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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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绞怯星司驮较肮哂谜庵址椒ū芩啊Ｗ罱掳吐碚急赶拗凭杩罴跛暗淖罡弑呒仕奥饰�28％。费尔德斯坦认为这会打击富人捐款的积极性，严重影响非营利组织从社会募集资金的能力。
虽然美国政府有权利核实每个人的税表，但检查到的毕竟是极少数人。美国政府承认每年有大约14％税收因为各种各样逃税漏税的手段没有被征收上来。一种原因就是人们不自觉，知法违法，有不会被查到的侥幸心理。另一种原因就是人们心理不平衡：富人能雇佣律师，会计师帮助他们合法地逃税漏税，为什么我们就应该缴税？
费尔德斯坦把对税收影响最大的前五个特殊减税款项加起来，得出4000亿美元，是个人所得税的三分之一。前十个减税款项对税收的影响是6000亿美元，大约是个人所得税的一半（根据2008年数据）。所以如果没有这些减税款项，美国政府的个人所得税的总收入会增加一半。如果美国政府保持总税收不变，那么取消这些减税款项就可以减少所有人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一半，从而大大减少福利损失。
费尔德斯坦对这些特殊减税款项持怀疑态度，因为条款分类太复杂。如果医疗费用可以减税，那么配眼镜算不算医疗费用？健身俱乐部的费用算不算？每周按摩的费用算不算？如果房子的贷款利息可以减税，那么如果一个人住在一条船里，船的贷款利息算不算？如果每个孩子有孩童抵税金额（child tax credit），那么父母离婚了，各自独立缴税怎么办？如果按照这个孩子与父亲住的时间和与母亲住的时间的比例来分这个税收方面的优惠，那么如果这个孩子住在学校里怎么办？税收条文的繁琐程度可想而知，而这些仅仅是税收政策的九牛一毛。
那么为什么不能取消这些复杂的特殊减税款项（special exclusions）呢？因为每一项都有一大堆存在的理由。费尔德斯坦对美国税收体系（tax system）的介绍给人的印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么“合理的是不是就应该存在”呢？费尔德斯坦在税收政策方面有很多个人见解。例如，他倾向通过各种形式对消费征税以鼓励储蓄投资。但他承认，他在课堂里的影响比在华盛顿的影响要大得多。在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下，没有一个人说了算。无论政策的好坏，由于各种复杂利益的关系，都很难在国会通过，立竿见影就更难了。
税制改革的可能性
把目前复杂的长达几千页的税收政策推倒重来，几乎不可能，所以只能考虑渐进式改革。一种改革税制的框架性思路是降低税率，但扩大征税基数，取消那些富人常用的特殊减税款项。这样可以减少市场扭曲（deadweight loss），使税制更加高效，公平和简单。
里根总统时期，最高收入家庭的边际税率从50％降低到了28％，老布什时期增加到31％，克林顿时期再增加到36％，小布什时期降低到35％，但现在国家债务如山，又面临着增加高收入家庭边际税率的压力。所以多数人对这种改革思路持怀疑态度。
另一种改革思路是实行增值税（VAT；value added tax）。许多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值税，但美国没有。增值税有很多优点。首先，它是对消费征税，不鼓励人们提前消费。其次，没有复杂的税率表和特殊减税条款。每个人交的税和他的消费是成比例的，不是越有钱的人税率越高，越没钱的人税率越低。
但增值税也有缺点。为了避免缴税，卖方可以提供两个价格：有收据的价格高一些，没收据的价格低一些。买方可以选择现金交易，价格低一些，没有任何收据证明。这是逃税漏税的常用方法。所以没有一个国家政府的税收完全依靠增值税，他们只是把增值税作为整个税收体系的一部分。
美国的独特性在于完全没有增值税。萨默斯等经济学家曾经撰文，美国这样的特殊性（exceptionalism）应该被逐渐取消。为美国设计增值税的一个障碍就是从现有体系过渡到增值税体系面临许多体制设计方面的困难。
美国不但没有增值税，也没有国家统一的零售税（retail sales tax），各个州有自己的税率，有的州甚至没有零售税，例如马萨诸塞州北面的新罕布什尔州没有零售税。在奥巴马政府2月出台787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之前，经济学家都在大动脑筋如何刺激消费以带动总需求，尤其是耐用品消费，像冰箱、洗碗机等家用电器。
有人建议联邦政府在一定时间内，例如两个月或三个月，让所有的州免去零售税，鼓励消费者提前更换这些耐用品，因为在几个月以后，零售税会回复原状；然后，州政府在这几个月中损失的零售税收入由联邦政府补齐。反对者说，这个建议听起来很有道理，但问题是各个州的零售税不同，有的州甚至没有，所以联邦政府给州政府的好处因为起点不同而不同，这样不公平。
还有一种改革思路是对用于消费的那部分收入征税（consumed ine tax），也就是说每个人把自己的税前总收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放在一种特殊的储蓄账户，不用缴税，直到取出来用的时候再缴税；另一部分准备消费的钱放在其他账户，这些钱是要缴税的。这种思路和现行的个人所得税（ine tax）和一些特殊的储蓄渠道（401（K），IRA等）区别不大。只是目前的这些特殊储蓄渠道每年有储蓄上限，而这个改革思路没有免税的储蓄上限，有更加鼓励储蓄和抑制消费的作用。但如何从现行体制过渡到这个体制又是问题。经济学家还没有拿出禁得起推敲的方案。
还有一种时常被总统竞选人青睐的改革方案就是flat tax：每个人都付同样的税率；低收入家庭的前面几千块钱的收入是免税的（some excludable amount）。这种税制最大的优点是形式简单，不鼓励提前消费（no inter temporal distortion），而且没有体制过渡的障碍。
这种方案的问题是：当每一个特殊减款项取消时，都会有一些负面影响。如果没有房贷利息减税的效应（tax shield），房价就会下跌，我们愿意看到房价下跌吗？如果给公益事业捐款不能减税，那些非营利机构的收入就会大大减少，我们难道不应该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吗？如果再把利息税，分红税和资本增值税（capital gains tax，对买卖股票利润征的税）与普通工资收入区别对待，……
我们会发现，这样思考下去的结果是使flat tax越来越像现在的税收体制，包括因为各种原因而存在的特殊减税款项。
不同学者可以提出不同的税改措施，但大多数都是在研究策划阶段，都是一纸空文。直到有一天某位总统启用某一项税改政策，并愿意为这个政策的立法和实施在国会倾注大量的政治资本，那时一纸空文才会变得有生命力。■
五十五 开放经济中的税收政策：猫鼠游戏（上）
什么是利息避税；税收如何影响利润的去处；政府如何通过税收鼓励投资；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税收为何要与别国协调
3月4日，哈佛商学院的米歇尔·迪采教授（Mihir Desai）接替费尔德斯坦的公共财政课，用四节课讲授开放经济下的税收和投资。
哈佛商学院有不少印度教授，迪采是其中之一。他出生于印度，在香港和美国长大，于1998年获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1993年获哈佛商学院硕士，1994年获富布莱特（Fulbright）奖学金去印度学习研究一年。他是税收政策、国际金融、企业融资、外国直接投资（FDI）方面的专家。
他的英文清晰流畅，没有任何口音。他经常用提问启发学生思考，在课上形成良好的互动。
迪采教授主讲的内容是企业融资与开放经济条件下税收政策之间的关系。
利息避税
在美国，一个公司为银行贷款和其他债务所付的利息，和其他运营成本一样，都从总收入中减去，从而算出税前利润。这种计算方法意味着，付的利息越多，即借债越多，征税的利润基数就越小，缴税就越少。也就是说借债有避税的作用（tax shield）。
这个作用使企业在融资时，更倾向发债，而不是卖股份。但是不是发债越多越好，股本越小越好呢？当然不是，债务累累会压得公司喘不过气来。债务和本金的比例（debt to equity ratio）要适当，总资产的价值才最高。
这样分析的一个隐含的假设，是债务和股权的界限非常清晰，但实际企业运作中，有些资产的性质很模糊。例如可转换债券（convertible bonds），这种债券因为可以转换成股票，利率较低。它应该算是债务（debt）还是本金（equity）呢？从上税的角度想，企业把它算为债务，以便享有tax shield的好处。在对股东的年报中，企业却把它算为本金。
这样做完全合法，因为企业有两本账：一本是给政府税务部门看的，一本是给投资者看的。但是这样做应不应该呢？有人主张不应该：这两本账应该是一本账，只有完全一致才是最透明最诚实的财务报表。有人认为这两本账应该分开，因为目的不同，数字的来源和计算方法也应该不同。还有人认为，虽然两本账应该分开，但应该建立互算方法，从一本账可以算出另一本账。总之没有定论。
正是因为两本账是合法的，在这次经济衰退以前的15年左右，微软公司（Microsoft）给股东的年报一直显示丰厚的利润；相比之下，微软给美国政府缴税的数量却显得微不足道。
税后利润的去处
对于税后利润，企业有三种做法：可以分红给股东，可以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使公司股票价值上升，还可以从市场回购自己的股票。
股东拿到的分红要按普通收入纳税（taxed as ordinary ine tax），而股东只要不卖股票，就不需要对股票升值交纳。如果卖股票，实现了升值带来的利润，股东必须交纳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s tax）。一般来说，资本利得税要比普通收入税要高，所以一些股东不愿意在股票升值时卖股票，宁肯不实现升值利润。因此，费尔德斯坦等一些人认为，资本利得税阻碍了股票的正常买卖，降低了市场效率。
而公司管理层在同等条件下，会更倾向把公司税后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而不是分红；他们表面的理由是，“即使给股东分红，他们也是要缴税；这还不如用这些利润扩大再生产，让股票升值，这样只要他们不卖股票，就不必交利得税。”当然，他们实际可能在想通过扩大再生产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及个人权力。
那么，为什么有的公司承诺在未来的几年中会有一定比例的分红呢？这是公司在做“形象工程”。众所周知，管理层对公司的了解和掌握远远大于普通的股东，他们对公司的信息量的掌握是不对称的（information asysmmetry）。这是典型的由于主人和代理的利益不同而产生的问题（principal…agent problem）。管理层为了显示自己不是随意挥霍股东投资的利润，所以承诺在未来的几年中有一定比例的分红。
为了让股东避免因分红所带来的纳税负担，企业还可以把利润用于从市场回购自己的股票（repurchase outstanding shares）。这是企业第三种使用利润的方法。通过解释这三种方法，迪采意在表明，税收政策影响着企业的各种经济决策。
政府鼓励企业投资的办法
接着，迪采讲述税收与投资的关系。投资在GDP的四个成份中（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是浮动最大的变量。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如何鼓励企业投资呢？一种办法是投资抵税（investment tax credit）。
例如，国会可以规定新投资的10％可以抵税。这种办法几十年来一直没有采用。因为生产仪器设备的厂家一旦知道买方可以用仪器设备的花销的10％抵税，就会把原有价格提高10％，所以买方还是得不到好处。这个办法不能达到刺激投资的目的。
政府还可以降低公司所得税（corporate tax），让公司保留更多的利润。这种办法的问题是，公司保留更多利润只是提供了公司再投资的可能性，但公司并不一定扩大再投资。公司可以分红，也可以从市场回购自己的股票。因减税而增加公司的利润仅仅是提高了已有资产的回报率，而不一定增加新投资。
政府还可以减少红利税（divident tax），希望投资者因保留了更多的红利而更愿意再投资。但这也只是一厢情愿。投资者保留了更多的红利，提高了已有资产的回报率，但不一定再投资。
除此以外，政府还可以允许公司加速设备厂房的折旧（accelerated depreciation）。这种方法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