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期的樱桃 作者:王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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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是美妙的，生活是现实的；生命是可贵的，死亡是可怕的。人的生死都是无法抗拒的选择，精子和卵子的偶然结合，缔造出新生命，绵延着人类的生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成为当今的流行语，父辈的地位决定子女的命运，出身决定一切。可溥仪是真龙天子，不也沦为甲级战犯？龙变成了蛇，一条笼中的小蛇。人们说那是改朝换代的产物，谢晓燕的父亲在省里当领导，过去也算个封疆大吏，属王侯等级，现在不也是黑帮嘛。“文革”初期还有一种说法：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当年高呼这些口号的人，大都因为父亲倒台加入了混蛋的行列，现在上街看看，知青队里瞅瞅，好汉没几个，混蛋一大堆。龙入浅滩遭虾戏，虎落平川被狗欺，凤凰落架不如鸡，当今正是鸡变凤凰，凤凰变鸡的时代，乱世出英雄嘛！人的生是一种巧合，人的死也无法选择。如果秦始皇死在统一六国之前，唐玄宗死在娶杨贵妃之前，慈禧太后死在光绪戊戌变法之前，历史都将重写。人生与死的偶然性决定着人生历程的偶然性。人生大抵经历一个过程，一个充满艰辛的过程。一个在希望中奋争的过程；一个在绝望中煎熬的过程；一个在长期的痛苦中享受片刻欢乐的过程；一个在永久的孤独中获取短暂荣耀的过程；一个偶然生必然死的过程，谁也无法改变，万岁永远是一种贪婪的奢望。他不知哪来这么些稀奇古怪的想法，总有点神经兮兮的，难怪梦话连篇呢。
他回到窝棚里，啃着昨晚舍不得吃的一块玉米饼，大黄狗偎在他身边，他掰了半块饼喂了它。他望着绿阴阴的樱桃园，不知撞见这墓地是不是凶兆？咳，古来墓地都有好风水，藏着好运道，他总觉得这里没给他带来多少好运，也许好运已给死者的后人占走了，自己啥也捞不着。妈妈前两天来信，说一直没有父亲的消息，不知情况如何？很担心。父亲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曾出国留学，毕业于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当时正是二战期间，父亲亲身体验了人们对希特勒的盲目崇拜，以及野蛮的法西斯专制，给德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他的一位导师是位反战人士，临战败前被迫当了兵，亡身于英美联军的轰炸。师母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照顾父亲，临别时，师母紧抱着父亲痛哭，泪水洒落在父亲的那件黑色的西装上，他一直舍不得洗。那份情谊，父亲每忆起来都热泪盈眶，难以释怀。父亲永远忘记不了那双慈爱的眼睛，那颗把最后一块面包留给异国青年的拳拳慈母之心。
德国被英美联军占领后，父亲正好毕业。回国后，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受聘于一所著名大学哲学系任教授，担任系主任，可谓青春得意。五七年他在一次教研会上提出，哲学研究应放眼世界，不能仅师从苏联，马克思的哲学不也来自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嘛。因此，他被列为反苏急先锋，戴上了右派帽子。大会宣布的时候，他看见礼堂屋顶上跌落一束耀眼的白光，正砸在他眼镜上，眼前顿时白茫茫的，啥也看不见，闹得他眼睛疼了好几天，像得了红眼病。于是，他又多了一条罪状，恨社会主义苏联恨红了眼。
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校领导鼓励他戴罪立功，写几篇有深度的理论批判文章。他先后发表《论大国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苏联哲学界的教条主义现象》等文，在理论界引起较大反响。校长在给他戴上右派帽子的大礼堂，又隆重地在全校大会上为他摘了帽，并官复原职。摘帽大会上，他无意中又看见屋顶上的那一丝光，像一滴水，在空中悬着，晶莹剔透，在热烈的掌声中舞动着身子，秀色可人，充满着诱惑。晚上，他兴冲冲地回到家里，把皮帽往桌上一放，对妈妈说：“摘帽了，得庆祝庆祝。”妈妈高兴地抱着他，头依在他肩上，欣喜地说：“总算熬出头了。”这时，他却挣脱了母亲的拥抱，又郑重地把皮帽戴上，一本正经地说：“想摘就摘，想戴就戴，那还不容易？”他把帽子歪戴在头上，半睁着一双眼，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那顿饭母亲炒了好多菜，还喝了红葡萄酒，这是鲁岩人生第一次喝酒，没想到酒这玩意还挺好喝，那餐饭吃得特别香，是家里最好的一顿饭，肚子都快撑破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父亲的优秀理论文章，又变成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大毒草。借苏修之尸，还纳粹之魂。他主持编撰的《西方哲学史》，成了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有力证据。摘帽的大礼堂，成了批斗会的新战场。父亲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牌子，上写着两行黑字：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德国特务，大右派，中间打着一个鲜红的大红叉。父亲的腰弯成九十度，像只大马虾，花白的头发在鲜红的叉上摆动，汗水顺着挂在脖子上的铁丝向下流，淌下的汗水洇湿了牌子上的字，像流下了黑色的泪。父亲又看到一片灰色的光，在眼前波动，极壮阔。
在“反动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中，在“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理念指引下，大批判运动也逐步升级，父亲被戴高帽子游街，高帽从废纸箱板发展到三合板，又从三合板发展到铁皮。父亲游街回来，头上被铁皮高帽磨得鲜血直流。妈妈用碘酒给他搽，把他疼得“嘶嘶”地直往嘴里吸气，他咬牙忍着疼，还指着高帽说：“这不，又戴上了，一次比一次质量高。”父亲的轻松让他们的心更加沉重。在与人相斗，其乐无穷的日子里，国人唯有折磨人最富有想像力，各种招式，层出不穷。
鲁岩抬头望着一棵棵在风中摇摆的樱桃树枝，一串串青得发灰的樱桃在那无力地晃荡着。
看书是件有意思的事。
昨天晚上，我蒙着被子看了一夜书，白天干活直犯困，下田锄草一点劲都没有，腿发软。女知青们还议论我半夜学毛选，假积极。爱说说去，歪嘴和尚念真经，好啊！看外国小说真上瘾，尤其是男女情感方面的事，好像在写自己似的。怎么他的影子总在眼前晃动，心“怦怦”直跳，是不是中毒了？女生为什么会喜欢男生，喜欢上一个人，老想跟他在一起说话、聊天，感觉是生命中最有意思的事，不见面，心里还老惦着，一旦见了面，又跟没事儿人似的。想想爱情这玩意真怪，不去想，啥事没有，可一招上，还直往心里去。脸发烧了，手也笨拙起来，又锄掉一棵玉米苗，真见鬼。我四下瞅瞅，还好，没人看见。为爱情牺牲，你也值了，还是人民公社好，要是给地主干活，准得挨两鞭子。
太阳当头照着，汗把衣服都浸湿了，风还透点凉。他们干得快的早到树阴下歇着了。只听见“加油，李辉”的喊声，原来李辉正从我对面锄过来。这帮男知青，喜欢瞎起哄，见李辉一回头，顿时哑了。李辉和我是一个院里长大的，他长得堂堂正正，一米八几的个，一双大眼睛透着神，上面卧着浓而有力的眉。浑身的肌肉膨胀着，那三角形的背，惹来多少女生的羡慕。他从小爱体育，是学校篮球队长，又学过点拳脚，三四个人近不了身，他是知青中的领衔人物。他比我高两届，和鲁岩同班，跟我不在一个学校。他父亲是我爸抗战时期的老战友，老下级，我爸任县委书记时，他父亲担任县敌工部部长，他父亲因抗日打仗时受伤被俘，被伪军关了起来。因伪排长同情抗日，加上敌工部长与敌伪接触多，关系也广，让他只身逃了出来。“文革”前担任省委组织部长，比我爸晚倒台几个月，红卫兵抄了省委档案室，发现他曾经被俘的历史问题，被列为叛徒，在干校劳动改造。我总想不明白，我爸早说过，他的历史问题组织上早已清楚。“文革”为什么要翻这些陈年老账，是为了纯洁共产党的队伍，还是为打倒政敌故意制造理论依据？我觉得他爸挺冤的。
上山下乡以来，李辉一直帮我，在他跟前，我可以随意耍性子，他从不气。中午吃饭，我端着打好的饭菜走出食堂。食堂里仅有的几张长板凳早缺胳膊少腿，大家都自找地方蹲着吃。我蹲在屋外的树阴下，李辉端着饭碗走到我旁边。这时，一群苍蝇在我们身边飞舞，阳光下，苍蝇扇动着金色的翅膀，唱着欢快的歌，舞动着特有的节奏，动作敏捷而矫健，在我眼前自由地翩飞。那红色的头，像日本的零式战斗机，带着高亢的鸣叫，对着我们手中的饭碗，就像冲着珍珠港停泊的美国军舰，不断地轮番俯冲轰炸。对此情景，我们已习以为常了。饥饿是竞争的原动力，与人争食，也是它们其乐无穷的事吧。我边赶苍蝇，李辉边夹一些菜给我，清水煮白菜，见不着什么油，可吃起来特别香。同样一份菜，他总比我的多两倍，无形的头，也可享受特权，有着高含金量，难怪人们争着当领导呢。那时候人肚里没什么油水，饭量大，肚皮常处于饥饿状态。自从下乡以来，男孩子个个精瘦精瘦的，而女孩子个个像面包一样发了起来，不知是什么原因。真是该胖的不胖，该瘦的不瘦，估计跟生活太规律与重体力劳动有关。一个姑娘家长着个水桶腰该多难看呀，我尽量克制少吃些主食。我把碗里的饭赶一些给他，一不小心，一团饭掉在地上，只见一群苍蝇蜂拥而至，密密麻麻，黑亮的饭团在那里迅速膨胀开来。李辉边大口扒拉饭，边小声对我说：“听说，你爸的事快了。”
“真的？”
“前几天，省里派人调查前几年往学校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的事，我爸给揽了下来。”
“为什么？”
“与其大家死，不如先活一个，我爸说的。”
“怎么能这样做呢？”
“来的人也是这个意思。”
“不会吧？”
“有人在帮你爸，上面。”
“瞎说！”
“我还会骗你？”
“反正我不信。”
“你爱信不信，真傻逼。”他最后一个字只说了一半，就戛然而止。我“咣当”一声就把饭碗给撂了。知青们用惊诧的眼神望着我俩，还议论着：“大小姐的脾气又犯了。”一群苍蝇飞过来，聚在碗里，饭碗像阿Q戴的小黑毡帽，油光锃亮，一片晶莹。
我气得站起来跑回宿舍，一下子趴在床上。不一会，李辉把洗净的饭碗给我送了回来。他一个劲向我认错，说不该用粗话骂人。可我一句也没听进去。他见我不理他，只得悻悻地走了。我不明白一月里总有几天特容易发火，气不打一处来，谁赶上谁倒霉。这几年，一直不顺，好消息倒不少，一会儿传父亲马上要解放，又传我要回城当兵，还要推荐上大学，可没一次兑现的。李辉嘴里的这类小道消息最多，刚开始传的时候，我特别兴奋，把零碎东西收拾好了，时刻准备拔腿走人。队领导的态度也顿时巨变，张队长铁青的钢板脸上仿佛绽开了一朵花：我也沾点光，好事想着你，苦差事不让你干。几天后，见没什么动静，那张脸又凝固回钢板上，苦活累活让你抢着干吧。后来传多了，谁听见也当没听见，反倒把自己搞得挺狼狈，好像这些舆论都是从我嘴里造出来的，铁青脸上那种异样的眼神，真让人受不了。鲁岩说过，在官场上，凡是好事，传得风声越大，越不会成。高叫的驴子不可怕，不会叫的蚊子才咬人。官场又像炖鸭子，要用炆火焖熟了，才又烂又香。因此，要当官，宁当蚊子，不做叫驴，只做炆火鸭。
我暗自笑了，鲁岩的俏皮话太多，嘴巴没把门的，老吃亏。我独自躺在床上，腰酸、肚子也疼，快来例假了，让萧云带个假，下午不出工了。萧云临走时递下话，她也听说了我爸的事。这难道是真的？李辉说我爸的老上级出面了，我不敢相信。为我们子女参军的事，我爸发了十几封信，地方上的干部越是关系近的、在位的，越不敢回信。倒是平常不怎么来往的，还回了几封信，大都婉言谢绝了。有一个军队领导同意去，他是父亲的老领导，是老红军，工农干部，回信就歪歪斜斜几个字：叫孩子来吧，放心。我爸特别感激，患难见真情嘛！可又怕株连别人，万一政审刷下来，脱军装，给退回来，影响更坏，只得作罢，现在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还有的老战友加入了揭发的行列，父亲就是被挺亲近的人揭发而被打倒的，至于是谁，一直不太清楚。你说这几十年生死与共的老感情跑到哪儿去了？在人人自危的年代，谁敢拿自己的红顶子开玩笑。那关系全家人的性命，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