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悲观论集卷-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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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话：“同样的则是高度饥渴者的例子，
　　　　他的饥饿感和干渴感是同样强烈的，
　　　　这时，如果他和食品与饮料的距离总是相等的话，他必会静静地伫立着。”
　　　　布里丹的那个例子是从这些源泉中汲取来的，他只是把人改为了驴子，而这仅仅是
因为，或者是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或者是用驴子作他的例子，是这位枯燥乏味的经院
派学者的习惯。
　　　　意志自由的问题实际上是一块试金石，人们可以借此来区分思想深刻的思想家与浅
薄之士。这一问题也是一座界碑，这两类人就在此分道扬镳，这是因为前一类人都主张
既定的性格与动机必会造成一定的行为结果，而后一类中的大多数却都主张意志自由说。
也还有一类是中间派，他们感到茫然，来回徘徊，将自己和他人的目的混在一起，或躲
在言辞后面，或曲解问题，一直到弄得大家再也不知道，问题究竟在哪里。莱布尼兹就
是这样做的，他更多地是个数学家，是个饱学之士，而不是哲学家。①为了使这些中间
派明白问题的究竟，我们不得不这样向他们提出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　　　　
　　①莱布尼兹在这一点上的摇摆不定，最清楚地表现在他给柯斯达（Coste）的信
中，见埃特曼编《哲学著作集》第447页，（OperaphiledErdmann，p447）又见《神正论》
第45—53节（Theodicee，45—53）。

　
　　　　一、对于一个既定的人来说，在既定的情况下，是有两种行为的可能性呢，抑或只
有一种呢？一切深思熟虑的人的回答是：只有一种。
　　　　二、对于一个既定的人来说，我们注意到，一方面他的性格保持不变，另一方面他
受到其影响的情况，完完全全和直至最细小的方面都必然是被外部原因决定的，这些原
因是绝对必然地要出现的，而且其完全是由同样必然的环节组成的锁链是无尽头的，他
的生活经历会否在什么方面，哪怕只是最细小的方面，会否在某一事变，在某一场合和
已经历的有所不同呢？坚定而正确的答案是：不！
　　　　从上面两点产生的结论就是：所有发生之事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是必然要发生的。
　　　　谁害怕这两句话，谁就必须再学习一些什么和忘掉一些什么，然后他才会认识到，
它们是慰藉和恬静的最丰富源泉。我们的行为并没有第一开端，因此也就不会有什么真
正新的东西存在于其中，而通过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也只是体验到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有其严格的必然性，对于这种信念，尽管人们认识得并不十分清
楚，但却是可以感觉到的，而古人如此坚持的命运观，以及伊斯兰教的宿命论，甚至还
有对预兆的一直无法根除的信仰，都是建立在这一信念之上的。这是因为连极小的偶然
的事情，也是必然地要发生的，而一切事情也可以说是相互协调的，因此一切都在一切
之中回响着。最后，一件事情又是和另一件事情有关连的，一个人决非故意，而是完全
偶然地伤害了或打死了另一个人，他就会一辈子为这种不幸感到痛苦，就好像欠了债似
的，在别人眼里他也是个倒霉蛋，有一种丢了面子的感觉。对感受到的性格不变及其表
现的必然性的信念，对基督教的神恩选择学说也并不是没有影响的。最后，我还想说一
点完全是附带的看法。对于这一看法，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他自己对既定事物的想法，
或加以附和，或置之不理。如果不是依据所有现象无区别地都是靠一条因果锁链结合在
一起的，因此所有发生之事都有其严格的必然性，而是让这条锁链在无穷的点上为一种
绝对的自由所打断，那么一切对未来的预知，在梦中，在能洞察一切的梦游中，在幻景
中，即使是客观的结果也绝对地是不可能的，因此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样一来就不会
有一种客观上真实的将来，哪怕它可能是可以被预见的，而我们现在确实只是对有关的
主观条件，即主观可能性不表示怀疑。而即使是这样一种疑惑，今天，在无数来自最值
得信赖方面的证明确认有那种对未来的预见以后，在见多识广的人那儿，也不再有什么
市场了。
　　　　对于已确立的关于一切发生之事的必然性学说，我还想补充作如下几点考察：
　　　　如果不是必然性贯串于所有的事物和将它们组合在一起，特别是将个体的生殖辖于
其下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呢？一个怪物，一堆废物，一副无意义、无价
值的怪相，也就确实是偶然的产物。
　　　　希望什么事情都不发生，那就等于愚蠢地在折磨自己，因为就等于是希望绝对不可
能的事情，就像希望太阳会从西方升起一样是不合理性的。因为一切发生的事情，大的，
小的，都是严格地必然发生的，因此再要去想引起那种事变的原因是多么渺小和多么意
外，以及多么易变，那就太没有意思了，因为这是幻想，因为所有这些事变都像太阳从
东方升起一样，是同样严格地必然要发生的，是以充分的权力在起作用的。对于发生的
事变，我们更应该像对待我们阅读的印刷品一样。我们清楚地知道，在我们阅读它们之
前，它们就已存在在那儿了。我们就应该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事变。



第5章　结论和进一步的见解


　　　　在我维护的真理方面的所有那些光荣的先辈中，不但有文学上的，也有哲学上的，
我在上面都已很高兴地提到了。哲学家的武器不是权威，而是理由。因此我也只用理由
来从事我的事业，并且希望，我已把它说清楚了，因此我现在确实有权利得出不真实就
不可能的结论，由此，上文在研究自我意识时直接地和事实上后天证明了的对皇家科学
院提出的问题的否定，现在也间接地和先验地得到了证明。原因就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在自我意识中也不会有可以得到证明的证据。
　　　　尽管我在此维护的真理可能是属于那些和短视的人们的偏见相左的观点之列，甚至
可能遭致懦弱无知者的厌恶，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止我，直截了当地、无保留地阐述这一
真理。我在这里并不是在和老百姓说话，而是在和一家著名的科学院说话，这家科学院
提出它的十分合乎时代精神的问题，不是为了维护偏见，而是为了尊重真理。此外，正
直的真理研究者，只要是涉及到为了建立真理和信仰真理，就会始终只注重其理由，而
不是其结果，好像时间一到，它自己就建立起来似的。不关心结果如何，只考察理由，
不是先问被认识到的真理是否符合我们其余的信念体系，这一切康德早已讲过了，我禁
不住想在这儿重复一下他的话：“这种做法有力地使已为别人认识和赞赏的准则，在任
何一种科学研究中，尽可能精确地、公开地、不受干扰地继续它的进程，而不管在它的
范围之外会否和什么东西相背，而是只在它自身范围之内，尽可能真实全面地完成它。
不断的观察使我相信，在一件事做到一半的时候，如果我考虑到不相关的其他的学说，
有时我就会疑虑重重，但如果我在这件事最终完成之前，不顾这些疑虑，只关注我的事
情，那么当我做完这件事的时候，其结果最终会以始料不及的形式和完全不考虑那些学
说，对它们不抱任何门户之见和偏见，而自动产生的结果完全一致。只要作家们决心更
坦诚地对待事业的话，他们就可以避免某些错误，节省某些不必要的力气（因为它们是
以假象为目标的）。”（《实践理性批判》第4版第190页，或罗森克兰茨版第239页。）
　　　　我们的形而上学知识总的来讲距离获得这样一种确信确实还是十分遥远的，即我们
应该抛弃某种得到彻底证明的真理，因为它的结果和那些形而上学知识不相符合。毋宁
说，每一种已经获得的和确立起来的真理总的来讲是知识问题范围内的一个已被征服的
部分，是一个放置杠杆的坚固的支点，这概念杠杆将推动其他重物，是的，人们从这一
部分出发，就可以在有利的情况下，一下子就达到对整体的比迄今已达到的更高的把握。
因为在任何一个知识领域，把真理联结起来都可以使一个已完全肯定地把握了个别观点
的人，由此出发去把握整体。对于一道数学难题，唯一已知的量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因为它使解题成为可能，同样，对于所有人的问题中最难的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对行为
由既定性格和既定动机产生的严格必然性的坚定不移的，先验地和后验地得到了证明的
认识，就是这样一个无法估量的数据，人们只要从它出发，就可以解开整个问题。因此，
一切没有得到牢靠的科学检验的东西在它们阻碍这样一种得到证明的真理时，都必须向
它让步，而不是真理向它们让步，真理决不答应任何适应和限制，以便和没有得到证明
的，也许是错误的见解求得一致。
　　　　这里，我还要作一一般性的说明。对我们结论的回顾促使我们看到，关于那两个问
题，即意志自由和现实与观念的关系问题，它们被描述为是近代哲学最深刻的问题，而
古人则相反并没有明确意识到，对于这两个问题，健全但有粗陋的知性不仅没有驾驭的
能力，而且甚至还有着一种重要的天然的导向错误的倾向，要它摆脱这种倾向，就需要
有一种十分发达的哲学。因此对它来讲，在关于认识的问题上，实际上很自然地会太看
重客体了，于是就需要有洛克和康德，以便指出认识中有多少东西是源自主体的。关于
愿望的问题，它则相反却倾向于极不看重客体，而太看重主体，其做法则是让愿望完全
出自主体，而没有很好地考虑客体蕴含的因素，即动机，而实际上正是动机决定了行为
的极其个体的特性，而只有行为的一般的和本质的东西，即行为的基本道德特性是出自
主体的。在思辨的研究中，这样一种对知性来讲是很自然的倒置当然并不会使我们感到
奇怪，因为它本来就被规定只是为了实际的目的的，而决不是为了思辨的目的的。
　　　　现在，如果我们根据我们迄今为止的论述，完全放弃了人的行为的一切自由，并把
人的行为看作是完全服从于极其严格的必然性的，那么我们就达到了这样一点，在这一
点上，我们将能把握作为较高级种类的真正的道德自由了。
　　　　因此，就还有一种意识的事实，为了不扰乱研究的进程，我至今还一点也没有提到
它。这就是对我们的所为极其清楚和肯定的责任感，即对我们的行为有能力负责任的感
觉，其基础是不可动摇地确信，我们自己是我们的行为的行为人。由于这种意识，任何
一个人，包括深信迄今所讲到的，我们的行为出现的必然性的人，都不能有这样的想法，
即用这种必然性为自己的过错开脱，把罪过推到动机身上，理由是动机出现时，行为就
必不可免。因为他肯定看到了，这一必然性是有一主观条件的，和在这里，在客观上
（根据事实），即在已有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曾经决定了他的行为的动机的作用下，一
种完全不一样的行为，一种和他的行为恰恰相反的行为是十分可能的，是可能发生的，
只要他是另一个人，事情就完全取决于这一点。由于他是这一个人，而不是另一个人，
由于他有着这样一种性格，另一种行为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就他自身而言，也就是客观
上来看，对他来讲，也是可能的。因此，他意识到的责任，只是在刚开始时和从表面上
来看，是合符行为的，但从根本上来说是合符他的性格的，他觉得他应对这种性格负责。
而其他人也要他对这种性格负责，这是由于为了确定行为人的特点，他们的评价马上就
会舍弃事实：“他是一个坏人，一个恶棍”，或：“他是一个小偷”，或“他是一个卑
鄙虚伪的小人”，他们就这样评论说，他们把指责也溯源于他的性格。这时，行为及动
机，只是作为行为人性格的证据受到考察，但却是此行为人的可靠的特征，因此他就是
不可改变的而且是永远固定的。因此，亚里士多德的话是十分正确的：“我们称赞那些
完成了一件行为的人，但是行为是性格的标志，因此我们也称赞每一个没有完成行为的
人，这是因为我们只是相信，他可能是有能力去完成它的。”因此，憎恨厌恶和蔑视并
不是针对暂时性的行为的，而是针对行为人，即性格的永驻的特点的。因此，在所有的
语言中，形容坏道德的词，即咒骂恶行的词，更多的是人的宾词，而不是行为的宾词。
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