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_人之心-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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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的话
　　序
　　第一章　人是狼还是羊
　　第二章　各种类型的暴力行为
　　第三章　对死和生的爱恋
　　第四章　个人和社会的自恋
　　第五章　乱伦关系
　　第六章　自由、决定论、选择论
　　主要译名对照表
　　附录　宗教丛书的意义和目的　

第一章　人是狼还是羊
　　许多人相信人是羊，也有人相信人是狼。双方都可以为各自的见解提供有力的证据。持人是羊的观点的人只要指出这个事实就行了，即，人们很容易被唆使去干别人要他们去干的事，即使是那些有害于他们本人的事；他们会追随着把他们推入毁灭性战争中去的领袖们；并相信任何一种只要是充满活力又得到权力支持的胡言乱语——不管这些胡言乱语是出自牧师和国王的凶狠威胁，还是那引起隐蔽的或不那么隐蔽的宣传鼓动者的温言软语。看来，大多数人似乎都是听话的、半懂事的孩子，心甘情愿地任人摆布，不管别人为了达到支配他们的目的，是用威胁的语调抑或是用甜美的口吻来说话。的确，信心坚强得足以挡住一群乌合之众反对的人也是有的，但这并不普遍，而是少数的例外。几百年后会有人赞美这种人，但目前多半却只能遭到同时代人的嘲笑。
　　宗教裁判官和独裁者把他们的制度建立在人是羊这个前提上。更有甚者，有这样一种说法，即认为人既然是羊，那就需要有领袖为他们指点迷津，这往往增强了领袖们的这一真诚的信念：如果他们能给人所需要的东西，如果他们使人摆脱了责任和自由的负担，那么，他们便是在履行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即使这是一种悲剧性的道德责任。
　　但是，如果大多数人都是羊的话，为什么人的生活和羊的生活是如此不同呢？人的历史是用鲜血写成的。这是一部不断使用暴力的历史。在这部历史中，人的意志几乎总是屈从于不变的势力。仅仅是T·巴夏一个人不就消灭了千百万个亚美尼亚人么？仅仅是希特勒一个人不也消灭了千百万犹太人么？斯大林不是消灭了无数的政敌么？这些人并不是孤军奋战，有许多人专为他们干杀戮、拷问的勾当。下这种勾当的人不仅出于自愿，而且是为了取乐。在残酷的战争中，在谋杀和强奸中，在强者对弱者的无情剥削中，在麻木不仁、铁石心肠地对待那些经受拷问和痛苦呻吟的人的事实中，我们不是到处都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吗？所有这些事实使象霍布士这样的思想家们得出“人对人象狼一样”（homomoninilupus）的结论；使我们今天许多人都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具有破坏性。人不过是一个凶手而已，他之所以没有象他的同伙那样去干杀人勾当，只是因为他害怕力量更强大的凶手罢了。
　　然而，双方的论据把我们给弄糊涂了。的确，我们亲自看到了某些潜在的或显而易见的凶手和象斯大林、希特勒那样残酷无情的虐待狂。但这些人并不普遍，只是少数的例外。我们能由此推论，你、我以及大多数普通人都是披着羊皮的狼吗？能认为我们一旦摆脱一直阻止我们象野兽一样行动的禁令，就会显露出我们的真实的“本性”吗？要驳倒这种论断是困难的，然而这一论断也不是令人心悦诚服的。在日常生活中要干残酷虐待的勾当有的是机会，而且不用担心什么报复，但多数人并没有这么干。事实上，当人们遇到残酷虐待的行为时，就会极其反感地进行反抗。
　　那么，我们在这里碰到的这个令人迷惑的矛盾，是否还有另外更合适的解释呢？我们能否作这样一个简单的回答，那就是：有许多羊是和一小部分的狼生活在在一起的吗？狼要杀人，羊就要跟着干，因此，狼叫羊去行凶，去谋害，去绞杀，羊就照办。这不是因为羊喜欢这么干，以此为乐，而是因为羊想要跟着狼跑。为了让绝大多数羊象狼那样地去行动，凶手们甚至不得不编造出各式各样的故事来表明自己行为的高尚动机。诸如为防御对自由的威胁，为被杀害的儿童、被强奸的妇女、被损害的名誉复仇等。这个回答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仍存在着许多疑点。按照这种说法，是否意味着存在着两种人类，一种是狼，一种是羊？再者，羊怎么会那么容易地被唆使去象狼那样行动——假如羊本身并不具有这种本性的话，假如羊知道暴力是一种神圣的职责的话？我们关于狼和羊的说法或许都站不住脚。然而，狼比绝大多数人更能公开地表现人的主要性质，这个说法或许总应该是正确的吧。或者，所有非此即彼的说法归根结底都是错误的。人或许既是狼又是羊，或者说既不是狼也不是羊吧。
　　回答上述这些问题在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今，各大国都打算使用最有破坏力的武器来消灭自己的“敌人”，并且，在这场大屠杀中，即使有可能同归于尽，他们也不会放弃这个念头。如果我们相信，人性本来就假向于破坏，使用权力和暴力的需要正植根于人的本性中的话，那么我们对日益加强的野蛮行为的反抗，就会变得愈来愈软弱无力。当我们大家都成为狼的时候——尽管有一些狼比另一些狼更富有狼性，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反对狼呢？
　　人究竟是狼还是羊？就这个问题的更广泛、更为一般的方面而言，它也只是西方神学和哲学思想中最基本问题之一的一种特殊表述。这个基本问题是：从根本上来讲，人是恶的、堕落的，抑或是善的、完满的。旧约全书并不主张人基本上是堕落的这种观点。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意志，这并不被认为是罪恶；圣经中也没有一处地方暗示违背上帝会使人堕落。相反，这种叛逆行为乃是人的自我觉醒、以及人有能力进行选择的一个条件。总之，这次反叛行为就是人向自由迈进的第一步。看来，亚当和夏娃的这种反叛行为是在上帝的安排之内的。按照先知的思想，正因为人被驱逐出伊甸园，人才能创造自己的历史，才能发挥自己的才干。并且，成为一个充分发展了的个人，来体现人和自然的新的和谐，这种和谐不同于先前所获得的和谐，在那个时候，人还不是作为个人存在着。先知关于救世主的概念确实蕴含着这样一种思想：从根本上来说，人不是堕落的，他不需要上帝特殊的恩典就能得救。但这并不是说这种潜在的善良意志就一定会获胜。要是人做了坏事，他就会变得更加邪恶。由于埃及法老一直为非作歹，所以他的心肠是“冷酷”的；并且冷酷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于不存在任何变更或忏悔的可能性。旧约所提供的邪恶行为的例子至少和用来说明正当行为的例子一样多。甚至象大卫那样的崇高人物也没能排除在作恶人名单之外。旧约认为人有两种能力——行善的能力和作恶的能力——人必须在善与恶、祝福与诅咒、生与死之间作出选择。甚至上帝也不干预人的抉择。上帝只派使者去帮助先知们传授实现善、识别恶，以及从事告诫和传话等活动的各项规则。但是，尽管如此，在人那里，还是只存在着向善或向恶的“两种欲望”，何去何从便是他个人的事了。
　　基督教的发展则大不一样。在基督教派的发展过程中，亚当的反抗被看作是有罪的。事实上，这一罪行是如此之严重，以致于败坏了他的本性，并株连了他的子孙。这样，人即便靠自己的努力也永远摆脱不了自身堕落的困境。只有上帝的大慈大悲，只有等到基督（他是为人而殉难的）的出现，才能制止人的堕落，拯救那些信任基督的人。
　　但是，在教会中，也不是没有人反对原罪的说教的。皮拉基亚斯攻击过它，但失败了。文艺复兴时期教会中的人文主义者即使不直接攻击或否定这种说教，也试图削弱它的影响。许多异教徒也是这样做的。如果有区别的话，那就是路德所持的是一种更为极端的观点，他认为，人天生是有罪的，堕落的。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以及后来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却朝相反的方向迈出了激进的一步。后者主张，人身上的全部罪恶不过是环境造成的，因此人确实不需要进行选择。于是，他们认为，应该改变产生恶的环境，人所固有的美德才会自动出现。这种观点也影响了马克思和他的后继者的思想。相信人的德性，这是人类具有新的自信心的结果，也是自文艺复兴以来经济和政治方面巨大进步的产物。与此相反，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道德的崩溃，以及由此出现了除希特勒和斯大林、考文垂和广岛事件以外的，导致今日全球性毁灭的准备部署，促使人们再次强调人具有恶的倾向的传统说法。然而，重新强调这一点对于那些低估了人本身所固有的恶的潜在性的人来说，无疑是一贴健康的良药。但是，人们也常常利用这种说法来嘲笑那些对人不曾失去信心的人，有时甚至误解或歪曲这些人的观点。
　　当一个人的观点常被歪曲为低估人本身所固有的恶的潜在性的时候，我要强调的是，这种多情的乐观主义并不是我的思想方式。对任何一个有长期临床经验的精神分析学家来说，让他轻视人的内部的破坏力量的确是困难的。他看到这些力量在患有严重疾病的人身上起着作用，并体验到，要制止这些力量的作用，把这些力量引向建设的方面去，是极为困难的。对任何一个目睹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猛烈爆发的罪恶和破坏的人来说，要他对人类的破坏力量及其强烈程度视而不见同样是不可能的。然而，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性：今天，无能为力的意识以越来越大的力量紧抓住人（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不放，致使他们接受关于堕落和原罪的新的说法，从而让这样一种失败主义的观点得以自圆其说：战争是人的破坏性的结果，因而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以敏锐的现实主义为自豪的观点，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是不现实的。第一，破坏性的欲望的强度并不表明，这些欲望是不可战胜的，甚或是压倒一切的。第二，这个观点的荒谬性还体现在这一前提中，即认为战争是心理力量的结果。事实上，我们在认识社会和政治现象的过程中，没有必要长时间地详细论述“心理主义”的这种幻想。战争是一些政治、军事以及企业的领导人为获取领土、自然资源和商业利益；为防御其它国家对他们国家的安全造成实际的和宣称的威胁；为加强他们自身的威望和荣誉而作出发动战争决定的结果。这种人和平民百姓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是自私自利的，几乎没有为别人而放弃个人利益的气魄；但他们既不残忍也不邪恶。这种人在日常生活中也许好事要比坏事做得多，不过，当他们一旦掌握了权力，指挥着千百万人民，并控制着破坏力量最大的武器的时候，他们就能造成巨大的灾祸。如果他们处在平民百姓的地位中，他们也许只会消灭一个竞争者，但在我们这个权力世界和主权国家中（“主权”意识着不受限制主权国家行动的任何道德规律的支配），他们就会消灭全人类。给人类带来危险的主要是那些拥有非凡力量的普通人，而不是魔鬼和虐待狂者。但是，正象打仗需要武器一样，为了驱使千百万人冒着生命危险，成为杀人凶手，也需要仇恨、愤怒、破坏和恐惧这些激情。这些激情是发动战争的必要条件，而不是战争的原因，正象枪炮炸弹本身并不是战争的原因一样。许多观察家评论说，从下述这个方面来看，原子战争不同于常规战争。这就是：一个人可以任意按一个电钮就能把装有核弹的火箭发出去，一颗核弹就可以杀死成千上万的人，然而这个按电钮的人几乎不可能有杀人的体验。而一个步兵，当他使用刺刀和机关枪的时候，他就会体验到自己正在杀人。尽管发射核武器的行为并不比踏实地服从命令更有意识，然而是否存在着一个有关个性的深层结构的问题：产生这种行为的可能性不是由于破坏的冲动的话，那么就是对生活的彻底的冷漠无情。
　　我将列举下述三种现象，在我看来，正是这三种现象构成人的定向中最不道德、最危险的形式的基础。这三种现象是：恋死、恶性的自恋以及乱伦的依赖关系。当这三种定向结合起来的时候，便形成了“退化综合症”，从而驱使人们去为破坏而破坏，为了恨而恨。与这种“退化综合症”相反，我将要叙述“发展综合症”，它包括恋生（与恋死相反），爱人（与自恋相反）以及独立性（与乱伦的依赖关系相反）。只有在少数人那里，其中的某一种综合症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我们也不否认，每个人都可以朝自己所选择的那个方向发展：选择生或选择死，选择善或选择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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