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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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样的。
　　出口补贴是欧共体“共同农业政策”（mon　Agricultural　Policy）中常用的贸易保护手段。这种补贴政策提高了欧共体国内的农产品价格，降低了世界农产品价格，政府的收入是负值（每年大约500亿美元的补贴），所以对欧共体整体来讲是弊大于利。同样，石油出口国有时采取征收出口税的政策，以限制出口提高油价。这种举措对石油出口国整体来说是利大于弊的。
　　自愿出口限制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自愿”当然不是完全自愿，是在进口国的压力下“自愿”减少出口的。这样做对出口国的一个好处就是，进口国实施进口关税或拍卖进口配额而挣的那部分政府收入没有了，这部分收入可以由出口国政府通过限制出口赢得。所以虽然减少贸易的效果是一样的，政府的收入从一个政府转移到了另一个政府。例如，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与美国经过多次贸易谈判后“自愿”限制汽车出口就是这一政策最好的例子。
　　
　　福利分析的局限性
　　以上这些分析都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perfect　petition）。当市场上只有五六个厂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甚至只有垄断企业，福利分析的结果会怎样呢？安查思说，上世纪80年代有很多学者做这方面的研究，出版了大量论文，但是广泛适用的结论很少；更高一层的国际贸易理论课主要是关于这部分的文献，用更复杂的数学模型研究各种市场条件下贸易的福利分析。
　　因为自由贸易可以增加竞争，促进发明创造；在更广阔的市场范围利用先进的生产技术，降低固定成本，更充分的利用规模效应（economies　of　scale）；使经济运转更加高效；所以总体来说自由贸易比闭关自守要好。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自由贸易永远比各种保护政策的不同组合都优越。
　　对于一个很大的开放的经济体来说，出口太多有可能降低出口产品价格，损害terms　of　trade（即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之比），减少福利。对于一个很大的经济体来说，完全开放也不一定是好事，而一个很低水平的关税有可能增加总体福利（welfare　enhancing）。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就有一个最佳关税——关税太高减少福利，关税太低也减少福利。安查思坦言，经济学家也很难找到最佳的贸易政策组合。
　　
　　抽象的“国家福利最大化”
　　那么为什么那些显然不符合经济理论的贸易政策仍然存在呢？俗话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政治经济学家（political　economists）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说，在民主国家，政治家不是在争取抽象的“国家福利最大化”，而是选择能迎合最多的选民胃口的政策，使他在选举中获胜的可能性最大化。例如，一般来说，技能越低的人越喜欢高的贸易壁垒；技能越高的人越喜欢低的贸易壁垒。如果我们把选举人按技能的高低排列，那么政治家的贸易政策就是中间技能的人（median　voter，不是average　voter）所喜欢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他的选票“最大化”。
　　另一种解释是：有些贸易政策虽然损害很多人的利益，但损害的程度很小，他们不愿意为这么小的损失而团结起来，形成任何政治力量；而这些政策的受益人很少，但每个人受益的程度很大，他们愿意拿出一部分钱在华盛顿游说，买通政客，保护自己的利益。美国对糖的进口配额就属于此类。每个家庭平均每年买20美元的糖，谁也不愿意为糖的价格过高而组织起来，要求取消进口配额。而美国大约有7000万家庭，14亿美元的产糖业聚集在屈指可数的几家产糖企业。只要他们拿出利润的很小一部分就可以雇佣说客，在华盛顿有很大的声音。
　　还有一种更显而易见的解释：政治家接受谁的赞助越多，就越代表谁的利益。在美国，个人的政治捐款是受法律限制的，而一个组织的政治捐款没有任何限制。有研究表明，一个政治家政策的选择和接受政治捐款的组织的政见呈现正相关。美国的农业和纺织业是最受贸易保护的两个行业。
　　
　　贸易战和贸易协议
　　更好地解释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理论应该是“博弈论”（Game　Theory）。因为每个国家的贸易政策都受对方贸易政策的影响，都不是独立的，这个理论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清楚地描述出来了。如果两个国家都实行自由贸易，没有贸易壁垒，那么两个国家都同等地受益。但如果一个国家采取贸易保护，另一个国家仍然采取自由贸易，那么它的福利就大大减少，它就必须采取贸易保护才能减少福利损失。因为国家之间相互不信任，他们之间所达到的动态平衡只能是双方都实行贸易壁垒。
　　这是博弈论当中著名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problem）。其原意是：有两个囚犯，各自被单独审判。他面临的选择是如实招供，还是闭口不答。如果他们两人都选择后者，那么两人都有好处，但是他们都担心对方会招供。如果对方招供，自己最理智的选择是也招供，最后两人的选择都是招供。他们之间的动态平衡是两败俱伤。
　　为了达到对双方都有利的动态平衡，就必须建立一个互相信任的机制。这种机制在国际关系中就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以法律的形式限制双方或多方的行为，以实现总体的福利最大化。
　　二战以后，关贸总协议（GATT）就是这种理念的产物。在这以后的50年之间，八轮旷日持久的多边谈判大大减少了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国际贸易成倍增长。
　　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构想产生于第八轮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并诞生于1995年。世贸组织比关贸总协议的覆盖面更广，不仅包括物品的贸易而且包括服务业的贸易以及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贸易协议（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TRIPS）。此外，它还建立了纠纷解决机制（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组织专家小组，裁决贸易纠纷案例，并监督执行。
　　例如，2002年3月，小布什政府为了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讨好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给很多钢铁产品增加30％的关税。欧洲、日本、中国和韩国联合在世贸组织上诉美国。2003年7月，世贸组织裁决美国败诉，美国最终服从裁决。安查思说，但是这很难说明是布什政府尊重世贸组织的裁决还是担心这么多国家联合对美国实行贸易报复。
　　新一轮的多哈回合谈判今年夏天失败了。安查思的解释是，更进一步的自由贸易谈判的好处是有限的；还没有完全放开的领域主要是农业和纺织品，而这些领域在富裕国家尤其敏感；令每个国家都满意的协议更加难以达成。
　　有学生问，“既然这么艰难，为什么还要知难而上呢？多哈回合的动力从哪里来？美国的平均关税已经在10％以下了，这难道还不够好吗？”
　　安查思回答，每一轮谈判回合结束的一霎那就是新一轮贸易谈判的开始，因为总有行业还不够满意。例如，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要求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对农业和纺织品完全开放，保护环境的积极分子要求环境标准成为贸易协议的一部分，人权主义者要求保护儿童权益等等，不一而足。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美国和欧盟对国内的棉花种植者采取保护政策。2001年到2002年期间，美国政府补贴每个种棉花的农民16万美元，共计40亿美元。棉花价格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下跌了近一半。美国政府的补贴对其他棉花出口国打击很大，但对棉花进口国有很大好处。
　　
　　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
　　虽然关贸总协议和世贸组织要求一个国家对世贸组织里所有其他国家一视同仁（MFN），但允许在世贸组织之外自愿结合成小范围的更自由的贸易区，完全没有关税（free　trade　area），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
　　自由贸易区里的每一个国家对区外面的国家都有不同的关税。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例如，国家A和国家B形成自由贸易区，国家A对从区外的国家C的进口产品关税高于B对C的关税，那么国家C的产品就会先付低关税进入B，然后享受自由贸易区的好处以零关税进入国家A。这样A对C的高关税就失灵了。于是就出现了“原籍国家”或“原出处国家”的概念（country　of　origin），任何进出口产品都贴有原籍国家的标签以避免逃税漏税的问题。
　　比自由贸易区更严格的是关税联盟（customs　union）。它要求会员国家对联盟以外的国家有一致的关税，这样以上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了。关税联盟比自由贸易区更严格，需要国家放弃更多的主权，也就更难以形成。
　　在世贸组织以外的自由贸易区（或关税联盟）从总体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这取决于这种联合的结果到底是贸易增加（trade　creation）大于贸易取代（trade　diversion），还是贸易取代大于贸易增加。一个自由贸易区内的国家应该选择从一个区外的国家进口更便宜的产品但上缴关税呢，还是选择从区内的另一个国家进口比较贵产品但免关税呢？如果是前者，那么自由贸易区就增加贸易；如果是后者，那么自由贸易区就取代贸易。
　　有学者认为贸易取代会大于贸易增加，因而反对世贸组织以外的任何自由贸易区；但有人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实行自由贸易在短期内不现实，这种小范围的自由贸易区是很好的从短期向长期的过渡；还有人认为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每个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都是不同的。所以，业界没有定论。■


　　四十二　自由贸易必然带来经济发展吗？
　　安查思教授综述了贸易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涉及到许多当前热门话题，但确切的结论很少－－－问题远远多于答案
　　贸易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什么？自由贸易政策必然会导致经济发展吗？12月15日，保罗·安查思教授（Pol　Antras）在最后一堂课上，综述了贸易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中涉及到许多当前热门话题，但确切的结论很少——－问题远远多于答案。
　　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巴西、智利、墨西哥等）采取进口替代政策来实现工业化。但选择保护幼稚行业（Infant　industry）的国家总会遇到两个问题：保护什么样的行业？什么时候才能停止保护？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这些国家认识到这种政策不行，因为保护主义使那些低效的企业苟延残喘；多年的保护政策已经形成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他们以各种理由强调保护政策的重要性，反对取消这些政策。
　　实行开放贸易政策之后，有研究表明，通过优胜劣汰，生产效率增加了。但是在取消贸易保护政策的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的开放政策也在实施，所以很难说，生产效率增加就是因为自由贸易政策。安查思说，自由贸易在实践中如何影响生产效率和产业结构，目前是一个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
　　开放的国家就会经历快速经济增长，成为富有国家吗？计量学研究表明，发达国家一般都比较开放，即贸易总值占GDP的比例比较大。但这并不说明开放贸易就能增加人均GDP；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了国家富有，然后一个国家因为富有，才增加贸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Jeffrey　Frankel和加州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家David　Romer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使得惟一可以影响人均GDP增长的变量就是贸易的程度。1999年，他们在经济学顶级杂志《美国经济学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以“贸易导致经济增长吗？”为题发表了论文，总结说越开放的国家就会越富有。还有其他研究表明，贸易越自由的国家就越有可能经历高增长和高投资，但计量学并不能说明因果关系。
　　与拉丁美洲相比，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非常成功，经历了30多年8％－9％的年均增长率，贸易占GDP总值的比例也非常大。他们的增长模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分别效仿。
　　但是，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实行了自由贸易，其实他们也运用了关税，进口配额和出口补贴等不同的贸易保护政策，只是在程度上小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政府也运用了包括贷款补贴、科研补贴等一系列工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ies）。他们的例子说明，贸易保护政策不一定不利于发展，关键在于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