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_人之心-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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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的人。另一方面，父亲的作用则不同。他代表人为的法律和秩序，社会统治和责任。他是一个执掌惩罚或奖励的人。父亲的爱是有条件的，只有做了必须做的事才能获得这种父爱。由于这个原因，对受父亲约束的人会更有希望通过顺从父亲的意志来获得他的爱；但是，完全的和无条件的爱，稳定和保护等这种快感是很少出现在受父亲约束的人的经验中。我们在以父亲为中心的人身上，很少发现将要论述的有关恋母固结的那种退化的深度。
　　恋母固结最深的层次是“乱伦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又是怎么回事呢？有各种不同程度的依赖关系，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因素：有着依赖关系的人，是他所依恋的那个“主人”的重要部分。没有那个主我，他就无法生存下去，如果这种关系受到威胁，他就会感到极度的忧虑和害怕（在接近于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中，隔离可能会导致精神分裂症的突然爆发）。当我说没有那个主人他就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我并不是说，他在肉体上总是必然地和这个“主人”联结在一起的；也许他难得见到他或她，或者说，这个主人也许已死了（在这种情况下，依赖关系可以采取某种文化中所规定的“祖先崇拜”的形式）；这主要是一种感情和想象上的结合。对有依赖关系的人来说，要认识他本人与主人之间的那种明确界限即便是可能的，也一定是十分困难的。他感到自己和别人是浑然一体，是她的一部分和她结合在一起。这种依赖关系的形式愈极端，也就愈没有可能明确地意识到两人的这种分离。正因为缺乏对这种分离的认识，才能说明在更为严重的情况下，依恋自己主认的那种人的“依赖”性之所以遭到误解的原因。因为“依赖”必须先有两个人之间的显著区别为必要条件，才能使一个人依赖于另一个人。在一种依赖关系中，具有这种依恋倾向的人有时会觉得自己比主人强，有时又觉得自己不如这位主人，甚至或同这位主人处于平等的地位中，但这两个人总是分不开的。实际上，母亲和胎儿的合一是对这种互相依恋的统一体的最好的说明。胎儿和母亲既是两个人，又是一个人。［参见M·A列车哈也（M。A。Lechebaye）的《象征的实现》（国际大学出版社1955）一书中对一个患有严重精神紊乱的病人所具有的这种依赖关系的精辟论述。］然而，也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即当事者双方都互相依恋各自的对方，这种情况并非罕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涉入到一种感应性精神病。这种感应性精神病使得两个人都意识不到自己的幻觉，因为他们所共同享有的这个体系构成了他们所认为的现实。在极端退化的依恋关系的形式中，无意识的欲望实际上也就是回到母体中去的欲望。这种愿望经常以象征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希望（或害怕）淹死在海洋里，害怕为世事所毁；希望人的个性完全消失，重新与自然结合为一体。然而，这种深刻的退化欲望必须与生存的愿望相冲突。因为回到母体中去也就意味着剥夺生的权利。
　　我已经试图说明的是这样一种同母亲的关系，即希望得到母亲的爱，又害怕母亲所肯有的这种破坏性。这两方面都要比弗洛伊德在性欲基础上所设想的“恋母情结”更为深刻、更为重要。但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有意识的知觉与无意识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如果一个男子记起或想像到自己对母亲所具有的性的要求的话，那么他就会遇到抗拒的困难。因为他懂得性欲的性质，他的意识不需要知道他所欲求的那个对象。希望象婴儿一样得到别人的爱；希望丧失人的全部独立性；希望重过幼儿的生活；甚或回到母体中去，这一切和我们正在讨论的依赖关系很不相同。所有上述要求决不是可以用“爱”、“依赖”甚或“性欲固结”这些字眼来包含的。所有这些术语与在它们背后起作用的经验力量相比都是贫乏的。“对母亲的恐惧”同样如此。我们全都知道，害怕一个人意味着什么。这个人可以咒骂我们，侮辱我们，惩罚我们。我们都有过这种经验，并多少有些勇气去对付它。但是，如果我们被关进一个狮子笼子，这头狮子正张口以待，或者，如果我们被扔进满是毒蛇的深坑，我们是否知道，那会有什么感觉呢？当看到自己处于这种令人战慄的无助地位时，我们能否表达出我们所遇到的这种恐怖呢？然而，对母亲的“恐怖”，也恰恰是这种经验。我们要使所用的这些字眼获得无意识的经验，那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人们常常说到依赖，恐惧而没有真正懂得他们所谈的究竟是什么意思。适用于描述经验的语言，也就是梦的语言或神话和宗教中的象征性文字。如果我梦见我要在海洋中溺死（伴有畏惧与快乐的复杂感情），或者，如果我梦见我正想从要把我一口吞下的狮子身边逃走，那么，实际上，我是在一种语言中做梦，这种语言符合于我实际经验到的事物。当然，我们的日常语言与那些允许我们自己可能认识的经验是一致的。如果我们要透彻了解我们内心的真实性的话，我们必须努力忘掉习惯性的语言，用已被遗忘的符号主义的语言来思考。
　　显然，乱伦固结的症状，依赖于退化的程度。在最良好的情况下，除了对女人的稍有过分的依赖和恐惧外，几乎没有什么病状可言。退化的程度愈深，依赖和恐惧程度就愈强烈。在最原始的层次上，依赖和恐惧已达到与健全的生活相冲突的程度。还有其它病状的因素也依赖于退化的深度。乱伦定向犹如自恋那样，是与理性和客观性相冲突的。如果我未能切断与母亲的密切联系，如果我坚持崇拜稳定和保护的偶像，那么这种偶像就会变成神圣的东西。人们不能批评它，如果“母亲”是不会犯错误的话，那我又如何能对别人作出客观的评价呢？即使这个人是与“母亲”有冲突或不为“母亲”所赞赏的。当固恋的对象不是母亲而是家庭、国家或民族的时候，这种判断的有害形式就不会显得那么明确。因为这些固恋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所以对国家或宗教的一种强有力的固恋很容易导致偏见和歪曲的评价，而人们却把这种评价看作是真理，因为这是一切具有同一固恋倾向的人所共同享有的。
　　对理性进行了歪曲之后，在乱伦固结中居于次要地位的病理特征，就是没有把其他人当作完全的人来体验。只有那些具有同一血统或土地的人才被看作是人，而“异乡人”则被认为是野蛮人。结果，我也成了我自己的一个“异乡人”，因为除了被共同的血缘关系统一起来的团体所体验到的这一残缺不全的形式外，我不可能体验到人的本性。这样，乱伦固结就损害或毁灭了——按退化的不同程度——爱的能力。
　　乱伦固结的第三种病症就是它是与人的独立和完整性背道而弛的。受母亲和家族束缚的人，就没有自身的自由，没有确立自己信念的自由，甚至也没有犯罪的自由。他既不能面向这个世界也不能拥抱这个世界。他总是处在母亲般的民族——国家——宗教固结的牢狱里。人只有彻底摆脱母亲，才能自由的发展，达到自身的独立，以致于从所有乱伦固结的形式中解放出来。
　　乱伦固结通常是得不到人们的承认的，或者说，它似乎总是以那种看来是合理的方式使之合理化。有些被他母亲牢牢束缚着的人可能以各种不同的方法使自己的乱伦关系合理化，诸如为母亲效劳就是我的责任；她为我做了那么多事；她对我有生身之恩；她吃了那么多苦头；她是多么了不起啊。如果固恋的对象不是个别的母亲，而是国家的话，这种使之合理化的理由也是相同的。它主要表现为这样一种想法，即人们应把一切归功于国家，或者赞叹国家是多少不平凡，多么不可思议！
　　总而言之，继续受母亲式的人和类似母亲形象的血统、家庭、家族束缚的倾向，是一切男子和女子与生俱来的。这种倾向经常与相反的倾向——生、进步、生长——相冲突。在正常的发展情况下，生长的倾向总是占上风。在患有严重疾病的情况下，那种倒退的、互相依赖的倾向占主导地位，结果使人多少陷于无能之中。弗洛伊德关于在任何一个孩子身上都可以发现乱伦欲望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个思想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弗洛伊德自己的设想。乱伦欲望首先不是性欲的结果，而是构成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定向：希望同自己出身的地方保持联系，害怕自由，害怕被他本人没有能力接近的形象所毁灭，因而他只得放弃任何独立性。
　　我们现在可以比较一下本书所讨论的这三种定向之间的相互关系。恋尸癖、自恋和乱伦固结的轻度表现形式彼此是十分不相同的，而且，往往一个人可以有其中的一种定向，而不同时具有其它的定向。在这些定向的非恶性的形式中，也不会有一种定向会严重地剥夺理性和爱的能力，或造成强烈的破坏（作为一个例子，我想提一下D·罗斯福这个人。这是一个兼有温和的恋母固结和自恋，同时又具有强烈的恋生定向的人。对比之下，希特勒几乎完全是一个只有恋尸癖的、自恋的和乱伦定向的人）。但是，这三种定向的恶性程度愈甚，它们也就愈汇合在一起。首先，乱伦固结和自恋有一种密切的联系。就个人还没有完全从母体中出现这点而言，这个人就不可能自由地与加人发生联系或自由地去爱别人。他和他的母亲（作为一个整体）都是他自恋的对象。我们可以在个人自恋转化为集团自恋的过程中最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在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乱伦固结与自恋的混杂。这种特殊的混合可以用来解释权力和一切国家、民族、宗教以及政治狂热的不合理性。
　　乱伦依赖和自恋的最原始的形式，是与恋尸癖结合在一起的。渴望回到母体中，回到过去，同时也就是渴望死亡和毁灭。如果将恋尸癖、自恋和乱伦依赖关系的极端形式混杂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种混合称之为综合病症，我建议可称它为“退化综合症”。患有这种综合症的人确实是邪恶的，因为他背诵了生活的发展，是一个献身于死亡和不健全的人。希特勒便是这种“退化综合症”的最具有史实意义的一个例证。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希特勒深深地迷恋于死亡和破坏；他是一个极端自恋的人，对于他来说，他自己的愿望和思想就是唯一的现实。最后，他又是一个有极端强烈的乱伦欲望的人。不管他与他母亲的关系怎样，他的乱伦定向主要表现为狂热地献身于有共同血统关系的民族和人民。他为不让德国民族的血液被毒化从而拯救德国民族这一思想所困扰。这正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所表达的那样，首先要把德国民族从梅毒中拯救出来，其次，把它从犹太人的亵渎中拯救出来。自恋、死亡、乱伦这三种定向的混合，必然使象希特勒这样的人成为人类和生活的敌人。这种三位一体的特征，在R·霍夫的《雅典的狐狸》一书中得到最明确的描述：
　　“当性行为的整个本质就是承认一个‘他者’的时候，希特勒的那个永远不会丧失的一元论的‘我’，究竟如何会屈从于整个性行为的呢？无疑，希特勒有一个牢固信念，即他认为自己是宇宙唯一的感情中心，唯一的真实化身。宇宙会有这种化身或曾经有过这种化身吗？由于希特勒是唯一的存在，这当然是他至高无上的内在‘权力’的理论基础。‘我是唯一的存在，在我之后，没有其他人’这个宇宙除他之外没有人只有物。因此，对他来说，全部‘人’的代名词都缺乏应有的感情内容。这就使希特勒无拘无束、庞大无边地设计和创造各种意图：对这个设计师来说，要改变政治家的态度也是十分自然、容易的事，因为这些政治家同他掌中的新鲜玩意儿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这些‘人’只不过是仿效他的‘物’，也即是工具、石头的同义语。所以工具都是有把手的——耳朵就是充当把手的。诚然，对石头的爱、恨或怜悯（或把真理告诉石头）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样，希特勒便成了一个个性极为病态的人，一个真正赤裸裸的自我：当这样一个自我反常地生活在从临床角度看是健全的成熟的成年人中的时候，他就显得极度的病态（对新生儿来说，自我无疑是一个极为正常的开端，这种正常状态一直可以延至青少年时期）。这样，希特勒的这个成年人的‘我’，已发展成为一个膨大而无特征可言的赘物，就象一个恶性肿瘤一样……”
　　“这个痛苦的、疯狂的动物在自己的床上辗转反侧……”
　　“‘黎恩济之夜’，即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