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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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旺。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非关税壁垒开始降低关税削减所带来的自由贸易效应。
美国对外贸易占美国经济的比例（进口＋出口/美国国民收入）在过去40年里增长了两倍。然而，横向比较，跟法国（约25％）、加拿大（多于30％）、比利时（多于80％）等相比，美国经济没有那么开放，外贸占比2003年只有10％。安特拉斯随后指出，经济规模以及贸易伙伴的地理距离对此都有影响。经济规模越大，贸易伙伴越远，对外贸易比例就越小。这一关系可以形象地比喻为贸易“引力定律”。
根据相关数据，人均收益率与人均贸易率看起来有正相关关系。国家越富有，贸易越多，对外越开放。出口对GDP占比随着收入水平的升高而增长：低收入国家只有24％，中等收入国家约37％，而高收入国家占到了42％。
国际贸易的性质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制造业取代了粮食和原材料成为主要的贸易商品。制造业贸易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农产品和能源矿物贸易，已经构成了国际贸易的主要部分。2003年，制造业贸易的占比已经达到61％，而农业只有8％，矿物占到11％，服务业占20％。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构成发成了巨大变化。在1960年，这些国家的出口中58％为农产品，只有12％为制造业产品；而到2001年，65％的出口为工业产品，只有10％为农产品。安特拉斯将在随后的讲座中通过雷布津斯基定理（Rybczynski Effect）讲解这种由出口非技术密集型产品向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转型。
相比之下，美国对制造业产品的进出口规模都很大。2005年时，制造业产品占到美国出口总量的81％以及进口总量的71。5％，其中过半数集中在机械和运输设备上。而且，服务业贸易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长。
其次，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如今，美国大约三分之一的出口和42％的进口都是同一跨国公司不同地区的部门间的贸易。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开始超过产业间贸易。总的来说，国际贸易中已有超过60％的部分为产业内贸易。
再次，制造流程的拆分或外包已成为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重要原因。外包是指一家公司将其制造的部分流程转移到其他国家。外包的执行公司既可以是一家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也可以是一家外国公司。
最后，国际贸易的分布出现集中化趋势。全球贸易最发达的11个国家占据了国际贸易的60％，而余下的40％则来自其他150多个国家。当然，对此趋势亦可有不同的观察：超过一半的世界贸易为发达国家的双边贸易，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只占到12％。
在课程的后半段，安特拉斯在课程中讲解了更多有趣的问题，例如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相互作用——一国是否应当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贸易政策是如何制定的？什么是好的贸易政策？美国是否应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而担忧？跨国公司如何影响东道国？更多精彩的问题和答案将会涌现。■
十二 曼昆的“最后甜点”
最后三节课的主题分别是：市场成功与市场失灵、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国际贸易与全球化
2007年12月12日、14日、17日，曼昆教授一口气连上了他本学期第四到六节课，结束了上半学年的经济学原理课程——微观经济学，春季开学后再继续宏观经济学部分。
有些学校的教授是先讲宏观再讲微观，理由是宏观经济学更贴近于我们接触到的新闻报道，大概会比较吸引学生。但曼昆不这么做，正如他在最后一节课中所说，他想“把甜点留到最后”。当然，这学期的课程也已经相当精彩了。
最后三节课的主题分别是：市场成功与市场失灵、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国际贸易与全球化。
在第一个话题中，他解释了偏左和偏右的两派经济学家在公共政策方面的区别，尽管其运用的理论框架并无二致。偏左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权力比比皆是（市场竞争远非完美），外部性无处不在，税收的扭曲性并不像右派认为的那样大，而政府比右派认为的更有效。偏右的经济学家则持相反观点。
曼昆以航空业为例来说明市场权力。例如，某市场根基牢固的大航空公司大幅降价，价格低至新晋竞争者无法进入市场，这就是市场权力的体现。但问题在于，这种现象到底有多普遍？对此，人们的观点并不一致。而民主政治进程之所以存在，正是为了解决这种差异，达成相互妥协。
在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一课上，曼昆首先给出了历年来的美国收入分配与他国比较的数据。可以看出，美国的收入不平等从1970年就开始扩大。2003年，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占据了全部收入的47。6％，而最穷的五分之一只占有4。1％。
对此，曼昆给出了四个解释。第一，随着科技进步，对技工的需求比对一般工人的需求增长要快。科技总是带来技术扩张（技术的生产率提高），因而技工的工资上涨。第二，女权运动促使更多女性参加工作，而高收入男性更可能与高收入女性结婚，其家庭收入也就升至更高的税基级别。第三，除固定工资外，根据工作表现发放的奖金越来越多。第四，全球化放大了“超级明星效应”，也就是说，那些影星、体育明星等能拥有比以前多得多的观众。因此，美国富人积累财富的速度高于穷人。
若比较最富的20％与最穷的20％的人口的收入之比，则可发现美国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是8。5，日本3。4，德国4。3，加拿大5。8。但比起发展中国家来，美国就不算高了——俄罗斯10。5，中国10。6，墨西哥19。1，巴西则为32！曼昆将五个收入级别的税赋分别占联邦税收的比例和占全国总收入的比例列成表，让学生自己来判断美国税收机制的累进性是否足够。
最后，曼昆谈了关于社会平等的不同观点。根据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效用理论，人的边际效用递减。所以，1美元对于穷人比对于富人更值钱。如果政府的目标是使整个社会效用最大化，就该向富人征税，然后转移给穷人。但是，这样就可能打击那些有能力的人的工作积极性。所以，必须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保守的功利主义者（conservative utilitarianists）认为，这种再分配政策对工作积极性的打击很大，所以他们倾向于税率的累进程度小一些。自由的功利主义者（liberal utilitarianists）则持相反观点，主张提高税率累进性，以增加社会的整体福利。哈佛大学的罗尔斯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推行其“社会保险”的概念，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他主张以社会保险的形式进行再分配，以保障不幸人群的生活不至于太糟。
与功利主义学派迥然不同的是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自由至上主义者并不将收入的不平等视为主流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关心的不是经济活动的结果，而是过程。他们相信，只要过程公平，结果亦然，不管这个结果多不平等。在他们眼中，政府就是捕食者，而非使社会效用最大化的力量。他们不愿向中央社会计划者交出任何自由。他们把自己置于与政府的对立面上：政府是握有权力的，而人民是弱小的。
在国际贸易与全球化一课上，曼昆先拿技术打了个比方——贸易的经济影响就像技术进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说明，贸易在总体上是有利的，但当美国的消费者消费更多中国生产的纺织品时，美国的纺织工人就失业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通过贸易调整机制来补偿那些因国际贸易受损的人呢？”曼昆问道。补偿损失者存在两个问题。其一，补偿对象如何界定。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纺织工人应该补偿美国消费者，因为他们多年来受益于美国的纺织品配额，直到大量的中国纺织品被允许进入。其二，给予一个失业人士特殊待遇的充分理由何在——贸易导致的失业和其他原因导致的失业的本质区别在哪儿？
曼昆又问，“外国的低工资是对美国工人的威胁吗？”在竞争性市场上，真实工资就是工人的边际劳动产品，工资的差异就反映了生产力的差异。比如，当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移向印度，印度的真实工资就会上升。最终，当印度工资高到一定水平，美国公司移向印度也就没有意义了。
曼昆接着问：“发展中国家的血汗工厂是一种耻辱，还是某种光荣（对于美国公司而言）？”虽然在美国标准看来，这些工厂的工作时间冗长，工资之低和工作环境之恶劣令人无法忍受，但美国公司提供的工作机会，却能使这些工人过上比没有它们时更好的生活。“那么，为什么美国公司不为他们支付高工资？”曼昆说，“因为和任何私营企业一样，这些公司也是以营利为目的，它们努力使成本最小化、股东利益最大化。”
“既然贸易如此有利，为什么美国不放任自由贸易，放弃复杂的多边贸易谈判，不管别国怎么做呢？”他的回答是，因为美国政府对于贸易采取的是重商主义。他们视出口为宜，因为创造了就业；视进口为害，因为工作机会转移到出口国。但事实恰恰相反。进口是有好处的，它使我们享受到超越本国生产可能性的产品，丰富了我们的选择，而出口只是我们为了取得进口而必须卖给国外的。问题是，受惠于廉价进口品的美国消费者并没有组织起来形成一支政治力量，而那些被进口替代的美国生产商则组织起来了，并对华盛顿施加了影响。
曼昆的下一个问题是：“美国的贸易赤字又作何解释呢？”他解释说，当美国人从中国购买的货物大大超过卖给中国的，美国就对中国产生了入超，中国对美国就是出超。因此中国开始将其美元投资于美国国债。所以，要理解美国的贸易赤字，我们就必须理解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这会在下学期中涉及”。
最后，曼昆向学生们推荐了四本书，都是经济学家写的大众读物——罗伯特·海尔布伦纳的《世俗哲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兜售繁荣》，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以及阿兰·格林斯潘的《动荡的时代》。■
十三 萨默斯重返哈佛讲堂
他并没有讲经济学的主流课程，而是选择开一门新的关于全球化的课程
2008年春季，萨默斯重返哈佛讲堂。
他并没有讲经济学的主流课程，而是选择开一门新的关于全球化的课程。1月31日，星期四，他西装革履走进Emerson Hall的最大的教室，开始PPT教学。但他不熟悉PPT的操作，于是叫一名技术人员帮忙。他自语道：“上一次我讲课用的还是黑板和粉笔。”
是啊，上一次他在哈佛上课至少是17年以前。在这期间，他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和部长，以及哈佛大学校长。这样的经历对他的新课程会有怎样的影响？
和很多知名学者一样，萨默斯的思想深远而广阔，纵贯人类历史。他说过，“300年以后的历史书会把冷战的结束作为第三等重要的事件，伊斯兰和西方世界的关系是第二等重要的，而头等重要的事件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和互动。”
他用PPT把中国和印度1978年－2002年间的人均GDP，与英国在1830年－1858年之间的人均GDP加以比较，又把它们之间的人口数量加以比较，说明“中国和印度发展速度之快，对人类的贡献之大，使19世纪的工业革命相形见拙。”
“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可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也可以导致一些悲剧的发生。这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处理好，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萨默斯说。
他简短地回顾了从工业革命到一次世界大战，到西方世界经济大萧条，到民主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给专政让路，到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到柏林墙的倒塌，然后说，“我们眼前的大好形势——和平、繁荣和开放——并不是不可逆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充满机遇，减少摩擦的国际秩序。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谨慎地处理好国际合作、公共产品、国家主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放弃任何一方面，只顾其他两方面的关系，那么绝大多数的国际问题就会相当容易的解决。我们的挑战是在解决国际问题时，不能放弃这三者的任何一方，因为那样就太不现实了。”
萨默斯课程的教学大纲上写明，“本课程的目的是研究全球化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