信东正教的合并派信徒中间传播东正教，维护它的势力。在接待室里，值班官员问聂赫留朵夫有什么事。 聂赫留朵夫告诉他打算为教派信徒向皇上呈送状子，值班官员就问能不能先让他看一看。 聂赫留朵夫把状子交给他，他接了状子走进办公室。女修道院长头戴修道帽，脸上飘着一块面纱，身后拖着黑色长裙走出来。 她拿着一串茶晶念珠，雪白的双手把指甲剔得干干净净，合抱在胸前，往出口处走去。 但聂赫留朵夫却没有被请到办公室去。托波罗夫正在里面看状子，一边看一边摇头。他读着这个叙述清楚、行文有力的状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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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感到惊奇和不快。“这状子万一落到皇帝手里，就可能引起麻烦，造成误会。”他看完状子想。 他把状子放在桌上，打了打铃，吩咐手下人请聂赫留朵夫进来。他想起这些教派信徒的案子，且早就收到过他们的状子。原来这些脱离东正教的基督徒先是受到告诫，后来送交法庭受审，法庭却判无罪释放。 于是主教会同省长就以他们的婚姻不合法为理由，硬拆散丈夫、妻子和孩子，流放到不同地方。 那些做丈夫的和做妻子的则请求不要把他们拆散。 托波罗夫记得当初这案子落到他手里时的情形。 他当时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制止这种行为。 但他知道，批准原来的决定，把这些农民家庭拆散分送到各地去，是不会有什么害处的；倘若让他们留在原地，那就会影响其他居民，使他们也脱离东正教。 再说，这事主教特别起劲，因此他就听任这个案子按原来的决定办理。可如今，忽然冒出一个聂赫留朵夫，一个在彼得堡交际广阔的辩护人。这个案子则可能作为一个暴行提到皇帝面前，或者刊登在外国报纸上，因此他当机立断，作了一个出人意外的决定。“您好。”他还是装出十分忙碌的样子，站起来迎接聂赫留朵夫，接着就开门见山地谈起案子来。“这个案子我知道。我一看到那些人的名字，就想起这个不幸的案子。”他拿起状子向聂赫留朵夫一晃，说，“这件事您提醒了我，我很感谢。 这事省当局做得过分了……”聂赫留朵夫默不作声，厌恶地瞅着这张没有血色、毫无表情象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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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一样的脸。“我这就下命令撤销决定，把他们送回原籍。”
“那我就不用把这状子递上去了？”聂赫留朵夫问。“完全用不着。 这事我答应您了。”他说时把“我”字说得特别响，显然充分相信自己的诚实，他的话就是最好的保证。“麻烦您坐一下。 我还是现在就写个命令的好。”
他走到写字台旁，坐下来写。 聂赫留朵夫没有坐下，居高临下地瞧着他那狭长的秃头，瞧着他那只迅速挥动钢笔的青筋毕露的手，心里感到惊奇，象他这样一个别有用心的人此刻怎么肯做这件事，而且做得这么卖力。 这是什么缘故？
……
“喏，好了。”托波罗夫封上信，说，“您去告诉您那些当事人吧。”他加上说，撇一撇嘴唇，做出微笑的样子。“那么，这些人究竟为什么受罪呀？”聂赫留朵夫接过信封问。托波罗夫抬起头来，微微一笑，好像觉得聂赫留朵夫的问题很有趣。“这一点我没法跟您说。我只能说，我们所捍卫的人民的利益太重要了，因此对宗教问题过分热心，决不会比目前普遍存在的对这个问题过分冷淡有害和可怕。”
“可是怎么能用宗教的名义来破坏善的最基本要求，弄得人家妻离子散呢？……”
托波罗夫仍旧那么宽厚地微笑着，显然觉得聂赫留朵夫的话很好玩。 不论聂赫留朵夫说什么，托波罗夫从国家高度看问题，总觉得他的话很偏激，很好玩。“从个人观点看，事情也许是这样的。”他说，“不过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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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观点看，情况就不同了。 对不起，我少陪了。“托波罗夫说着，低下头，伸出一只手。聂赫留朵夫握了一下那只手，然后一言不发地匆匆走了出去，马上又后悔同他握了手。”人民的利益。“他学着托波罗夫的腔调说。”你的利益，不过是你的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