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_人之心-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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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8532 注册时间2008…3…8 个人博客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当前离线 3#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6…23 13：42 只看该作者
第二章 各种类型的暴力行为
尽管此书的主要篇幅都是用来论述各种带有毁灭性的恶的行为方式的，我仍想先讨论一下暴力行为的其他表现形式。当然，我并不打算作详尽的论述；但是，我认为，探讨这些无病态性性质的暴力行为的各种表现形式将会有助于理解那些带有严重的病态性质的、恶的毁灭性行为方式。然而，各种不同类型的暴力行为之间的差异乃是以它们各自不同的无意识动机为基础的；因为我们只有理解了行为的无意识动机，才可能懂得人的行为本身，懂得行为的根源、过程及其所蕴含的能量。
娱乐型的暴力行为（playbalviolence）是最正常的，不带有任何病态性质的暴力行为。这种行为的目的乃在于显示技能，而不是为了破坏，它不是由仇恨或毁灭的动机所引起的。我们可以从原始部落的战争和禅宗舞剑艺术等许多例子中看到这种类型的暴力行为。在所有这些娱乐活动中，搏斗不是为了相互残杀；即便会导致对手的死亡，但其结果似乎是由于对手“站错了位置的缘故”。当然，如果我们说这种娱乐型的暴力行为并不受破坏的意愿驱使的话，那么，这也仅指此种娱乐活动的理解形态罢了。事实上，我们可以经常看到，在这种毫不含糊的行为逻辑中，潜在着无意识的攻击和破坏的动机。然而，尽管如此，这类暴力行为的主要动机还是为了显示技能，不是为了破坏。
较这种娱乐型的暴力行为更具有实用价值的乃是反应型的暴力行为（reactiveviolence）。我所说的这种反应型的暴力行为是指为捍卫自身或别人的生命、自由、尊严和财产所采取的行动。它根源于恐惧之中，正由于这个原因，这种反应型的暴力行为也许是最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恐惧可能是实际存在的，也可能是想像的；可能是被意识到的，也可能是没有被意识到的。这种行为的目的是为了生，而不是死；是为了保存，而不是毁灭。它并不完全是非理性冲动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则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因此，这种暴力行为也包含了目的和手段之间的某种统一。但是，也有人反驳说，从更高层次的精神的角度来看，残杀——即便是出于自卫——从道德上来讲，永远是正确的。不过，大多数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也承认，为捍卫生命而采取的暴力行为与那些为达到毁灭之目的的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
当然，人们所遭受到的恐惧的感觉和导致反应型的暴力行为并不是以现实为基础的，而是以被操纵的人的意识为基础的；那些政治和宗教领袖们向自己的追随者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他们因遭到敌人的威胁，才在主观上激起了反抗和敌视的反应。因此，无论是资本主义政府、共产党政府，还是罗马天主教会所说的正义和非正义战争之间的区别，都是令人怀疑的，因为每一方通常都成功地阐明了自己是为反击别人的进攻而战的立场。＇1939年，希特勒不得不组织了一支声称由波兰士兵（实际上他们是纳粹德国的党卫队成员）发起的，对西里西亚无线电台的进攻，以便使德国老百姓们产生这样一种遭到别人攻击的感觉，从而让希特勒对波兰发起的野蛮进攻成为合理的、“正义的”战争。＇几乎没有一场侵略战争不是以防卫的名义发起的。然而，究竟哪一方是正确的，关键乃取决于谁是胜利者，有时则取决于战后更为客观态度的历史学家。这种把任何战争都说成是一种防御性战争的倾向说明了下述两种情况：第一，没人有能够迫使大多数人民，特别是许多文明国家中的大多数人民去屠杀，去死亡，除非广大人民一开始就意识到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捍卫自己的生命和自由；第二，要让千百万人民相信，自己正处在被攻击的危险中，因而有必要起来保卫自己——这种说服工作是不难进行的，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缺乏独立思考和感受的能力，在情感上依赖自己的政治领袖。假如这种依赖性是存在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把通过武力和说服所呈现在自己眼前的一切事情都当作真实的事物来接受。诚然，在言论的威胁下接受某种信念的心理结果与那些实际存在着的威胁所造成的后果是相同的。人们感到受到了威胁，因此，为了保卫自己，他们愿意去杀害别人，去毁灭一切。我们在患有被迫害妄想狂的病例中，也可看到这种心理机制，不过，我们的观察是以个人为基础的，而不是以一群人为基础的。总之，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当人从主观上感受到危险的时候，便会采取攻击性的行为进行反抗。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反应型的暴力行为也可能是由压抑引起的。当某种愿望或需求遭到压抑的时候，我们就可在动物、儿童和成年人中看到这种攻击性行为。此行为实际上乃是一种企图运用暴力来达到那个被压抑的目的所作的尝试，尽管这种尝试是徒劳无效的。显然，这种攻击性行为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生存，而不是破坏。到目前为止，既然在许多社会中，对人的需求和愿望的压抑乃是经常发生的事，那么，对于不断发生和出现的暴力行为以及攻击性行为也就没有必要感到意外了。
与这种由压抑所引起的攻击性行为有关的则是因羡慕和妒嫉所造成的敌对行为。嫉妒和羡慕构成了另外一种压抑。它们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引起的，如B拥有一件A所梦以求的物品，或得到了别人的爱——这种爱正是A所渴望得到的。于是，便引起了A对B的仇恨和不满，因为后者具有了A想到却又不可能得到的东西。正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A不仅得不到他所要的东西，而且受宠的又是另外一个人，羡慕和妒嫉才成为某种压抑，并随之得到加强。该隐的故事，以及约瑟及其弟兄们的故事正是关于这种嫉妒和羡慕的古老的传说。该隐因没能得到耶和华的爱——这不是他本人的过错——而杀害了他的兄弟。精神分析方面的知识为这些同样的现象提供了大量丰富的临床依据。
与这种反应型暴力行为有关的，更接近于病态行为的是报复型的暴力行为（revengefulviolence）。反应型暴力行为的目的乃在于避免因威胁而遭受到的损伤，所以，从生物学的意义上来讲，这种行为起到了生存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报复型的暴力行为中，伤亡已经造成，因此，这种行为不具有防御的作用，而只具有奇迹般地消除一切既成事实的非理性的功能。我们不仅在原始群和文明团体中，而且也在个人那里见到这种报复型的暴力行为。在分析这类行为的非理性本质的同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报复的动机是与团体或个人的力量、创造能力成反比例的。这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软弱无能和丧失生活能力的人一旦被创伤击垮的话，那么，他只有采取一种办法来恢复自己的尊严，那就是按照“以牙还牙”的惩罚原则进行报复。相反，一个具有创造性和生活能力的人就不会，也根本没有这种需要了。即使他受了伤，或遭到侮辱和损伤，然而，整个充满活力的创造过程使他忘却了过去的创伤。事实证明，创造能力较复仇愿望更有力量。这一分析的真理性很容易得到个人和社会范围内经验论据的确证。精神分析的材料也说明了精神病患者比成熟的、具有创造能力的人更容易受复仇的愿望所驱使，因为前者要彻底独立地生活是很困难的，所以他们往往喜欢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寄托在复仇的愿望上。在严重的精神病患者中，复仇成了他生活的生要目的，因为不进行报复，他不仅失去了自我尊严，而且也失去了自我感觉和自身的同一性。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在最后后（指经济或文化或情感方面）的国家里，复仇的愿望（例如，为过去民族的失败而报仇）也就最为强烈。于是，在许多国家里，特别是在工业化的国家里，中下产阶级被剥夺得最多，因而也最集中地体现了复仇的感情，正象他们集中体现了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感情一样。通过“投射询问法”，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复仇情感的程度和经济、文化和落后之间的关系。然而，如何理解原始社会里的复仇行为乃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许多原始群已具有强烈的、甚至是习以为常的复仇的感情和模式，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为其受伤害的同胞报仇乃是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在这里，似乎这样两个因素起了关键的作用：第一，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由于原始人普遍的精神匮乏才致使他们把复仇当作补偿损失的一个必要的手段。第二则是自恋。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四章作详细的论述。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从原始人所固有的自恋的角度来看，任何对自我形象的侮辱和破坏都会很自然地产生强烈的敌对行为。
与此有关，这种报复型的暴力行为也是由信仰崩溃所造成的破坏性行为的根源。这种“信仰崩溃”经常发生在童年的生活中，那么，何谓“信仰崩溃”呢？
儿童在生活刚开始的时候就产生了对善、爱和正义的信仰。婴儿信任母亲的乳房，相信母亲会在他着凉的时候给他以温暖，在他生病的时候给他以安慰。同样，婴儿也会信任他的父亲、母亲、祖父、祖母，信任任何一个和他亲近的人；我们可以用对上帝的信仰来说明这一点。然而，许多个人早在孩提时代就失去了这种信仰。孩子听到父亲在一个重要问题上说谎；他看到父亲畏惧和害怕母亲，并准备背叛自己来讨母亲的喜欢；他亲眼目睹父母亲的性交，便认为父亲是一个野蛮的牲畜；因而他怏怏不乐，感到恐慌与不安。那声称是如此地关怀他的父母亲却没有一个能注意到这一点，即使孩子把这一切告诉了他的父母，他们也不会稍加留意的。几次一来，孩子失去了对父母的爱，失去了对真诚和正义的信仰。有时，在宗教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所失去的信仰对象直接地就是上帝。他认为，上帝是善和正义本身。但当他看到自己所喜爱的一只小鸟或一个朋友，一个姐妹死亡时，他也就失去了对上帝的这一信仰。至于失去的是对一个人的信仰，还是对上帝的信仰，这没有多大的区别。然而，孩子们失去的往往都是对生活的信仰和信心，以及信赖生活的可能性。事实也确实如此，每一个孩都要经历一系列的幻灭，关键在于失望所达到的具体程度，即它的严重性和明显性。第一次信仰崩溃的严酷体验表现在早期的孩提时代，约四五六岁者更早些，那时还没有多少记忆力。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发生了最后一次信仰的崩溃，他被自己的一个朋友、爱人、老师或他所信赖的宗教和政治领袖所欺骗了。当然，促使他失去信仰的不是单独发生的一件事，而是不断积累起来的各种细小的经验。人们对此作出的反应是不同的。有人会摆脱对曾经使他失望过的那个人的依赖，有人会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具有独立性的人；有人会找到新朋友、新的老师，热爱那些他所信赖并寄予厚望的人。这是对早期失望所作出的最佳反应。在许多别的情况下，人们最终都采取了怀疑主义的态度，他们寄希望于奇迹的出现来恢复自己的信仰，并不时地想办法来考验别人。当别人再次使他们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仍然会如此地考验别人，或者将自己投入一个强大的权威（教会或政党、领袖）的怀抱之中，以便重新获得信仰。为了消除因失去信念而造成的悲观绝望的情绪，他疯狂地追求凡人所要追求的东西——金钱、权力或名誉。
这种反应——在有关暴力行为的学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还说明了另外一点，即深受欺骗而失望的人亦开始痛恨生活。如果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没有什么人是可以信赖的话，如果人们对善和正义的信仰都只是一种愚蠢的幻想；如果生命不是由上帝来主宰，而是被恶魔所控制的话，那么，生活只能充满了仇恨；人不可能再忍受失望的痛苦。他力求证明，生活是一种罪恶，人性是恶的，人本身也是恶的。于是，那些本来相信和热爱生活的人由失望而变成了一个愤世嫉俗者和破坏者。这种破坏乃是一种绝望的表现：生活所带来的失望必然引起对生活的痛恨。
在我的临床经验中，这种失去信仰的深刻表现是屡见不鲜的；它经常构成了一个人一生中的主旋律。在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