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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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德尔跳出经济学家的视角，从哲学家的角度看待市场经济和经济学。他说，经济学家认为市场上的买卖只是简单的利益交易，对社会道德没有任何影响，其实不然。他举两个例子说明这个观点。一个是在以色列的一所幼儿园。和所有幼儿园一样，幼儿园不希望家长在接孩子时迟到，否则老师就不得不晚下班。他们决定对迟到的家长罚款（late　pick…up　fee）。出人意料的是，接孩子迟到的家长反而越来越多。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下价格不起作用？原来，如果家长迟到，他们会觉得因为给老师带来不便，而很不好意思；现在他们只要交罚款，迟到就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罚款用来付老师的加班费，延长时间看孩子就是一种付了费的服务。另一个例子是在得克萨斯州的一所小学。学校为了鼓励学生读书设立了一个机制，学生每读一本书就可以领到两美元，学生为了得到金钱奖励，自然会读书。但是当没有金钱奖励时，学生还会读书或努力得好成绩吗？桑德尔问，我们要培养学生读书的欲望，还是要培养学生挣钱的欲望？所以他认为，市场不是中性的。
　　他说，现代经济学的起源是政治和道德哲学的一部分，与政治和道德哲学密不可分；后来独立成为一个学科，越走越远，与政治和道德完全分离。在上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主政期间，市场被认为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手段，市场原旨主义大行其道。但我们仍然会遇到这个问题：如何鼓励人们把公共利益放在个人利益至上呢？经济学家的答案是，通过给予经济动力（incentives）和制定合同（contract）。桑德尔认为，这个思路是错的。他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人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他说，在最近30年中，思想界有回归经济学原貌的趋势；我们要重新看待经济学，重新建立经济学（re…invent　economics），把价值判断和对道德标准的关心带入经济学，创造“芝加哥学派”以外的选择（create　alternatives　to　the　Chicago　School），研究道德和政治经济学（moral　and　political　economics）。
　　索罗斯说，现在市场上盛行错误的道德观念，把赚钱本身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他说，他戴着“两顶帽子”：一方面他是市场参与者，在市场上，他会毫不犹豫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公民，作为公民，他会毫不犹豫地倡导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政策，即使这些政策会损害他个人的经济利益，他也会把公共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他希望改变市场上盛行的错误的道德观念，但是人们的价值观根深蒂固，很难被改变和操纵（manipulation）。
　　桑德尔幽默地插话，“这与财务报表、金融市场截然相反。”索罗斯似乎有意引出桑德尔关心的话题，“人们在一门心思地追求成功的过程中，被个人利益冲昏了头脑，很难判断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我们在为非盈利的社会公益组织慷慨解囊、写支票的时候，觉得自己是非常正义的（righteous），但我们是不是在做正确的事呢（the　right　thing　to　do）？”他认为，“感觉好”（feeling　good）和“做好事”（doing　good）是两码事。“我们在这里高谈阔论，感觉很好，但我们是不是在做好事，做正确的事呢？”大家都笑了。他自知在公益事业中有很多矛盾，例如，很多非盈利组织要花很多钱宣传自己，提高自己的形象和知名度，为的是从各种基金会要钱。
　　桑德尔说，政治充满了操纵，例如30秒钟的电视广告就可以用一两句巧妙的标语式语言全面否定或肯定一个候选人。公众需要的不是这样别有用心的政治技巧，而是为我们的公共政策开展真正的、广泛的、深入的、公开辩论。这些公共政策要带有我们的道德准绳和价值判断，而这与严峻的政治和经济现实未必就是矛盾的。他以美国医疗政策改革为例具体说明。
　　今年暑假，他在电视中看到，奥巴马总统公开向选民解释他的医改方案，说明他的方案如何能够在长期既会保障人民健康又会节约医疗费用，试图得到选民的支持。但是他的方案中的一些细节被一些共和党政客抓住不放，他们在全国各地的政府与选民的沟通会议中（town　hall　meetings）夸大其辞，发表耸人听闻的言论，在选民中制造不满情绪。9月9日晚，奥巴马用黄金时间向参众两院的议员就医疗改革发表公开讲演。在讲演即将结束时，他引用刚刚因脑癌去逝的马萨诸塞州著名民主党人士、自由派政治家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上世纪60年代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的政见，说明享受医疗保健是每一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一部分人的特权。
　　既然医疗保健是每个人的权利，那么医疗改革实际上就是一个道德选择和价值观的问题。我们的选择应该是：一个社会应该从经济上帮助那些疾病缠身的人——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他们恰巧生病了，恰巧因病而债务累累；我们怎么能对这样的人无动于衷，任其自生自灭呢？当奥巴马把医疗改革放在道德框架上衡量，他唤起了人们的同情心和正义感，赢得了多数人经久不息的掌声。在桑德尔看来，奥巴马的同情心和正义感是他能够激励人心的源泉，正是这种品格使他在激烈的总统竞选中脱颖而出，使大多数选民忽略了他简短的政治履历而拥戴这位年轻的总统。
　　在简短的一个小时的对话之后，主持人说这天的活动还有一个内容：建立哈斯尔非盈利组织中心的剪彩仪式。其实这个中心创建于1997年，这是12年后第二次剪彩仪式。为此，他请来了这个中心的主要捐款人瑞塔？哈斯尔（Rita　Hauser）和她先生盖斯塔？哈斯尔（Gustave　Hauser），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大卫？艾尔务德（David　Ellwood）和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哈斯尔是一位看上去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身体消瘦，眼睛却炯炯有神。她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发言干脆利落，原来她有多年的国际律师经验，见多识广，而且还是哈斯尔家族基金会的主席（President　of　the　Hauser　Foundation）。她说，第二次剪彩仪式就像是第二次婚礼，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承诺和我们的责任。在这个中心众多的研究项目中，她支持探讨治理问题（governance　issues）——国家的治理、公司的治理、非盈利组织的治理。她看着台下的福斯特校长说，“甚至包括哈佛大学的治理。”人们都笑了。
　　艾尔务德重申这个中心的意义。我们都知道，政府和市场各自都有很多弊端；政府的强项是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写支票（杀富济贫，转移支付），而不是帮助他们达到帮助自己的目的（help　people　help　themselves）。所以，我们要通过帮助非盈利组织努力建立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搭起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倡导与之相辅相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和社会道德规范。我们要鼓励人们关心公共利益和公共事业，政府不善于做这样的事，所以民间组织要培养人们这种思想道德，让人们形成好的习惯和新的风气。他同意桑德尔对医疗改革的点评，“说服大众支持医改方案的两种方式的确有不同的效果。一种是说，这个改革方案可以给我们省钱，顺便会做正确的事——让更多的人享受医疗保健。另一种是说，这个改革方案是在做正确的事，让更多的人享受医疗保健，顺便还可以省钱。”
　　福斯特的讲话也简单明了。她说，研究、支持非盈利组织涉及到多种学科，是一个交叉研究领域。这不但有利于学科之间的交流和整合，也有利于各行各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她幽默地提到，还有利于哈佛大学内跨院系的合作。在场的人都笑了，因为哈佛大学以分散决策（decentralization）、各院系拥有独立的体系而著称，而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福斯特希望所有的人利用这个第二次剪彩仪式的机会为这个中心的宗旨重新投入，再次做出贡献。她还希望看到有正义感的感觉和做正确的事情有机的结合（to　be　righteous　and　right　at　the　same　time）。
　　三位嘉宾的讲话点到为止，整个活动从始至终一个半小时。教室外面备好了简单的饮料，cheese和水果，供与会人员自由畅谈交流。■


八十　货币政策思想简史（上）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A。　Frankel）在讲授货币与通胀的关系（money　and　inflation）时，内容丰富深入，涉及经济思想史和前沿性研究，远远超越了初级经济学中讲授的货币中性论（neutrality　of　money），即货币供给增加的比例会直接完全地传导为价格的增加比例，对长期经济生产总值没有任何影响。弗兰克尔讲的一些话题更加贴近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对货币政策的讨论，让我们更理解这些议题的由来。
　　经济学家看待货币政策，粗略地分，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把货币政策看做一种“反经济周期”的政策工具，主张中央银行应该有权力和能力在经济衰退中注入资金流动性，降低利率，鼓励投资和消费；在经济过热时，反向操作。这是人为的货币政策（discretionary　monetary　policy）。另一种视角的代言人是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6年诺奖得主），倾向机械货币政策（rule…based　monetary　policy）。他主张中央银行根据一个经济体长期平均年增长率，每年机械地提高货币供给一个固定百分点就可以了；人为地变化货币供给和利率只会增加经济中的不确定性，适得其反。
　　机械货币政策的理论根基由来已久。过去半个世纪的经济思想史层层递近地否定了人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了解这些思想史会使我们更加理解，美联储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注入大量流动性，直接参与信贷市场是多么不寻常——伯南克把人为货币政策推向了极端。难怪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理查德？库珀称赞他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得“不机械，不教条，大胆，富于想象力”。而反对人为货币政策的经济学家会用这个例子再次印证，中央银行制造通胀的冲动和偏向。

总供给的价格弹性有多大？
　　在讨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之前，首先要讲的是总供给曲线的价格弹性（price　elasticity　of　aggregate　supply）。极端的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在短期内价格是固定的，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perfectly　price　elastic），所以任何增加总需求的政策都会完全变成生产总值的增加，没有因价格增长而带来的挤兑效应。古典经济学认为总供给由于被生产要素（有限的劳动力，资本和其他经济资源）限制，其曲线是垂直的，完全不受价格的影响（perfectly　price　inelastic），所以任何增加总需求的政策都不会影响总产出，而只会提高价格。显而易见，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在短期内更符合实际，古典经济学在长期更趋近实际。
　　事实是我们生活在极短期与长期之间，所以总供给曲线稍微有一些正斜率。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merson　Lucas；　1995年获诺贝尔奖）把产出（total　output）与价格变化，即通胀的关系放入正式模型（Lucas　supply　relationship）。总需求曲线可以因为两种原因向右移：货币供给增加或通胀预期升高。当货币供给增加，名义利率减小，真实利率减小（真实利率被定义为名义利率与通胀预期之差）。同样，当通胀预期升高，真实利率减小。当真实利率减小，投资增加，商品市场（goods　market）需求增加（IS曲线右移），总产出增加。这是短期现象。但从长期来看，总需求、总产出、真实利率都不变。惟一变化的是价格由于货币供给的升高而升高（货币中性论），名义利率由于通胀预期升高而升高。

通胀与就业之间的得失
　　研究通胀与经济增长（或就业）的关系一般都从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讲起。　比尔？菲利普斯（Bill　Phillips）1914年生于新西兰，1938到伦敦学习电子工程，在二战中参加英国皇家空军，在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抗击日军，有复杂的战争经历，包括在印度尼西亚的集中营里与中国战俘学习中文。二战后，他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学习社会学，觉得厌烦后改学经济学，于1951年成为那里的讲师，1958年成为经济学教授。1967年他到澳大利亚国家大学一边教经济学，一边研究中国。由于身体原因，他于1969年退休回到新西兰，1975年逝世，年仅60岁。　在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