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流水-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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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宝爷宴请王文华，同去作陪的还有陆灏、王娜、王为松夫妇等。席间主题为小写的英文字母s。
之八
三月十七日
廖一梅携新作《琥珀》来上海，孟京辉导的新戏，她写的剧本。多年前在北京，时事公司投资排《我爱xxx》，跟王朔一起去看剧组排练，她就是编剧之一。那个寒夜，从亚运村的韩国馆子出来，去青艺，穿过一组复杂的楼梯，仿佛在一阁楼上，剧组在联排。而我——毫不夸张地说，在一旁的椅子上笑得差点叉过气去。遗憾的是没见这戏公演。快十年了吧？今日的明星，那时候还是些没长开的丫头。可她看着一点没变，还是那么干脆利落。
在剧场过道里遇见陈村，脖子上挂着他自谦为“狗仔队”的高级设备，演到一半他就往外走，不知有何急事。同去的沈双倒是喜欢这戏，兴许是北京人的缘故吧。
我这近视眼看不清台上的眉眼，只觉得袁泉的嗓音甚是迷人。依然是那个孟京辉，十八般武艺一样不拉，一个戏剧舞台的周星驰。莎士比亚风格的犀利台词和巴洛克式的陈词滥调穿梭往来，女主角追寻一颗被移植的心脏，算得上是当代的奇幻之旅。廖一梅的人物说：“心脏只是一个血液循环的器官。”较之索尔·贝娄“心脏只是一组肌肉罢了”还算是比较有感情。最令人喷饭的是这一句：“骗取一个骗子的感情是不道德的。”
三月十九日
下午，M‘ ON THE BUND；去年因《美丽线条》（《The line of Beauty 》）获布克奖的艾伦·霍林赫斯特（Alan hollinghurst）访谈会，应陆灏之约前去，他的老友艾力克斯自告奋勇当译员，两边有谈瀛洲沈双坐镇，如许翻译力量，联合国开会也不过如此吧？主持访问的英方人员当面奉承获奖作家，令听众窃笑。当年阿克曼论及在北京上海晃悠的某些使领馆的文化官员，言辞更是极端：“他们根本不懂文学！”。
艾伦·霍林赫斯特含蓄优雅——这部关乎同性恋的小说，作者亦是道中人 ——阅读作品嗓音抓人。内中关于撒切尔夫人出席舞会的段落博来阵阵掌声，听众中几对黑白配的外国同志频频妩媚微笑。作家对政客和上流社会的挖苦讽刺不遗余力，小说所涉及流亡英国之捷克女钢琴家演奏的作品，在作家的朗读之间穿插播放。窗外天气阴沉，而这下午毫不沉闷。
一个名为上海国际作家节的活动由一家法式餐厅操办——此乃香港国际作家节的衍生活动，令上海的生活滋味多样。几年前写的小说《镜花缘》，开篇场景即是M‘ ON THE BUND，一则人物病态、感情节制的声色故事，与当下乐呵呵的世风格格不入。午后嘈杂的人声令室内少了几分夜间灯火下的妖娆靡丽。外滩，如我在别处写道：“……上海的标志、心脏和边缘……这是一个令我有一丝诧异的地方，它是这座城市的形象和象征，但又是如此地外在于它，仿佛悬挂在体外的心脏，在某处支配着这个城市的生活、经验和想象……”
三月二十日
李辉夫妇来上海，陈村呼朋引类，在家宴客。吴斐待客细心妥帖，水果菜肴、花卉盆栽，乃饕餮之夜。李辉赠他的新书随笔集《走进别人的花园》。所收作品与他的历史研究不同，别有一番风景。众人纷说时下风靡一时的《宝爷故事》。想起日前读到朱利安·巴恩斯所著《福楼拜的鹦鹉》的引言：“当你给一个朋友写传记的时候，你必须写得仿佛你是在报复他似的。（福楼拜）”另有译家撰文，声言“报复他”应该译成“为他报仇”。
朱利安·巴恩斯为福楼拜编制的年表中，一八五七年一栏最值得码字的人玩味：“……作品是像金字塔那样建造出来的……而这一切都不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它就是那样屹立在沙漠里……豺狼在它的底座下撒尿，中产阶级则爬到它的顶巅之上。”
该书的译者汤永宽先生，声带手术之后，艰难的依靠仪器辅助发声。老先生多年前赠我的译作《四个四重奏》，一直在手边，艾略特那深情内敛的诗句，我一念起曹小磊就要发笑。
“那无所依附的眷恋，有可能被看作是无所眷恋。”
T·S·艾略特这部不朽诗篇的另一个中译者裘小龙，这个下午正坐在昨日布克奖得主坐的位置上，和陆灏一起作关于“现代上海文学”的演讲。在裘小龙那销往世界各地的侦探小说里——根据宝爷的书评——上海的警察办案时，兜里就揣着艾略特的诗集。
三月二十三日
晚上应刘擎的朋友周小琳之约去上海电台录制节目，我的爱乐生活之类。回首往事，我的音乐启蒙课似乎来自于文革时期的八个样板戏。那个如今反复被提及的——当然不是在电台里——作曲家是于会泳。是他吗？塑造了一个时期的音乐记忆。
三月二十四日
下午，《上海一周》的吕正带着摄影师来拍摄作家书房。一张浮肿的脸被记录在案。
J发来多年前写给情人的长信供我学习——不能共享一勺一箸，盼能同吟一曲一阙——其哀婉、其仁慈、其细腻优美，令人叹服。这“民间语文”使我汗颜。一篇未发表的华丽而诚挚的作品。
坊间盛传陈丹青辞去清华教职一事，真伪莫辨。虽然个中原委在他抨击美术院校招生制度的长文中表露无遗。也许，他所分辨的正如他力荐的以赛亚·柏林在《现实感》中论述过的：“区分真正的山峰与状如山峰的云、真正的棕榈清泉与沙漠里的海市蜃楼、一个时代或文化真实的特点与想象的重构、可以在特定时期内实现的实际方案与也许能在别的而不是在所讨论的社会和时代里实现的方案。”
三月二十七日
宋老师以拿手美味待客，马老师赠新译莎乐美论易卜生的著作《阁楼里的女人》。
饭前乱翻报纸，读到《外滩画报》上刘擎的专栏文章，记述他在大剧院观剧时目睹一个喋喋不休的日本人侮辱中国人的无礼行径。文章痛快，理论高尚，但是教养极好的刘擎生气了。换了脾气坏的人也许会破口大骂，管他什么语言，一知半解的全用上，直闹到保安把人从观众席里架出去。
叙事、叙述，使语境发生逆转，使修辞的轴心倾斜，最终致使语义走向它的反面，或者抽空它，令它不在场，使主体归于缺失。如在上海的日常语汇中最搞笑的词汇——素质。注意它在街头巷尾的沪语发音及语气，这两个字差不多总是出自泼皮无赖之口，或者出自一种无望的僭越企图。
三月二十八日
中午在msn上撞见王佳彦，约了去看西班牙影展之《旋转木马》。多年来假光盘消磨时间，摸黑进入电影院的愉悦已是遥远的经验。王佳彦开玩笑说，影城票房不好我等要负一定责任。
听不懂西班牙语越发觉得它悦耳宜人，但是临时配置的字幕小的令我绝望。影片精雕细刻，节奏舒缓，一百五十分钟的放映令观众小半退场。片中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马德里人有言：“如果你为长枪党而失去双腿将蒙受耻辱，如果你为其对立面失去双腿将获得荣誉，比较难办的是，你的一条腿因长枪党而失去，另一条腿失之于相反的一方”（大意）。呵呵，意味深长啊。
三月二十九日
作协开会。竹林赠小说《今日出门昨夜归》，蛮科幻的。不像我以前写过的《入夜出门》，听上去有醉生梦死的意思。
之九
四月三日
王为松老师来电。在我的申请之下，他去“天涯”察看了对《福楼拜的鹦鹉》译文的质疑文章。汤永宽先生声名赫赫，而该文言之凿凿，令吾等译文读者困惑不已。近来坊间风传有人在荒郊僻壤囤积学生，大肆翻译，风云推出，众多伪书冒名面世，此等繁荣叫人瞠目结舌。
四月四日
萧丽河自耶鲁学成归来，晚间在金锚为其接风。田果安、吕梁、李捷都是多日不见，张宁则是一如既往，声讨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
四月六日
下午随作协同人去华东师范大学与学生座谈。傍晚到家，接《东方早报》记者采访电话，得知索尔·贝娄昨日去世。不久前刚读完他晚近的作品《拉维尔斯坦》，这个有着顽童式笑容的大师，一如既往写的干脆有力，他笔下那些因自己的思考而头疼的人物，终于为他舍弃。不知道他最终是否死于“心碎”？昨日刚读到苏珊·桑塔格纪念罗兰·巴特的文章，赞颂那些精于“线性纪事而非线性叙述”的语言艺术家。在犀利简约的海明威风靡之后，那个伟大的为人轻微忽略的具有“不知疲倦的微妙”的亨利·詹姆斯，真的是有点鲜为人知了。索尔·贝娄在汉语读者中不会有此命运吧？
四月七日
晚七时，乘Z14次赴京。
四月十二日
晚上约了张锐扎西多同去刘索拉位于七九八厂的住处。下午去日坛公园附近和扎西多张锐碰头。扎西多上街对面给她女儿买面包，我们步行穿过日坛公园。园内游人稀少，全副武装的防暴部队在公共汽车上待命，他们的装备整齐地码在公园大道的树荫之下。园外一箭之遥，日本使馆门前的道路已经禁止车辆通行。
见阿城、沈双。阿城刚从云南返京，看着有点疲劳。待一盘蹄子下肚，整个人物焕然一新，神侃至凌晨四点，兴犹未尽。刘索拉的餐桌巨大，上的菜足够一个班的士兵享用。午夜，众人纷纷将凉菜端去厨房回锅，阿城在桌边逡巡，指点着大小盘子道：“烧剩菜我是一把好手。”
这一晚阿城的经典是：“张三是中国演张三演得最好的演员。”（此处隐去真名。）各人带去的烟已抽剩至半盒，刘索拉已有倦意，陈丹青九七年画于纽约的巨幅作品此刻已是烟雾缭绕。一干人马，仿佛加夜班的工人，在真正的从前的车间里，在家里。怪不得刘索拉坚持要在家宴客，就像格罗史密斯兄弟在那个大名鼎鼎的《小人物日记》里写道的：“老是不在家的话，家又有什么好？”
阿城从烟盒里匀出六支云溪烟给我，说是回酒店睡前的配额。黎明前夕，刘索拉在我们身后给铁栅栏门上锁。阿城驱车在半废弃的工厂区穿行，一边散布着有关水刀切割和重金属之常识的恐怖言论。
四月十六日
陈村电话通知，木心先生来上海，陈丹青约了晚上去徐龙森先生位于虹桥路的住处。丹青面色严峻，当晚正有他请辞清华教职一事的电视访问。木心先生衣饰雅致，神定气闲。说故论今，侃侃而谈。你不由得想，上海正是为他这等人准备的。
J来电话，饭后去BARBAROSSA，和肖丽河等小饮。午夜只身回家，心间涌起木心的文字：“身前一人举火把，身后一人吹笛。”唔，那是何等夜之归途！
四月二十日
在答应陆灏为《万象》写关于《半生》（又译作《浮生》。）书评之后的一年中，我的拖拉作风，令我凑巧有机会读到三联书店新近译出的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这部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文学批评著作的四个章节，似乎提示了我想讨论的奈保尔小说若干主要方面：“重叠的领土，交织的历史。融合的观念。抵抗与敌对。免受统治的未来。”当然，这不是我要前进的道路，而是启发了我的思考。
找出为《半生》作的笔记。
奥登说过：“作者的兴趣和他的读者的兴趣永远不同。”所以，我不担心奈保尔或者萨义德的本意。我在只读过《半生》的一个章节时，就以它引申出一篇讲话，从上海跑到香港——一个步印度后尘，目睹英国殖民者降下旗帜的地方——奢侈而简约地谈论我自己的半生。平等地看，虽然任何人的半生都是实足的半生（“仿佛未曾完整的生命”），但是这篇讲话还是被比较谦逊地称之为小半生，正如在这篇讲话中所说的，“小”意味着个人立场和作为小说作家的态度，“半生”在暗示着有限的时间长度之外，对我们个人经验之外的事物的提示。总之，叙事态度为你所叙述的内容定了调子。
《半生》的故事并不复杂，奈保尔的写作多少印证了苏珊·桑塔格的有关看法：“自福楼拜以来，散文愈来愈追求诗歌中的某些密度、速度和词汇上的无可替代性。”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