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之形by渥特丝-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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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医生于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０日去美国进行为期１２个月的带薪休假，巴茨小姐死亡时她不在国内。尽管已安排巴茨小姐在阿诺德医生休假期间由另一位合伙人看诊，但在该合伙人尚未与巴茨小姐会面并评估病情之前，巴茨小姐便已死亡。因此同意由阿诺德医生自美国呈交以下报告。关于巴茨小姐的完整医疗记录，已由克伦威尔街诊所提供给验尸官。）
从１９６９年６月到我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０日去美国为止，安·巴茨一直是我的病人。她患有Tourette综合症，这种脑神经疾病的主要特征是频繁的肌肉痉挛及不受意志控制的言语。该病遗传自其母，她母亲表现出这种病的复合症状，有秽语症，即会不由自主地口出秽言。巴茨照顾母亲多年，直到其母于１９６８年死亡，因而对Tourette综合症有相当清楚的了解，并学会成功地控制住自己的病况。巴茨最明显的症状有：（１）脸部及双肩的运动痉挛；（２）无法克制的自言自语；（３）偏执的举止，尤其是有关住家和个人安全方面。
１９６９年１２月，我将她转诊给米德塞斯医院的蓝德瑞司？帕泰尔医生，帕泰尔医师对巴茨特别感兴趣，很理解她坚持反对服用对心理有影响的药物的观点：巴茨认为那些药物没有使她母亲的病况好转，反而恶化。医界当前仍无法治愈Tourette综合症，但此病的病情通常会随年龄增长而改善，巴茨也不例外。据我了解，她十几岁时痉挛的情况要明显得多（她出生于１９３６年３月１２日），因此饱受同龄人的取笑和残忍对待，很早便中辍正式教育，也缺乏社交技能。近年来巴茨的症状已比较和缓，不过因为饮酒过量，不时又会加剧。她智力中等，可以独立过活，但对住家及个人安全的偏执使她远离人群。我坚持每隔六到八个星期就去探视她一次，最后一次是１９７８年９月８日，当时她的身心健康都很良好。
希拉·阿诺德医生
２０年后
TwentyYearsLater
拉内莱夫妇回英国前与家人的书信往来
时间为１９９９年
克兰屋
德文郡托凯镇白草路１９９９年５月２７日，星期四
亲爱的：
我不懂，为什么别人质疑你的决定时你总是那么生气。在电话中像个泼妇一样尖叫，实在太不淑女了，尤其是你人还远在三千英里外。爸爸和我当然很高兴你要回家来，但你不能指望我们对你要在多尔切斯特租间农舍的傻主意感到兴奋。从我们这边到那里的车程超过两小时，你爸爸不可能当天开车来回。这点真让人伤心。这２０年来我们只见过孙子两次——两次都是非常昂贵的假期——我们总希望你们回国定居时会带他们住在我们附近。
我还是觉得现在还来得及帮你们在德文郡找个地方。这里有个很好的房地产中介，手上有一批价钱合理的房子可租。你有没有多花点心思去调查一下那间农舍？你形容得很模糊，而且老实说，穷乡僻壤的一间房子一个月要６５０镑听来实在很贵。我想你该知道到处都有骗子，要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登个广告来吸引外国人租间避暑别墅，是轻而易举的事。
你知道我最讨厌说东说西的了，但我的确纳闷你这次决定搬家有没有跟萨姆和男孩们商量过。你总是这样，我怕你这次又是擅自决定，一意孤行。你说你们打算只租那间农舍三四个月，但请你一定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多塞特郡比德文郡好。说你想重游你们度蜜月的地方，这实在太荒谬了。我不认为以你的理智会只以重温１９７６年的假期回忆作为选择居处的理由。
很高兴听到萨姆正在逐渐康复，虽然我们觉得路克和汤姆没大没小地提到他的“半吊子心脏”这种说法有些失当，尤其萨姆显然也在听电话。我很难相信他们已经一个１８岁、一个１９岁了。老实说在我看来他们这个年龄的男孩应该能表现得更成熟一点，恐怕你把他们宠坏了。
关于房地产中介的事，我等你回音。
爱你的妈妈
附注：亲爱的M，我个人认为“半吊子心脏”说得太妙了，很高兴听到萨姆在电话那头大笑。你跟他和你们儿子之间的关系真是美好，这几个月来他们是我的一大慰藉。我很期待分享拉内莱家男孩们的笑话，就算要开两个小时的车也行！告诉路克，我已下定决心至少要试一次冲浪板，就算我真的摔个“屁股朝天”也没关系。我虽然是个老头，但是可还没进棺材呢。
爸
开普敦
６月５日
母亲大人：
这封信写得很赶。抱歉我在电话上尖叫，但线路状况实在很差。附上农舍的细节影印本。我参考数名推荐人，根据可靠的消息，６５０镑是合理的价钱。显而易见，要不是那是一座“个性化”的房子，租金会高得多，此种说法似乎是房地产经纪人用来表示“有点破烂”的代称。不过，萨姆和男孩们跟我一样期待去那里邋遢度日。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应该会在７月的第一个星期抵达，７月底前可以邀你和爸爸来玩。安顿好之后，我会马上打电话约个周末。我们都很好，问候你们俩。
《蛇之形》第二章
一打开门我就认出了阿诺德医生，她没有认出我而回以微笑。我并不意外。我们两个都老了２０岁，而且我在国外待了２０年，样子比她变得更多。她一头银发，比以前瘦，大约５７或５８岁，敏锐的灰色眼睛仍然一如往昔，从容的神态反映出无懈可击的能力。我只见过她一次，当时觉得她令人畏惧，但今天当我告诉她我丈夫抱怨胸口痛时，她像姊妹般地在我手臂上拍了拍。
“他说是肌肉拉伤，”我边说边带路走上我们租来的农舍楼梯，“但他六个月前心脏病发过一次，我担心他又发作了。”
结果萨姆说得没错——是因为前一天在花园里挖土，工作太久导致肌肉拉伤——我用抱歉的微笑隐藏住我“早知如此”毫不意外的感受。阿诺德医生责备萨姆不该嘲笑我的担心。“你不能冒险，”她告诉他，一面收起听诊器，“尤其是你已经有过一次惊险记录了。”
萨姆对脸孔的记忆力几乎跟他对名字的记忆力一样差，他一边扣上衬衫纽扣，一边不耐烦地瞥了我一眼。“根本是没事找事，大惊小怪。”他抱怨。“我说我要到诊所看病，可是她不肯让我去……非得要把我当成个没用的病人不可。”
“他已经骂了我整个早上了，”我告诉阿诺德医生，“这也是让我以为病情严重的原因之一。”
“真要命！”萨姆凶起来。“你到底是怎么搞的？我只不过说了句，我侧腰有点刺痛……想想我昨天挖掉了多少杂草，这可不令人意外。花园一塌糊涂，房子快垮了，你要我怎么样？整天坐着不管吗？”
阿诺德医生火上加油。“还有人关心你，愿意打这通电话，你就应该感激了。”她笑着说。“我有个病人，他太太任他痛苦地倒在厨房地板上挣扎，自己却喝掉了半瓶杜松子酒，庆祝即将成为寡妇。”
萨姆是那种很快就消气的人。“他有没有活下来？”他咧嘴一笑问道。
“差一点就没活成。他们的婚姻倒是没熬过去。”她盯着他的脸看，然后好奇地转向我。“我觉得好像认识你们两位，可是想不出为什么。”
“开门时我就认出你了，”我说，“这实在太巧了。你是我们在里士满的医生。我们在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７９年初住在葛兰姆路。有次萨姆得支气管炎，你到过我们家一次。”
她随即点头。“拉内莱太太。我应该认出这个名字的，发现安妮·巴茨的就是你。我常常在想你们到哪里去，后来怎么样了呢。”
我神态自若地越过她看向萨姆，看见两张脸上都是意外惊喜的表情，没有疑心……不禁松了一口气。
萨姆在一家货运公司当海外业务经理，辗转带我们到了香港、澳洲和南非。这是段快乐的时光，也让我了解到为什么常常有人将害群之马送到国外去重新开始。断开你跟某些地方、某些人绑在一起的情感联系，对个性真的有神奇的影响。我们生了两个儿子，他们像小树一样在永无止境的阳光中生长，很快就比父母还高了，而我也总是能在他们就读的学校里谋到教职。
人总是以为自己可以长生不老、寿与天齐，因此当萨姆５２岁突然心脏病发作不啻是晴天霹雳。医生警告说，如果他不改变太多旅行、太多客户应酬、太少运动的生活状态，那么很快就会再发作。因此我们在１９９９年夏天无事一身轻地带着两个儿子回到英国，他们都快２０岁了但还没见过家乡。
没有任何特殊理由，除了我们１９７６年是在多塞特郡度的蜜月外，我们决定租下一间多尔切斯特附近的农舍，那是离开开普敦之前我在《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房地产广告栏里找到的。我们夫妇两个跟英格兰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什么特殊渊源。我丈夫的父母已故，而我自己的父母已经退休，住在德文郡气候宜人的托凯镇。我们替儿子在学校注册让他们秋季入学，然后开始重新发掘我们的根。在国外的这段时间我们存了不少钱，两个人都不用急着找工作。至少当时我们是这样想的。
现实情况则截然不同。我们在国外的这段时间里，英国已经变成了新工党的“平静不列颠”，几乎没有任何罢工，生活节奏大幅加快，普遍富裕的新景况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不曾存在的。我们简直不能相信东西有多贵，路上有多挤，要找个停车位有多难，因为如今购物已经成了英国人最喜欢的消遣。儿子们迫不及待地抛下我们，加入同龄人的团体。游园会和村里的板球赛成了老人的天地。名牌时装和电子音乐是时下的流行，夜总会和主题酒馆是最热门的去处，尤其是那些通宵营业、卫星转播世界运动大赛的地方。
“你有没有感受到我们被远远抛在后面了？”在我们回来第一个星期接近尾声时，萨姆闷闷不乐地问。当时我们两个像退休的老夫妇一样坐在阳台上，看着马儿在附近的草地上吃草。
“因为儿子？”
“不是，是我们的同侪。今天我跟贾克·威廉斯通电话”——那是我们住在里士满时的老友——“他告诉我说，他昨天卖掉他名下的一家公司，赚了２００万。”他做了个怪表情。“我问他还剩下几家公司，他说只剩两家，但总共价值１０００万。他想知道我混得怎么样，所以我就漫天扯谎。”
我没急着回答，纳闷萨姆似乎从来没想到过贾克跟他一样是大幻想家，尤其是多年来贾克跟他在电话上吹擂了不少“赚大钱的生意”，却始终没有办法抽出时间——或者凑出钱？——搭机来看我们。“你说了什么？”
“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我们在股市中大捞了一票，可以提早退休了。我还说我们打算在多塞特郡买栋有八间卧室的房子和一百亩地。”
“喔。”我用脚拨动几丛长在阳台裂缝中的草，这很符合这栋房子那种疏于照料的荒废氛围。“新开发区的一个砖头盒子还比较有可能。我昨天去看了一个房地产中介的橱窗，任何稍微有点规模的东西都远超过我们的预算。像这样的一栋房子差不多要３０万英镑，这还不包括装修费用。我们只能祈祷贾克不要来看我们。”
想到这让萨姆更郁闷。“要是我们有点头脑，就会留着葛兰姆路的房子。贾克说现在的价钱是我们１９７６年的十倍。我们是疯了才会把它卖掉。如果想换栋合算的房子，得在房地产市场里留下点筹码才行。”
有时候我丈夫的记忆力真让我绝望。他那古怪的选择性记忆让他记得过去每一次谈判胜利的精确细节，却坚持忘记我们住过的每一处地方餐具是放在厨房的哪里。这有它的好处——很容易就能说服他说他搞错了——但有时也会令我抓狂。最最起码，他也应该记得安妮的死因判定之后，那段纷扰不安的日子……
“决定要离开的是我，”我冷冷地说，“就算我们落得要去住拖车我也不在乎，那个决定我永远不会后悔。你也许可以继续住在葛兰姆路……我是绝对不可能的……至少那些电话开始之后就不可能。”
他紧张地瞄我。“我以为你已经把那些事都忘了。”
“没有。”
马儿不知什么原因慢慢跑到草原的另一边，也许它们的听力已经好到可以听出一个字眼里的怒气。我们沉默着看着它们，我敢打赌萨姆一定会和往常一样避谈我们生活中那段濒临离婚的日子。一两分钟后他转移了话题。
“不过若纯就财务来看，贾克说的可能没错。”他说。“如果我们保留那栋房子，把它租出去，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