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79-共和国红镜头 :中南海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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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这个老汉是另一个村的单身汉，吃不饱，浮肿无力。有人撺掇他找总理反映情况，不吃食堂。他就一早奔到伯延来，没想到总理正好在宣布解散食堂，那他还有什么苦好诉？他挤了半天，才挤到总理跟前，将一肚子的苦水和委屈化为两行热泪和一个跪拜。　　　　
　　　　周恩来的秘书找到老汉，还没问几句，老汉动气了，觉得这秘书好生不懂事，不知祖上礼节：“总理就是宰相，宰相你懂不懂？……懂！那就对了。过去宰相下来，要黄土铺街，清水洒路。现在也没这个礼了……不像话！我见了总理磕头，只是想讲究个礼节。你们还来问我为什么？咱农民有这么好的总理，磕个头有啥？好像社会主义就不讲究礼节似的？越来越没有规矩，不像话！”　　　　
　　　　老汉气呼呼地好一顿责备年轻人不懂规矩。秘书一见，也不忍心说他什么，老汉一番祖上礼节经，虽说像老古董，过了时，但是他爱总理的心却是淳朴自然的。　　　　
　　　　周恩来听秘书绘声绘色一描述，他也忍不住仰面大笑了起来。慢慢收住笑后，脸上却浮现了愧疚的神色。我以为总理会批评老汉这种封建礼仪的做法，可他什么也没说。　　　　
　　　　回到寝室，已是凌晨。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周恩来却无法入眠，几天来的调查和思考，他觉得应该向毛泽东汇报下面的情况，不管以后他自己的处境会怎样？　　　　
　　　　凌晨3点，周恩来给远在上海的毛泽东挂通了电话。电话内容较长，简单归纳为四点：第一，食堂问题。社员愿意回家做饭。我已经搞了解散食堂的试点。第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第三，群众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农民的积极性。第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后来，周恩来又给毛泽东做了书面报告。但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做了检查，同时，许多中央领导人对这几年党风“左”倾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势所趋，毛泽东让了步，把陈云请出来搞经济工作。陈云上来，首要问题是“退”。经济已经面临严重危机，不退无望，不退则亡。　　　　
　　　　七千人大会上，我抓拍了一张流传至今的“领袖群体”的照片。　　　　
　　　　当时我在大会上拍摄时，发现老是碰不到领导人在一起谈话的轻松场面，不是领导人就座的镜头就是挨个入场的镜头。我心里也知道，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领导人以前那种轻松自然甚至是随和的交往少了许多。但是我有个习惯，总是想拍一些公式化以外的镜头。这次会议虽然是纠正“左”倾错误，但是气氛还是显得有点儿紧张。我等了几天也没有遇见领导人在一起轻松的场面，以为这次拍不上了。没有想到，几天会后，大家从会议议题中得到了轻松的感觉，以往的不快阴影被毛主席的诚恳态度和中央下力气纠正错误的表现驱散。散会这一天，我突然发现毛泽东没有像以往快步离开会场，而是起身和身边的陈云说话，其他几位领导人也围了过来……我立即几步冲刺到跟前，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抓上几张再说。　　　　
　　　　照片出来后，效果还不错，可能是领导人少有的一张轻松画面，所以，这张照片使用率极高，也比较著名。　　　　
　　　　七千人大会后，即1962年下半年，全国的经济形势开始有了转机。三年自然灾害也随之缓解，农民渐渐渡过灾难时期，又有了新的希望。


《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第三章　“大跃进”之人祸天灾（4）

　　　　第四节　总理心系大庆油田　　　　
　　　　总理先后三次到东北视察，同数万名工人、干部和家属直接见面，无论是长春一汽，还是大庆油井，无论百姓宿舍，还是农村田野，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来东北视察，他一般到下面，都不愿意住高级宾馆。记得有一次他到沈阳，我们安排他住当时最高级的北陵休养所（即现在的友谊宾馆），他坚持要住辽宁大厦。我们以大厦住外宾、客人比较杂、不安全为理由劝他不要变动原来的安排，他不同意。宋任穷、黄火青同志因为说服不了他，结果硬是住进了辽宁大厦。他去鞍山视察工作时，正好赶上鞍山建成了一座比较高级的房子，鞍山的同志高兴地想让周总理作为第一位客人住这座房子，从此开张。不料，周总理不仅不住，反而严肃地说，现在是困难时期，我不能为你们开张，应该是关闭。从此别的领导同志也不好意思进住，直到人民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后才开始启用。　　　　
　　　　周总理在生活上从来是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他到东北，常常点名要吃高粱米干饭、玉米面饼和玉米子粥。周总理亲切地说，我青年时代在东北读书就吃过高粱米，现在东北的工人农民不都经常吃它吗？一句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有时接待的同志考虑到周总理工作十分紧张、劳累，提出多做一两个菜时，他就语重心长地说，国家正处在暂时困难时期，现在毛主席也不吃猪肉，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大家都要节衣缩食，共度困难时期。大家听了他的教诲，也就只好顺从他了。　　　　
　　　　周总理从来不让为他安排专场节目演出，他看节目总是以普通一员的身份出现在人民群众之中。有一次，他同警卫员和司机悄悄地看了一场戏。为了不惊动看戏的群众，开演后他才进场，在楼上观看，演出快要结束时，他就悄悄离场。银冈书院是周总理小时读过书的地方，他曾以普通一员的身份去参观这所学校。还是一位小学生首先惊讶地认出了周总理，大家才兴高采烈地围上来与他交谈。　　　　
　　　　大庆是我国重要的石油和石油化工基地。1962年6月下旬，周恩来在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负责人余秋里、康世恩陪同下到大庆视察。　　　　
　　　　周恩来首先来到钻井队，他登上钻台，亲切地向工人们伸手问好。正在紧张工作的工人们满是油污和泥浆的手，不好意思地在衣服上使劲擦。他笑着过去紧紧握住一双双粗大的手说：“没关系，我也当过工人。”　　　　
　　　　周恩来的话质朴又深情，钻工们拘谨的心情一下子就消失了。周恩来关切地问大家：“多大年纪了？”“老家在哪里？”“冬天野外钻井冷不冷？”“穿的工作服暖不暖？爱人接来没有……”问得可细了。当他听说国产钻机性能不错时，特别高兴。　　　　
　　　　周恩来看到钻台上有位工人——柴油机师傅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不能站到前面来。他立刻从狭窄的司钻操作处挤了过去，走到那位工人身边，握住那双满是油污和老茧的手，司机师傅激动得久久不愿松手。　　　　
　　　　在周恩来离开钻台时，工人们提出和他一起拍一张照片留作纪念。他爽朗地答应着，伸出双臂搭在身边两位老工人的肩头……以后周恩来每次到大庆，都要到钻井队看一看。　　　　
　　　　周恩来又走进食堂看望炊事员，问候完了大家，他拿起勺子，掀开锅盖，搅了搅煮着的高粱米粥，又尝尝另一个锅里的菜汤，体贴地对炊事员说：“你们很辛苦啊！”　　　　
　　　　大庆油田初建时，工人的生活很艰苦，每天五两粮食加野菜保三餐；住房简陋，高不到六尺，光线昏暗，当地人管它叫“地窝子”。周恩来在低矮的工人宿舍前停住脚步，要进去看一看。　　　　
　　　　同志们拦住说：“屋里又矮又黑，请总理别进去了。”周恩来却说：“你们能住，我就能进！”说着一低头走了进去。地窝子的土炕上正睡着个刚满月的娃娃，周恩来深情地端详着孩子说：“同志们现在生活很艰苦，但将来一定会好起来。”　　　　
　　　　周恩来十分关心1205钻井队的老队长王进喜。总理三次到大庆视察，都要看望王进喜。有时他也登上钻台，观看了铁人王进喜的起钻、下钻和接钻杆的操作表演，离别时，周恩来深情地握着王进喜的手说：“今年你们哪个队如果打上五万米要告诉我。”　　　　
　　　　在周恩来的鼓励和关怀下，王进喜所在1205钻井队打井超过了五万米，创下了全国新纪录。后来，铁人王进喜带队到北京，向周恩来报了个喜。　　　　
　　　　总理先后三次到大庆视察，同数万名工人、干部和家属直接见面，同许许多多的人握手谈话，无论是油井和泵站，还是宿舍与田间，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大庆所取得的成就，无不渗透着周恩来的心血。


《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第三章　“大跃进”之人祸天灾（5）

　　　　第五节　蒙哥马利元帅和斯诺记者的中国行　　　　
　　　　蒙哥马利晚年反省他的军事生涯时，竟然发现用战争消灭战争以求得和平的想法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影。　　　　
　　　　斯诺不愧有著名记者的运气，新中国成立后他每次来中国总是赶在节骨眼儿上。　　　　
　　　　1960年和1961年，退役后的蒙哥马利元帅带着对东方世界的种种疑虑两次来到他想像中很神秘的中国，做了两次全方位访问，和中国党政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进行了多次谈话。两次中国之行，使他留下了许多趣话，中国也留给他许多难忘的印象，尤其是东方世界领袖们的性格、智慧和幽默。　　　　
　　　　他和领导人谈话完全是以蒙哥马利这种军人式的直率进行的。为了不致妨碍谈话的坦率程度，蒙哥马利提出要求，要与周恩来单独会谈。周恩来满足了蒙哥马利的要求，在自己的住处，中南海西花厅接待了这位在电影电视中总是歪戴顶紫色贝雷帽的陆军元帅。　　　　
　　　　“元帅阁下，欢迎你来到中国。”周恩来向蒙哥马利伸出友好的手。　　　　
　　　　蒙哥马利打量着这位被西方新闻界赞誉为“红色总理”、“红色外交家”的周恩来，感到他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些。他上前握住周恩来的手：“总理阁下，我在英国听我的老朋友艾登先生讲过关于你的不少故事。”　　　　
　　　　周恩来笑着说：“艾登先生也是我的老朋友，我是在日内瓦见到他的。”　　　　
　　　　周恩来称赞蒙哥马利是一位很有政治头脑的军人。的确，作为一名军事领袖，蒙哥马利不仅仅是考虑仗怎么打，如何取胜，而且还追问战争的最终目的，为何而战。在这个四分五裂的世界度过了大半生的蒙哥马利，晚年反省他的军事生涯时竟然发现用战争消灭战争以求得和平的想法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影。他说：“我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每次战后政治领袖们都说今后再不会爆发战争了，但事实是两次世界大战使得世界陷于纷乱之中。”他苦苦思索，希望寻找到一种结束这纷乱局面、使世界和睦相处的方法，并呼吁政治家们去实现。然而，蒙哥马利看到，在阴霾弥漫的政治海洋中，不能凭良知行事的西方世界政治领袖们似乎找不到一种解决办法。因此，他把眼光投向了东方共产主义世界的政治领袖们，看看他们是怎样的人以及他们对世界问题的看法。这就是蒙哥马利两次中国之行的主要目的。　　　　
　　　　1960年，经过顽强斗争，冲破了美国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斯诺终于以“作家”的身份实现了他重访中国的愿望。　　　　
　　　　他是在炎热的夏天降落在北京东郊的首都机场的。踏上阔别20多年的土地，别样亲切令他眼眶潮湿，几乎和回到久别的故里一样激动，有关部门将他安排在崇文门附近的新侨饭店。一种强烈的渴望驱使他放下行装，便爬上饭店5层楼的阳台，去寻找他曾经很熟悉的东西。然而，眼前这座古城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三四十年代北平街上“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的情景已荡然无存，涌入他眼帘的是整洁和安详。　　　　
　　　　8月29日深夜，斯诺房里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有关方面通知斯诺明天到首都的北面做一天的旅行。　　　　
　　　　斯诺没想到，邀他这次旅行的主人竟是周恩来。　　　　
　　　　1960年，是中国经济非常困难的年头。3年自然灾害，再加上“大跃进”的瞎指挥、浮夸风，使中国国民经济陷于全面危机。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对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作为国民经济的“总管家”，周恩来正没日没夜地忙于如何制定和贯彻国民经济的调整政策，使国家经济从危机中摆脱出来。斯诺来中国近两个月了，周恩来只与他做过几次短暂的会面。斯诺提出的40多个问题，周恩来一直抽不出时间回答。　　　　
　　　　8月30日，难得稍有一点儿空闲。周恩来决意抽出一天时间，邀斯诺同游密云水库，一来放松自己疲惫的身心，二来借此机会继续回答斯诺提出的一些问题。当然，也是让斯诺看看新中国的建设与变化，密云水库等于是新中国的一个展览品。对于周恩来而言，从来就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