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动了娱乐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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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说午饭吗？我还没吃。”刚好12点，我一直都有把早饭和午饭合二为一的习惯。
“那我们一起吃午饭好不好？还要谢谢你上次给我的救命糖。”他还记得那几块巧克力。
“报纸你看到了吗？你的专访发出来了。”我想他看了报纸应该很高兴。
“还没有，我刚出差回来。你在哪儿？我去找你。”
我们约在报社附近的华北大酒店门口见。冬天的中午，阳光很暖和，我等了没有多久，就有一辆黄色的“小面”缓缓开来，停在了路边。我正在低头看表，没有注意。那个时候北京城满大街都跑着这种起价十块钱、十公里之内不蹦字的“天津大发”微型面包车，大家觉得它实惠，出门都爱打“面的”，结果几年之内它的队伍迅速扩充到近10万辆，抢占了路面和其他出租车的生意，并且给人带来一种把北京市变成中小级城镇的错觉，直到政府和交管部门几年前把它取缔。
车上下来了一个人，向我这个方向不停挥手。我看了看自己周围，没有别人啊。走近几步再看，原来是胡兵，他戴一幅太阳镜，穿一件驼色羊绒短大衣，见我一直没往他这个方向看，正在着急。
“快上车，咱们去吃饭。”他不由分说把我拉上车，我们一起坐在“小面”的后排座位上。“咱们去哪儿？你吃中餐还是西餐？”他很礼貌地问，我说没所谓，下午还要开会，简单一点好了。
“我三点钟也要去上课，那我们去‘硬石餐厅’吃吧。师傅，去燕莎。”他和我一样都是急匆匆的。
车子在三环路上奔驰，我们聊了一些自己分别在忙的事，还有喜欢的服装品牌，记得胡兵当时曾经很严肃地盯着我戴的“真维斯”毛线帽子，说他自己不喜欢廉价的牌子。
中午的“硬石餐厅”人并不多，我们找了一个靠近柱子的小桌子面对面坐下。
2、胡兵，那个当年想当元帅的小兵（2）
为了快点吃完，我给自己点了一份三文治，胡兵要了一份汉堡薯条，他说：“听说这里的厨师沙拉也不错，我们一人叫一份怎么样？”我说没问题。正在等菜的时候，突然见到服务生手捧一个巨大的玻璃沙拉盆向邻桌走去，我想那一份巨大的家伙也许就是“厨师沙拉”，于是悄悄跟胡兵说：“你看见没有？那边那么大一盆的是不是我们点的那种沙拉？”胡兵抬眼往我身后看看，好象吓了一跳：“啊？有那么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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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就叫一份吧，我其实吃不下什么。”我想即使叫一份我们也许都吃不完。
“那好。我要加千岛汁。”胡兵倒是当机立断，马上叫来服务生。
三文治太厚，我咬得很吃力，索性把它放在一边，用叉子捣盆里的沙拉。
“味道还行吗？要不要加点番茄酱？”他想得满周到，说着拿起桌上的瓶子给我加酱料。可是刚启封的一瓶番茄酱，却怎么倒也倒不出来，他开始着急，把瓶子大头朝下用力拍瓶底。
服务生在一边就快笑出来了，急忙走过来，接过瓶子倾斜着倒——红色的酱汁很轻松地流了出来，看来人家确实是搞专业的。
吃完午饭我们走到餐厅大门外，下午的阳光很灿烂，面前的东三环车流如梭。“你个子很高，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发现了。”胡兵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闲聊。
“我有一米七五呢，”我说着看了看他的头顶，“可是你比我高多了。”
他笑了：“我是做模特的嘛……”我们聊着彼此身高的问题，一边沿着三环向前走。
“你觉得做这一行辛苦吗？包括在香港发展的那段时间。”我问他。
“那段时间……我觉得不是很好，好象很多人都会戴有色眼镜看你，让人不舒服，自己做出的事情得不到肯定。辛苦一点就算了，好多时候也觉得身不由己。但是，谁让我选的就是这一行呢……”他似乎欲言又止。
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吧，他也一样，我想。这时候我们俩的呼机同时响起来。
“是公司的人呼我。” “哦，我也得回报社开会了。”不到一分钟，我和胡兵先后上了两辆出租车。
“你回去记得跟小宗要报纸看！”我从窗户探出头来对他大声说。
“我已经看过了！我们再打电话。”他隔着玻璃冲我坏笑。
那个笑容让人觉得他的未来一定很光明。
我疑惑的来源
我那种很奇怪的感觉又来了——看来艺人的生活不简单。
再次和胡兵见面是几个月之后，电视剧《千秋家国梦》的开机招待会上。在凯宾斯基酒店的大宴会厅，数十家媒体和剧组全体人员济济一堂。这是“千秋”公司投入很大精力拍摄的一部长篇历史题材电视剧，聚集了港台很多优秀演员，从后来电视剧的反响看来，这部戏算是比较成功的。胡兵在里面饰演男二号，也是当时公司力捧的新人，他在发布会进行的过程中不断过来和一些媒体的人打招呼，经过我身边时他认出了我，显得很高兴。
“你过一会在哪儿？我去找你聊。”我对他说。
坐在一张圆桌边，胡兵显得有点疲惫，他说自己已经连着两天没睡觉了，“熬夜熬得眼睛又红又肿，我用了好多眼药水。”
“这部戏需要你的突出表现，加油啊。你还有别的事情在忙吗？”我问。
“对啊，还有很多事，唱歌和演出……现在连看书的时间都没有了。”他说。
为了分散他的情绪，我想换个话题和他聊聊，就问：“那你最近都看些什么书？”
“……”他突然答不上来，过了一会儿，才说：“……看看时尚类的杂志什么的。”
咦？难道他不看书的吗？那为什么还要这么说。他的回答让我觉得有点奇怪，这是在我和他接触之后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几个月之后，一次小宗打电话给我，说胡兵开始火起来了，演出不断，还要唱歌和演电视剧，成天说自己快累死了。“做演员还是忙一点好，做记者也一样。”我说，“他还用呼机吗？”
“早就换手机了。过一会我把他的号码给你，我们最近还说起过你呢，”小宗说出了一串号码，“什么时候再给他写一篇？”
“找他聊聊再说，看他现在忙什么吧。”我记下了胡兵的电话。
当天晚上写完稿子，一时睡不着。看看时间还不太晚，我想给胡兵打个电话聊聊，按照号码拨通，刚响了两声就被挂断。我觉得奇怪，再拨，已经关机了。
也许他在拍戏吧，我想。第二天中午在报社，我又拨了一次，还是关机。
“你给我的号码对吗？”我马上打电话问小宗。
“……没错啊。”跟我核对完了之后他觉得有点委屈，“我当然给你对的号码了，他最近就在北京，下个礼拜新戏才开拍呢。”
“那他怎么不接电话？一个晚上加一个上午神神秘秘的……不是交女朋友了吧？咦，写写这个倒也不错……”我说。
“他没有女朋友！这个你还是别写了。艺人交什么朋友我们不管，这是他们的私事……这样吧，我和他联系，然后让他给你打电话。”小宗匆忙挂了电话。
我那种很奇怪的感觉又来了。我想，也许艺人的生活的确不简单。
几天之后，我的呼机上出现了一个手机号码，回电话过去，果然是胡兵，他说自己在上海拍片。我说，正要和你联系呢，拍戏还顺利吧？
“是公司的戏，已经拍了一阵子了，但是挺辛苦的，熬夜不说，身边也没有助理，拍戏的时候经常饿肚子。”他轻声抱怨。
那次电话聊了半个多小时，我了解到了他的一些工作近况。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心理上已经开始保持了一段距离——那也许就是“艺人”和“记者”的距离。
作为“娱记”的第一次领悟
也许，每个对事业有规划的艺人都懂得和记者的相处之道，这样他才可能越来越红。
而作为“娱记”，这一点我终于明白了。
不久之后的一天，我去一家杂志社找人。这家杂志的执行主编比我大不了几岁，入行却比我早多了，算是我的前辈和好友。见她桌上放着一本杂志，封底是胡兵，就顺便和她聊起一些相关的事情，还有我自己的一点感觉。
“你说的没错，艺人和记者可以说是亦敌亦友，没看见香港的当红明星对‘狗仔队’都像防贼。”她说。
“可是如果没有记者，他们怎么会被人知道？”我说。
“那是当然。艺人需要记者，只是……他们只需要记者了解那些应该了解的东西，比如工作、计划、梦想，他们之所以会跟媒体保持联络，也是想争取一下曝光率。”她想了一想，说：“每个人都是这样，如果是一些隐私，他们大多是不需要你知道的。”她语气淡淡的。
是这样的吗？
“你以为呢？如果他是艺人，你是记者，大家的职业就是有距离的。在记者面前保持个好形象，对他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也是最基本的生存本领啊。”
“5、6年前刚做记者的时候，成天接触演艺圈，我也遍地都是好朋友，大家都亲热得像一家人。可是慢慢经过一点事情，我发现其实有些东西很表面，而且很多人之所以那么对你，有时候是因为你的职业身份。”她点燃一支烟，吐了个很漂亮的烟圈，像在自说自话。
不过，后来我的呼机上真的再没有出现过胡兵的电话号码，因为我换了工作。
做了杂志编辑之后，有一次参加一个服装品牌的发布会，那天的主持人恰巧是胡兵。只不过才过了一年多的时间，他已经红遍全国了。
发布会一结束，他从台上走下来和媒体的熟人打招呼。走过我身边时，他似乎认出了我，笑着跟我要名片：“好久不见，我以为你不做记者了呢……你在这家杂志，那我们今后要保持联络啊。”
带着笑容，他很快又走到旁边的一群记者那里，看得出，大家和他都很熟。
“嘿！好久不见……”大家彼此招呼得很亲热。
以胡兵的资质和努力，走红只是迟早的事。现在，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小兵”了。
也许每个艺人都会懂得和记者的相处之道，这样他才可能越来越红。
而作为“娱记”，这一点我应该早就明白。
3、那英把我们迷惑了（1）
从刚一出道，那英给所有人的印象就是大大咧咧。虽然嗓子好、唱功一流，但是她经常说着话就得罪了一个人、在台上唱歌会一脚踩空让观众找不着、即使在颁奖礼上面对镜头摆姿势时也会绊一交。她索性把自己的英文名字都取成〃NATASA〃（那大傻）。
我对她的印象也曾经如此，但是和她接触过几次，也就一些问题长谈过之后，我觉得自己错了。那英的内心是很敏感也很聪明的，她处理事情的方式往往有自己的心思。她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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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很强，并且从来没有放松过自己，中国人把类似的处世状态叫做“外松内紧”。
我们经常会被事物粗糙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认为它的内里也粗糙。这是一个典型的误会。
可以说我们习惯于误会，也可以说我们被那英迷惑了。
老乡那英的突然“变脸”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面对那英，她言语之间的确带着东北人的直来直去。我感觉到她很敏感，只是一时还不清楚她刚才的〃变脸〃是对事还是对人。
1997年的夏天很闷热。一天下午刚刚从外面回到学校，同宿舍的小金就对我说：“有电话找你，说是辽宁电视台的什么刘老师，让你今天下午去他们那儿一下。”说着递给我一张记着电话号码的字条，没错，是刘宝成老师。他是辽宁电视台文艺部的副主任，我在沈阳音乐学院毕业之前曾经在他手下实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到北京来了，我马上下楼打电话。
“干闺女，你刚才上哪儿去了？”刘老师在电话里大声问我。他学评剧出身，嗓子亮，平时待人很和善，我在他的剧组里做副导演的时候一点都不怕他。因为我的年纪和他儿子差不多大，他就自作主张认我做干闺女。
我说来了北京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这次一定又是找演员来了。
“我的心思你一猜就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