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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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
老报务员一边抄录，一边想：“大概又是清除积雪的通知。”外面狂风呼啸，卷起
团团白雪，向玻璃窗上打来。老报务员觉得好像有人在敲窗户。他转过头去，不由得欣
赏起玻璃窗上那美丽的霜花来。霜花的图案有枝有叶，精巧别致，是任何巧手都刻不出
来的。
他看得入了神，竟忘记了听机器的响声。等他回过头来，已经漏过了一段电文，他
托起纸条读道：“一月二十一日晚六时五十分……”
他迅速抄下这段电文，然后放下纸条，用手托着头，继续往下听：“在高尔克村逝
世……”
他慢慢地记下来。一生中他不知收听过多少讣闻和喜讯，他总是最先知道别人的痛
苦和幸福。那些简略而又不完整的句子究竟说些什么，他早就不去留意了。他耳朵听着，
手机械地记着，根本不理会它的内容。
不过是某某人死了，通知某某人而已。老报务员已经忘了电文开头的几个字：“同
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机器嗒嗒地响着，他边听边译：“弗……
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平静地坐在那里，已经有点累了。
在某个地方死了一个叫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他现在把这个噩耗抄下来，有人收
到后会悲伤地放声痛哭。可是这跟他毫不相干，他不过是个旁观者。机器嗒嗒地拍出几
点，一划，又是几点，又是一划。老报务员听着这熟悉的声音，立即译出第一个字母，
在电文纸上写了一个“R”，接着又写上第二个字母“W”，然后又工整地写上“Ｈ”，
两竖中间的短横还特意描了两次。“Ｈ”后面是“X”，最后一个字母一听就知道是
“Ｈ”。
收报机接着打出了间隔，他只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瞥了一眼刚刚抄录下来的五个字
母，拼在一起是：“RＥＨXＨ”（“列宁”）。
机器还在啪嗒啪嗒地响着。老报务员刚才偶然碰到的那个十分熟悉的名字再一次出
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又看了一遍最后那两个字：“列宁”。怎么？……列宁？……他把
电报纸拿远一些，看着电报的全文，瞪大眼睛看了好一会儿，于是，他干这一行三十二
年以来，第一次不相信自己亲手抄的电文了。
他把电文反复看了三次，看来看去还是那句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逝
世。”老报务员从座上跳了起来，抓起卷曲着的纸条，两眼紧紧盯着它。他不敢相信的
消息还是被这段两米长的纸条证实了！他把煞白的脸转向两个女同事。她们听到了他的
惊叫：“列宁逝世了！”
这个惊人的噩耗从敞开的房门溜出了报务室，像狂风一样迅速地传遍了车站，冲到
暴风雪里，在铁路线和交叉点上旋绕着，又随着一股寒冷的气流钻进机车库那扇半开的
大铁门里。
机车库里的一号修车地沟上停着一台机车，小修队的工人正在修理它。波利托夫斯
基老头亲自下到地沟里，钻到自己这台机车的肚子底下，把有毛病的地方指给钳工们看。
勃鲁扎克和阿尔焦姆正在把压弯了的炉条锤平。勃鲁扎克钳住炉箅子，放在砧子上，阿
尔焦姆一锤一锤地锤打着。
勃鲁扎克这几年老多了。他经历过的一切在他额上刻下了很深的皱纹，两鬓白了，
背也驼了，一双眼睛深深凹陷进去，流露出一副忧伤的神情。
机车库的门半开着，射进一线光亮，一个人从外面跑了进来，在傍晚的昏暗中看不
清这个人是谁。铁锤敲打的声音淹没了他的第一声叫喊。但是，当他跑到在机车旁边干
活的人们跟前时，阿尔焦姆举起的锤子在空中停住了。
“同志们，列宁逝世了！”
锤子慢慢地从阿尔焦姆肩上滑下来，他轻轻地把它放在水泥地上。
“你说什么？”阿尔焦姆听到来人报告的这个惊人消息，手像钳子一样紧紧抓住了
他的皮外套。
那个人满身是雪，大口喘着气，用低沉而又悲痛的声音重复了一遍：“真的，同志
们，列宁去世了……”
因为这回他没有叫喊，阿尔焦姆才听明白这个可怕的消息，同时也看清了那个人的
脸，原来是党组织的书记。
工人们从地沟里爬出来，默默地听着这个名闻世界的人逝世的消息。
大门旁边，有一台机车吼叫起来，大家都打了一个寒战。
接着，车站尽头的一台机车也吼叫起来，随后又是一台……
发电厂的汽笛也应和着机车那强有力的、充满不安的吼声，像炮弹飞啸一样发出了
尖叫。一列客车正准备开往基辅，它那快速、漂亮的Ｃ型机车敲响了铜钟，清脆响亮的
钟声盖过了其他声音。
在舍佩托夫卡——华沙直达快车的波兰机车上，司机弄清了鸣笛的原因，又细听了
一会儿，然后，也缓缓地举起手，抓住小链子，拉开了汽笛的阀门。这倒把国家政治保
安部的一个工作人员吓了一跳。波兰司机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拉汽笛，以后他再也不
能开车了，但是他的手一直没有松开链子。机车的吼叫声，吓得包厢里的波兰信使和外
交官们慌张地从柔软的沙发上跳了起来。
机车库里的人越聚越多。人们从各个门里走进来。当机车库已经挤满了人的时候，
在哀痛而肃静的气氛中，有人开始讲话了。
讲话的是舍佩托夫卡专区党委书记、老布尔什维克沙拉布林。
“同志们！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逝世了。我们党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那位缔造了布尔什维克党并教育她同敌人进行毫不妥协斗争的人跟我们永别了……党和
阶级的领袖的逝世应该是一种召唤，召唤无产阶级的优秀儿女加入我们的队伍……”
奏起了哀乐。几百个人都脱下了帽子。十五年来没有掉过眼泪的阿尔焦姆突然感到
喉咙哽住了，宽厚有力的肩膀也颤抖起来。
铁路俱乐部的四壁似乎要被参加会议的人群挤倒了。外面是刺骨的严寒，门旁的两
棵云杉覆盖着冰雪，大厅里却又闷又热，荷兰式炉子烧得呼呼直响，六百个人聚集在这
里，参加党组织召开的追悼大会。
大厅里没有往常的嘈杂声、说笑声。巨大的悲痛使人们的嗓子喑哑了。谈话的声音
都很低。几百双眼睛流露出哀痛和不安。聚集在这里的好像是一群失去了领航员的水手，
他们那位久经考验的领航员被狂风巨浪卷走了。
党委会的委员们也默默地在主席台上坐下来。矮壮的西罗坚科小心地拿起铃，轻轻
摇了一下，就放在桌子上。这已经够了。大厅里渐渐静下来，静得使人感到压抑。
报告完了以后，党委书记西罗坚科立刻从桌子后边站了起来，他宣布了一件事，这
种事在追悼会上宣布是很少见的，但是并没有任何人感到惊奇。他说：“三十七位工人
同志署名写了一份申请书，请求大会予以讨论。”接着，他宣读了这份申请书：西南铁
路舍佩托夫卡站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组织：领袖的逝世号召我们加入布尔什维克的行列，
我们请求在今天的大会上审查我们，并接受我们加入列宁的党。
在这段简短的文字下面是两排签名。
西罗坚科挨个往下念，每念一个就停几秒钟，好让到会的人记住这些熟悉的名字。
“波利托夫斯基，斯塔尼斯拉夫·济格蒙多维奇，火车司机，三十六年工龄。”
大厅里发出一片赞同声。
“柯察金，阿尔焦姆·安德列耶维奇，钳工，十七年工龄。”
“勃鲁扎克，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火车司机，二十一年工龄。”
大厅里的声音越来越大了，西罗坚科继续往下念，大家听到的都是那些始终同钢铁
和机油打交道的产业工人的名字。
当第一个签名的人走上讲台的时候，大厅里立刻鸦雀无声了。
波利托夫斯基老头讲起自己一生的经历，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同志们，我还能说些什么呢？过去旧社会当工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大家
都清楚。一辈子受压迫受奴役，到老了，穷得像叫化子，两腿一伸了事。说实在的，革
命在这儿刚闹起来那阵子，我想我老了，岁数大了，拖家带口的，入党的事也就放过去
了。我倒是从来没帮过敌人的忙，可也没怎么参加战斗。一九○五年在华沙的工厂里参
加过罢工委员会，跟布尔什维克一起闹过革命。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干什么也干脆。老
话还提它干什么！列宁死了，这对我的心打击太大了，我们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和知
心人。什么岁数大不大，我哪能再说这话！……我不会讲话，有讲得好的，让他们讲吧。
反正有一点我敢保证：永远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绝不含糊。”
老司机那白发苍苍的头倔强地晃了一下，白眉毛下面两只眼睛射出坚定的目光，一
眨不眨地注视着大厅，好像在等待大家的裁决。
党委会请非党群众发表意见，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表决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反
对吸收这个矮小的白发老人入党。
波利托夫斯基离开主席台的时候，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会场上的每一个人都懂得，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不同寻常的。老司机刚才讲话的地方，
现在站着身材魁梧的阿尔焦姆。
这个钳工不知道该把他的大手往哪里放，就老是摆弄手里那顶大耳帽子。他那件衣
襟磨光了的羊皮短大衣敞开着，露出里面的灰色军便服，领口上整整齐齐地扣着两颗铜
钮扣，这使他显得像过节一样整洁。他把脸转向大厅，突然看到了一张熟悉的妇女的面
孔：在被服厂那群工人中间坐着石匠的女儿加莉娜。她对阿尔焦姆宽恕地笑了一下。她
的微笑中包含着对他的鼓励，嘴角上还露出一种含蓄的只能意会的表情。
“讲讲你的经历吧，阿尔焦姆！”他听到西罗坚科说。
阿尔焦姆不习惯在大会上发言，不知道从哪里讲起才好。
只是到现在他才感到，不可能把一生中积累的一切全讲出来。
词句老是连贯不起来，加上心情激动，就更说不出来了。这种滋味他还从来没有体
会过。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生活已经开始发生急遽的转折——他阿尔焦姆，正在迈出
最后的一步，这一步将使他那艰辛的生活变得温暖，获得新的意义。
“我母亲生了我们四个。”阿尔焦姆开始说。
会场上很肃静，六百个人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个高个子、鹰钩鼻、浓眉大眼的工人讲
话。
“我母亲给有钱人家当佣人。父亲什么样，我记不大清了，他跟母亲合不来，酒喝
得很凶。我们跟着母亲过日子，她养活那么多张嘴，可真不容易。东家管饭，她一个月
才挣四个卢布，就为这几个钱，她天天起早贪黑，腰都累弯了。我总算好，有两个冬天
上小学，学会了看书写字。满九岁那年，母亲实在没法，只好打发我到一家小铁工厂去
当学徒，只管饭，白干三年，不给工钱……老板是个德国人，叫费斯特，他嫌我小，不
愿意要，后来看我长得结实，母亲又给我多报了两岁，才把我收下。我给他干了三年，
他什么手艺也没教给我，尽支使我干杂活，给他打酒。他一喝起酒来就不要命。撮煤叫
我去，搬铁也叫我去……老板娘也把我当成小奴隶，叫我倒尿罐，削土豆皮。他们俩动
不动就踢我一脚，常常是无缘无故的，他们就是这个脾气。因为老板常喝醉酒，老板娘
对谁都没好气，稍微有点不如意，就打我几个嘴巴子。有时候我跑到街上，可是我能往
哪儿逃呢？苦水能向谁吐呢？母亲离我有四十俄里，再说她那儿也没有我安身的地方……
在厂里也一样。管事的是老板的弟弟。这个畜生专爱拿我开心。有一回，他指着墙角放
铁匠炉的地方，对我说：‘去把那个铁套圈给我拿来。’我跑过去，伸手就拿，哪知道
铁圈刚从炉子里夹出来，打完了，扔在地上的，看着是黑的，手刚碰上，皮都烫掉了。
我痛得大哭大叫，他却在那儿哈哈大笑。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就跑回母亲那儿去了。
可她也没地方安顿我，只好又把我送回德国人那儿。一路上她光是哭。到了第三年，他
们开始教我一点钳工技术了，但是还照样打我。我又跑了，一下子跑到旧康斯坦丁诺夫，
进了一家灌香肠的作坊。在这个作坊整天洗肠子，像条狗似的又过了不到两年。后来老
板耍钱把家当输得精光，四个月不给我们工钱，不知道溜到哪儿去了，我就离开了那个
鬼地方。我搭上火车，到了日美林卡，下了车就去找活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