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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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偏见。一些欧洲国家在配额交换制度上投入很大，已经实践了一段时间，但这并不防碍实施碳税，而且可以与碳税结合起来，共同达到减排目的。
库珀当然知道“税”在政治生活中的敏感程度，所以称其为“碳费”（carbon charge）而不是“碳税”。 他说，“即使是配额交换制度，其实质也是碳税。这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你如何叫这个词。”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其实质是一种税，它会不会像其他税一样打击经济增长？（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详见《哈佛笔记》第 53、54 节《费尔德斯坦评析美国税收制度》和第55、56节《开放经济中的税收政策：猫鼠游戏》） 库珀认为不一定，这取决于这种税收被政府用于何处。“如果这种税收被用于支持农业科研，然后把研发成果在实践中实施推广，那么就会提高生产效率，刺激经济增长。” 对于如何使用这项税收 － 是减少其他制造福利损失的税收（distortionary taxes），还是补贴穷人或实施其他福利政策，还是偿还国债 － 库珀没有“一刀切”的建议，而是建议各国政府酌情而定。
在问答时间里，有人怀疑碳税的可行性，因为碳税在美国政界几乎是“禁区”：任何政客倡导碳税就等于“政治自杀”（political suicide），自己主动断送政治前途。 对此，库珀幽默地回答，“当一个民主社会意识到其他方案行不通的时候，就会尝试这条路。而且我敢肯定，每个国家的财政部长都会喜欢我的政策建议。” 还有人问，如果实施碳税，税率应该是多少？库珀没有给出具体数字，而是解释制定这个税率的原则。“这个税率应该大到引人注目的程度，但不应该大到导致经济衰退的程度；应该在这两者之间。 不同国家在开始的时候，碳税率可以不同，但经过三到五年的时间，所有国家的碳税率应该达到基本一致，这样就不会给企业跨国界钻空子的机会。”
会后，许多听众对库珀在讲演中的表现啧啧称赞。其中以色列前国家科学院院长（President of the Israel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1986…1995），特拉维夫大学化学教授（Tel Aviv University），Joshua Jortner的评价最为形象贴切，“听库珀的讲演就像是在听莫扎特的钢琴曲，丝丝入扣，优雅动听。”■
八十六 哈佛的减排热潮
经济系教授格力斯尔反对鼓励买房子的政策；降低冬天室内取暖温度，提高夏天室内空调温度的标准。
根据美国一项住宅区能源使用调查（Residential Energy Consumption Survey），平均每个住在自己房子里的人比每个租房子住的人要多消耗39％的能源。平均每个住在单家庭别墅（single…family house）的成员比每个出租单元楼（apartment buildings）的人要多消耗49％的能源。显而易见，每个人的住宅面积越大，消耗的能源就越多。为此，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爱德华？格力斯尔（Edward L。 Glaeser）于2009年11月5日在《波士顿环球报》发表文章，从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角度极力反对鼓励买房子的政策。
他认为奥巴马不应该签署用联邦政府的钱给买房子的人8000美元的补助（credit），除非这些钱在以后房贷的利息减税中得以补偿（offset，关于利息减税详见《哈佛笔记》中《费尔德斯坦评析美国税收制度》和《开放经济中的税收政策：猫鼠游戏》），或者至少要降低可以用于利息减税的房贷的上限，减少政府赤字的压力。
美国的税收政策一直通过房贷利息减税，鼓励人们买大房子，尤其是单家庭别墅，而不是住在相对拥挤的单元楼里。20世纪50年代，跨州的高速公路的建立引导人们从市中心拥挤的单元楼搬到郊区宽敞的别墅区。房贷利息减税更加鼓励了这个趋势。 结果是美国家庭在住房和汽车交通方面消耗大量能源。格力斯尔认为，明智的税收政策应该减缓、扭转这个趋势。
有人以数据说明，即使美国家庭真的改变生活方式，大量减少能源消耗，对减少全球碳排放也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大问题。格力斯尔反对这种说法，认为即使是杯水车薪，也不能不做，美国应该以身作则。如果中国和印度赶上美国的人均排碳量，世界排碳量就会增长150％以上。“一个生活在越野车轮子上的国家怎么能告诉生活在自行车轮子上的国家减少排碳量呢？”要有国际信誉，格力斯尔呼吁，美国就必须停止那些鼓励与越野车（SUV）相匹配的生活方式的政策。
正反面打印
哈佛大学也是这个大气候中的一员。福斯特在2007年接任校长后，宣布要在2016年前减排30％，以2006年哈佛排放温室气体的数量为基准。2009年12月14日校方宣布，从2006到2009年，哈佛已经减排了10％（12月17日校报Gazette）。大约40％的温室气体排放是由于室内照明，冬天取暖和夏天空调。这里的减排成果主要是从尽量使用天然气供暖，更换蒸气炉（steam boiler）等方法来提高各个校舍的能源使用效率。校方规定，在校舍里没有人时，要有不同的能源使用标准。校方已经组织了由很多学生、教职员工组成的工作组，探讨减排方案，分享最有效的节能办法。
校方已“综合考虑了健康、舒适、和节能的多方面需要”，决定降低冬天室内取暖温度，提高夏天室内空调温度的标准，并根据楼房的使用率调整标准，增加太阳能的使用程度和覆盖面。校方也预计，并不是所有院系都能完成30％的减排目标，还需要设计备用方案。福斯特深知哈佛大学权力分散（decentralized）、各自为政的传统，所以把全大学范围内的节能目标视为增加跨领域、跨院系协调合作的机会，鼓励大家发扬集体主义精神，不能自顾自。
时代不同了，校园里很多细节都带着时代的气息。各个办公室的打印机都被设置在正反双面打印；以前教室里发给学生的资料现在变成了CD盘，学生可以自己打印或在电脑上阅读；很多房间的开关下面都贴着“随手关灯”的字样；循环使用纸张和瓶子的垃圾箱随处可见。哈佛标榜自己的循环使用率（recycle rate）是55％；大约16％的用电都是从可更新的资源而来（renewable sources）。2010年2月4日的校报报导，哈佛大学所有本科生宿舍在2009年中已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15％，用水30％，水电费9％。
高价披萨
以前各个院系和中心的午间讲座都备有午餐，现在是与会人员自备午餐。以前各个院系和中心的圣诞晚会都非常丰盛，2009年的圣诞晚会相差甚远。经济系的变化尤其大。以前经济系总是租校园附近一个宾馆里的大厅举行圣诞晚会，服务员接连不断地送上各种食品，几十名博士生会热闹好几个小时。今年经济系决定就在哈佛大学自己的教学楼举行，吃自助餐，而且食品数量与人数完全不成比例，只要晚到一个小时就没吃的了。
晚会后半部分从8点到11点是每年例行的拍卖会。大家为拍卖会募捐各种东西或服务，拍卖后的钱捐到慈善机构。拍卖的名目繁多，从各种罕见洋酒，到车接车送、带你去滑雪一天，到带你去波士顿郊区历史景点旅游，到“两名经济系博士生为你和你的伴侣看一个晚上的孩子，保证你的孩子比你过得更愉快”。
拍卖会进行到9点多时，有学生饿得不行，就打电话到披萨店，让他们送货上门。送到后，许多学生一拥而上争着要。但这些毕竟是经济系的研究生，他们总会用经济手段解决各种争端。主持人当即决定拍卖披萨饼。一块饼的价钱从5美元一直升到11美元。12块饼共卖了121美元，大约是原价的10倍。因为这些钱会捐到慈善机构，大家吃高价披萨也觉得心安理得。■
八十七 格林斯潘撰文反思金融危机
这次论文体现了格林斯潘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对2008年金融危机更全面、更深入的反思；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吉尔密·斯坦恩和曼昆对格林斯潘的论文进行了点评。
就在人们反思2008年金融危机时，3月19日，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华盛顿著名智库布鲁金斯（Brookings Institution）发表题为“这次危机”（The Crisis）的论文。论文长达48页，外加18页的图表。
在2008年底的国会听证会上，格林斯潘曾经就濒临冻结的金融形势提供证词。当时，他表示不敢相信自己对市场的信念和对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理解是错的，否认货币政策制定者应该把资产价格考虑在内。美联储有保持低通胀（即稳定货币）兼顾全就业（full employment）的双重职责。
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是否也应该把稳定资产价格也考虑进去，一直是颇有争议的话题。费尔德斯坦的回答是，美联储不应该像瞄准就业和通胀一样瞄准资产价格，因为很难找到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来确定资产价格是过高还是过低；但是美联储也不应该完全不顾及资产价格，而是应该把资产价格作为参考指标考虑进来。（详见《哈佛笔记》中费尔德斯坦系列《美联储的双重职责》。）
这次论文体现了格林斯潘在听证会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对2008年金融危机更全面、更深入的反思。
他说，这次危机是典型的人们在冲昏头脑后的泡沫（classic euphoric bubble），资产市场价格与任何根据基本情况（fundamentals）理性分析的结果相去甚远；这不是历史上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他指出，一些政治口号和具体政策为这次危机奠定了基础。早在克林顿政府末期，2000年10月，住房和城市发展部（the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就制定政策，扩大了“两房”（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支持经济适用房（affordable housing）的目标和权限，推动了“两房”增加持有次级房贷的数量，为危机推波助澜。
他承认，在这次危机中，政策监管人员低估了资产价格泡沫的程度，但责任主要应归结于海外政策管理者（overseas regulators）、美国评级公司、金融公司、和每一个从复杂金融产品和数据中误读风险程度的人。一方面，他说，在人人都头脑发热的时候，金融公司的风险管理者，美联储和其他管理人员都没有真正理解极端负面风险分布（tail distribution）的大小和影响。另一方面，他也说，直到今天，我们也很难指出用于建造风险管理模型的框架理论上的任何僻陋。
防止泡沫是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吗？格林斯潘说，“除非我们这个社会放弃富有活力的市场，禁止杠杆作用，而选择计划经济的某种形式，否则我担心防止泡沫最终是徒劳无功的。我们能做的只是思考、设计在泡沫过后，如何更好的收拾残局。”
他建议，每一个金融公司都在活得好好的时候就留一份“遗嘱”（living will），明确写出，如果公司倒闭，如何处置公司的一切债务和资产；这样公司万一倒闭，政府有一个基本的游戏规则可以遵从。
他还建议，提高整体金融系统能力的办法是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capital requirement），以抵消由于这次政府救助整个金融业所增加的“逆向选择”（moral hazard）；增加流动资金比例，和对金融产品交易中要求抵押的比例。
格林斯潘的这些政策建议与目前在美国国会酝壤的金融改革方案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他反对建立一个整个系统的全面监管者（a system regulator），因为预测危机的本身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他强调，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都不能建立在“监管者可以预测危机”的假设之上。
格林斯潘和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一样，否认美联储控制短期利率的货币政策导致了这次危机。以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泰勒（JohnTaylor）为首的一些人始终认为，按照泰勒规则（Taylor Rule； 详见《哈佛笔记》中《费尔德斯坦讲货币政策》一节），美联储在2003年后短期利率“过低过长”促成了这次危机。
两任美联储主席一致认为，房地产市场主要受长期利率的影响，不是短期利率；而长期利率在危机前几年一直很低，这主要是由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储蓄过多（excess savings），美国等发达国家消费过多造成的。发展中国家的储蓄过多，流入美国，打破了长期利率是由一系列短期利率预期的均值组成的一般规律。 也就是说，是全球不平衡使美国长期利率与美联储负责制定（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