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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部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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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颇丰。国外的、国内的著作我都读。读完了主要的古典文学作品,学完了共产主义
函授大学一年级课程,考试也及格了。晚上我辅导一个青年党员小组学习。通过这些同
志,我和党组织的实际工作保持着联系。此外,还有达尤莎,她的成长和她的进步,当
然还有她的爱情,她那妻子的温存体贴。
    我们俩生活得很和美。我们的经济情况是一目了然的——我的三十二个卢布抚恤金
和达雅的工资。她正沿着我走过的道路走到党的行列里来:她以前给人家当佣人,现在
是食堂里的洗碗女工(这个小城没有工厂)。
    前几天,达雅拿回来第一次当选为妇女部代表的证件,兴高采烈地给我看。对她来
说,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硬纸片。我注意地观察着她,看到一个新人在逐步成长,我尽自
己的全部力量帮助她。总有一天,她会进入一个大工厂,生活在工人集体中间,到那时
候,她就会最后成熟了。目前在我们这个小城里,她还只能走这条唯一可行的道路。
    达雅的母亲来过两次。她不自觉地在拉女儿的后腿,要把她拉回到充满卑微琐事的
生活中去,让她再陷入狭隘、孤独的生活圈子里。我努力劝说老太太,告诉她不应该让
她过去的生活在女儿前进的道路上投下阴影。但是,这一切努力都白费。我觉得,达雅
的母亲有一天会成为她走向新生活的障碍,跟这个老太太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握手。
                          你的保尔

    老马采斯塔的第五疗养院是一座石砌的三层楼房,修建在悬崖上开辟出来的平场上。
四周林木环抱,一条道路曲折地通到山脚下。所有房间的窗户全敞开着,微风吹拂,送
来了山下矿泉的硫磺气味。保尔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明天要来一批新疗养员,那时他
就有同伴了。窗外传来一阵脚步声。
    有好几个人在谈话。其中一个人的声音很耳熟,他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浑厚的男低
音呢?他苦苦思索,终于把藏在记忆深处的一个还没有忘却的名字找了出来:英诺肯季
·帕夫洛维奇·列杰尼奥夫,正是他,不会是别人。保尔蛮有把握地喊了他一声。过了
一分钟,列杰尼奥夫已经坐在他的旁边,快活地拉住他的手了。
    “你还活着哪?怎么样,有什么好事让我高兴高兴?你这是怎么啦,真正当起病号
来了?这我可不赞成。你得向我学习。大夫也早说过我非退休不可,我就不听他们那一
套,一直坚持到现在。”列杰尼奥夫温厚地笑了起来。
    保尔体会到他的笑谈中隐藏着同情,又流露出一丝忧虑。
    他们畅谈了两个小时。列杰尼奥夫讲了莫斯科的新闻。从他嘴里,保尔第一次听到
党关于农业集体化和改造农村的重要决定,他如饥似渴地听着每一句话。
    “我还以为你在你们乌克兰的什么地方干工作呢。没想到你这么倒霉。不过,没关
系,我原来的情况还不如你,那时候我差点躺倒起不来,现在你看,我不是挺精神吗?
现在说什么也不能无精打采地混日子。你明白吗?这样不行!我有时候也有不好的念头,
心想,也许该休息一下了,稍微松口气也好。到了这个岁数,一天干十一二个小时,真
有点吃不消。好吧,那就想想,哪些工作可以分出去一部分,有时候甚至都要落实了,
到头来每次都是一个样:坐下来办‘移交’,一办起来就没个完,晚上十二点也回不了
家。机器开得越快,小齿轮转得也越快。现在我们的前进速度一天胜过一天,结果就是
我们这些老头也得像年轻时候一样干。”
    列杰尼奥夫用手摸了摸高高的额头,像慈父一般亲切地说:“好,现在你讲讲你的
情况吧。”
    列杰尼奥夫听保尔讲他前些时候的生活,保尔注意到,列杰尼奥夫一直用炯炯有神
的目光赞许地看着他。
    凉台的一角,在浓密的树荫下坐着几个疗养员。紧紧皱起两道浓眉,在小桌旁边看
《真理报》的,是切尔诺科佐夫。
    他穿着俄罗斯斜领黑衬衫,戴一顶旧鸭舌帽,瘦削的脸晒得黝黑,胡子好久没有刮
了,两只蓝眼睛深深地凹陷进去,一看就知道,他是个老矿工。十二年前,他参加边疆
区领导工作的时候,就放下了镐头,可是现在他的样子,仍然像刚从矿井里上来的一样。
这从他的举止言谈上,从他讲话的用词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切尔诺科佐夫是边疆区党委常委和政府委员。他腿上得了坏疽,这个病折磨着他,
不断消耗他的体力。他恨透了这条病腿,因为它强迫他躺在床上已经快半年了。
    坐在他对面,抽着烟沉思的是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日吉廖娃。她今年三
十七岁,入党却已有十九年了。在彼得堡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大家都管她叫“金工姑娘
小舒拉”。差不多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尝到了西伯利亚流放的滋味。
    坐在桌旁的第三个人是潘科夫。他低着那像古代雕像一样美丽的头,正在读一本德
文杂志,不时用手扶一扶鼻梁上的角质大眼镜。说起来叫人难以相信,这个三十岁的大
力士竟要费很大劲才能抬起那条不听使唤的腿。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潘科夫是个
编辑、作家,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他熟悉欧洲,会好几种外语。他满肚子学问,就
连那个持重的切尔诺科佐夫对他也很尊重。
    “他就是跟你同屋的病友吗?”日吉廖娃向坐在轮椅上的保尔那边抬了抬头,小声
问切尔诺科佐夫。
    切尔诺科佐夫放下报纸,脸上立刻露出了兴奋的神情。
    “是呀,他就是保尔·柯察金。亚历山德拉,您一定得跟他认识一下。他让病给缠
住了,不然把这个小伙子派到咱们那些难对付的地方去,倒是一把好手。他是第一代共
青团员。
    一句话,要是咱们大家都扶他一把,他还可以工作。我是下了这个决心的。”
    潘科夫倾听着他们的谈话。
    “他得的什么病?”日吉廖娃又小声地问。
    “一九二○年受伤留下的病根。脊椎骨上的毛病。我问过这儿的大夫,你知道吗,
他们都担心这个病会叫他全身瘫痪。你看有多严重!”
    “我马上把他推过来。”日吉廖娃说。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保尔没有想到,日吉廖娃和切尔诺科佐夫以后都成了
他最亲近的人,在后来病重的那几年里,他们是他最有力的支柱。
    生活还是和从前一样。达雅做工,保尔学习。他刚要着手小组工作,一个新的不幸
又偷偷地向他袭来:他双腿瘫痪了。现在只有右手还能活动。他做了许多努力,都没有
效果,他知道再也不能行动了,这时候,他把嘴唇都咬出了血。达雅勇敢地掩饰着她的
绝望和由于无力帮助他而产生的痛苦。
    他抱歉地微笑着说:“达尤莎,咱们俩离婚吧。反正也没约定,碰到这种倒霉事还
要一起过下去。这件事今天我要好好想一想,我亲爱的小姑娘。”
    达雅不让他说下去。她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她哽咽着,把保尔的头紧紧搂在怀里。
    阿尔焦姆知道弟弟又遭到新的不幸,写信告诉了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扔下
一切,立刻到儿子这里来了。老太太、保尔和达雅住在一起,婆媳俩处得很和睦。
    保尔继续在学习。
    在一个阴湿的冬天的晚上,达雅带回来她获得第一个胜利的好消息——她当选为市
苏维埃委员了。从那时起,保尔就很少见到她。下班以后,达雅经常从她工作的那个疗
养院食堂,径直到妇女部或苏维埃去,深夜才回到家里。她虽然很疲劳,脑子里却装满
了新鲜事物。吸收她为预备党员的日子临近了。她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迎接这一天的到
来。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不幸又突然袭来。保尔的病情在继续发展。他的
右眼发炎,火烧火燎的,疼得难以忍受,接着左眼也感染了。保尔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
了失明的滋味——周围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黑纱。
    一个可怕的、不可逾越的障碍,默默地出现在道上,挡住了他的路。母亲和达雅悲
痛到了极点,他本人却很冷静,暗暗下定了决心:“应该再等一等。要是真的不可能再
前进,要是为恢复工作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被失明一笔勾销,要是重返战斗行列已经不可
能——那就应该了结了。”
    保尔写信给朋友们。他们纷纷来信鼓励他坚强起来,继续斗争下去。
    就在他最痛苦的日子里,达雅激动而又高兴地告诉他:“保夫鲁沙,我现在是预备
党员了。”
    保尔一面听她讲党支部接收她入党的经过,一面回想自己入党前后的情况。
    “柯察金娜同志,这么说,咱们俩可以组成一个党小组了。”说着,他紧紧地握住
了她的手。
    第二天,他写信给区委书记,请他来一趟。傍晚,一辆溅满泥浆的小汽车在房前停
了下来,区委书记沃利梅尔走进屋里。他是个年过半百的拉脱维亚人,一脸络腮胡子。
    他握住保尔的手,说:“日子过得怎么样?你怎么这么不像话呀?起来吧,我们马
上派你下地干活去。”说完,他大笑起来。
    区委书记在保尔家里呆了两个小时,甚至忘记了晚上还要开会。保尔说得很激动,
拉脱维亚人一面听,一面在屋里踱来踱去,最后他说:“你别提小组的事了。你需要的
是休息,再把眼病看出个结果来。不见得就没办法了吧。要不要到莫斯科去一趟,啊?
你考虑一下……”
    保尔打断了他的话:“我需要的是人,沃利梅尔同志,是活的人。孤单单一个人,
我是活不下去的。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同活人接触。
    给我派几个年轻人来吧,最好是那些小青年。他们在你们乡下,总想搞‘左’一点,
嫌集体农庄不过瘾,想搞公社。这些共青团小伙子你要是照看不到,他们就会冒到前边
去,脱离群众。我过去就是这样,这我知道。”
    沃利梅尔停下脚步问:“这些情况今天才从区里传来,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保尔微微一笑。
    “你大概还记得我爱人吧?你们昨天才吸收她入党。是她告诉我的。”
    “啊,柯察金娜,就是那个洗碗工?她是你爱人?哈哈,我还不知道呢!”他想了
一下,用手拍了拍前额,接着说:“有了,我们给你派个人来吧,就是列夫·别尔谢涅
夫。这个同志再合适不过了。你们两个脾气挺相近,准合得来。你们有点像两只高频变
压器。你知道吗,我以前当过电工,所以爱用这样的字眼,打这样的比喻。列夫还会给
你装上个收音机,他是个无线电专家。你知道,我常在他家听耳机子,一听就是半夜两
点。连我老伴都起了疑心,说:你这老鬼,天天晚上到哪儿逛去了?”
    保尔微笑着问:“别尔谢涅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沃利梅尔来回走累了,坐到椅子上说:“别尔谢涅夫是咱们区的公证人,但是,他
当公证人就跟我跳芭蕾舞一样外行。不久前他还是个大干部。一九一二年参加革命,十
月革命时入了党。国内战争时期他是军级干部,在骑兵第二集团军革命军事法庭工作;
在高加索跟热洛巴一起消灭过‘白虱子’。他到过察里津,去过南方战线,在远东主管
过一个共和国的最高军事法庭。他这人什么艰难困苦都尝过,后来肺结核把他撂倒了。
他从远东来到这儿。在高加索,他当过省法院院长,边疆区法院副院长。最后他的两个
肺都坏了,眼看要不行了,这才强把他调到咱们这儿。这就是咱们这个不平常的公证人
的来历。这个职务挺清闲,所以他还活着。可是,今天悄悄让他领导一个支部,明天又
把他拉进区委会,接着,又塞给他一个政治学校让他管,又要他参加监察委员会;成立
处理难题的重要委员会时,都少不了他。除了这些,他还爱打猎,又是个无线电迷。别
看他少了一个肺,可一点也不像病人。他精力很充沛。他要是死,大概也要死在从区委
到法院的路上。”
    保尔提了个尖锐的问题,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们为什么给他那么多工作呢?他
在这儿比原先工作还忙。”
    沃利梅尔眯缝着眼睛,瞟了保尔一下。
    “要是让你领导一个小组,再加点别的工作,别尔谢涅夫也准会说:‘你们为什么
给他那么多工作呢?’可是他对他自己呢,却又会说:‘宁可猛干工作活一年,也不躺
在病床混五年’。爱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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