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西晋当太子-第2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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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船上渡过。
第321章 洪武帝南巡（上）（）
洪武十三年，正月二十六，皇帝司马遹在宿卫军、海军舰队的护驾下，正式起驾南巡。皇后王惠凤、内阁首辅张宾领杜锡、江统、祖逖、王衍、羊玄之等内阁大学士以及文武百官出城百里相送。
司马遹又当众叮嘱了张宾、祖逖二人一番，然后勉励了百官几句，与皇后作别之后，乘船向东而去。
司马遹出巡的第一站便是豫州沛国萧县（今安徽北部宿州），此地乃是南北运河西端中部最重要的港口。司马遹到这里来的目的有二：一是考察运河开通之后，沿途水运港口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二是考察中原腹地农村经济改革。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流，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运河的开通，使华夏南北之间的交流大大加强，沿途各个港口都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龙头。
以萧县为例，在大运河开通之前是个仅有五千户人口的小镇，大运河贯通后，这里很快就成为大晋各地货物南下北上的集散地之一。随着四方商贾的云集，萧县境内各种行业迅速发展起来，城市规模也日益扩大，到了现在这里仅店铺就有三千余家，港中停泊的商船绵延10余里，已是相当繁华的中部名县了。
随着运河水上交通的不断发展，每年来往与沛国萧县的船只数不胜数，有时站在港口边上远远放眼望去，水面船只浩浩荡荡、一望无边。有河舟、江南船舰、湖船等等。河舟主要用于运河运输，种类很多。其中运载米、盐、柴及砖瓦、灰泥等大宗物资的称为大滩船。
有一种米船称为铁斗舟，可载粮米五六百石，船夫一家居于船中。由官府兵丁押运载着粮米的是一队队的“纲船”，寺观庵舍所用船只是大大小小的“红油鲖滩”船，还有载垃圾、粪土、专拉散货散客的飞蓬船、舫船、鲖船等等，还有一些渔舟、钓艇之类，每日往返、穿行不绝。
地处南北运河中段的萧县城，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大运河开通后，随着南北交往的扩大，到如今已迅速发展成工商繁荣、名扬天下的中部经济重镇。由于萧县地处“襟连沿海，背倚中原，承东启西”的要冲之地，自运河修通后经济发展更为迅速。
萧县得运河之利迅速发展起来，因此境内一些与运输有关的手工业、商业亦随之兴起。如：造船、冶铁、制绳、木材加工以及纺织业的工场、作坊当时已星罗棋布，城中商业区分布在城西北运河沿线。
萧县是南来北往，西去东下的交通枢纽。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运河开通后的仅十年间就已繁荣富庶、商贾云集。富商大贾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他们当中有珠宝商、米商、茶商、丝绸商、木材商、药材商等各种商人，也有从事国际贸易的大商人。
在运河开通之前，北方各地由于河渠贫乏交通不畅。加之长期战乱的影响，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大运河的开通也为北方经济的发展带来无限的生机。
到了沛国之后，豫州刺史、沛国郡守、萧县县令等豫州当地大小数十个官员前来觐见。司马遹望着豫州当地官员开门见山道：“诸位爱卿，朕要在沛国停留几日，尔等可将近来工作汇报一番。另外还有什么难题也一并说出来，能当面解决的朕就当面解决。若不能当面解决等朕回到京师后再做安排。”
听完皇帝话，在场的地方官员赶紧将事先准备好的材料拿出来汇报。这种汇报当然会掺有一定的水分，不过众人都知道司马遹另有获取真实情况渠道，因此大家提供的资料倒也不敢过于虚假。
当日司马遹与地方官员一直谈了一个下午公事，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众人才告辞离去。吃完晚饭，司马遹并没有时间去休息，还有很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做，他将裴危、贾模、温峤等随行官员统统找来。
“诸位爱卿，这里有洛阳大学堂提供的新的调查报告：《商品化对农业的影响益处和弊端》，众卿先看看。”司马遹示意旁边的郎官温峤将数份内容相同的文件分给裴危、贾模等人，在众人看调查报告期间，司马遹则一边品着茶叶一边等候。
报告内容大致分了两部分，第一部分先是肯定了商品化对农业的引导作用，主要是以沛国萧县港口为例，集中阐述了当地政府是如何利用地域港口优势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进而促进当地农业结构调整。
第二部分则讲述了商业有效的补充和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和妨碍的大晋农业发展。尤其是当商业力量得不到有效的引导和监督时，这种危害尤其巨大。
随着港口码头被建成投入使用，沛国当地的经济迅速崛起和发展起来，很快就进入到一定程度上的商品化社会。由于本地工商业发达，附近村民们农闲时可以去工厂、码头等地打工，也可以应征官府工程的民工，获得不少的“工钱”。
也有部分村民留在村里，通过其它途径“致富”如种桑养蚕，种植棉花。由于大晋工业商业发展很快，因此对生丝、棉花等原材料需求极高。再加上种桑棉获利极高，而种植桑树，三年成材，便可多年蒋采无忧，是投入小获利大的营生，棉花相对水稻等农作物来说，对土地要求不高、获利空间更大。更有少数村民参加扫盲班后便知道学习“农科”技术，比别人更善种桑棉，故而迅成富。
在这个报告当中，洛阳大学堂做出了一个统计发现：在每年农闲时期，有近三分之一的当地青壮去外地打工，妇人也会去邻近的纺织厂等处打工，短短数月的劳作，获利过一年耕种的农产品的价值，因此有大约十余户自耕农干脆将家中的土地“转包”给他人，全家迁居城镇，专门在工厂等地谋业，数年下来便是康之家。
有近大约三分之二的农户则在种完农田之后专心于桑棉，甚至有些人种植水果等作物。贩卖城镇谋利，少数人则“承包”他人土地，成为大种植户。只有少数农户因为劳动力不足，只能专营农田，日子过得很一般。
报告中还发现，越是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农业越容易受环境影响。在当地靠近码头的一个山村中，有三分之一的农户种植棉麻以谋利，三分之二的农户由于各种原因专心营生农田，不过他们在农闲时出外“打工”的人最多，过一半，几近三分之二。
而距离港口和码头较远的村庄则是另外一番景象，绝大部分人靠农田吃饭，只有少部分胆子大的人出外打工营生，大约只占当地青壮的十分之一。
经济商品化的目的就是让百姓们的生活富足，商品化使得村民们有了“创造力”。商品化最大的特征就是物产丰富，村民为了追求财富，为了自己的富足，自然会想方设法去“创造财富”。不管是聪慧之人自拓门路还是中平之人学样改良或是愚钝之人跟风而进，他们都在原来的农业生产基础上开始创造新的财富，正是这种创造，成为大晋经济前期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而在过去大晋经济作为庄园农奴经济的代表，百姓们由于受条件限制，他们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下生产，而那些庄园主实际上又承担着财富分配的职能，因此在这种体制下，你就是再卖力也只能混个温饱，所以村民也没有创造新财富的动力了。
“裴爱卿，你来说说这个报告对朝廷来说有用吗？”过了大概有一个时辰之后，司马遹见在座的人基本上都看完资料了，他首先问为首的裴危。
“嗯，陛下，以臣看来，洛阳大学堂提供的数据资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作用。首先这些数据说明我大晋新政执行这么多年来成绩斐然，效果明显；其次当初朝廷投资运河，以运河带动经济发展的目标已完成；最后商业的繁荣为普通百姓带来了明显的好处。”
“不过呢，陛下，这报告当中也指出了其中的一些弊端，但这些弊端未必就有普遍性。毕竟这份报告仅仅是以萧县一地为例子，未免有点狭隘。若想得到更为详细的数据资料，臣以为必须多调查几个地方才行。”
“嗯，裴爱卿的话果然是老成谋国之言！温峤你们几个人怎么看？”司马遹又把目光对准一旁站着的几个年轻人，这次司马遹巡游天下，特意将温峤等几个年轻官员带在身边，为的就是想培养一下后备力量。
“启奏陛下，臣赞同裴大人建议，还是多多调查之后再下结论为好！”尽管温峤智商很高，但毕竟年轻且没有从政经验，真要让他说点什么，还是赶不上裴危，还需要多多锻炼。
“这样吧，温峤你负责把这份资料转给长安，让内阁组织人手调查。今日天色也晚了，大家都回去休息吧，明日一早我们还要前往建康。”说着司马遹起身往后面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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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2章 洪武帝南巡（中）（）
由沛国而下，路上走了五天，才到了广陵城（今扬州），不过如今早就改称扬州。自运河建成之后，扬州就成为一方都会，其得盐、河之利，繁华程度犹胜于徐州郡治所彭城。
到了扬州之后，司马遹没有像以前那样一直待在行宫，在经过一番周密安排之后，他领着自己的几个年纪稍大的孩子和温峤等人走在了扬州城的大街上。
广陵（扬州），因为交通便利，当时已经成为工商业的中心，不仅盐铁漕粮由此转运，还有一些纺织、刺绣的“工厂”。
广陵（扬州）城中，当时虽然还不曾有“二十四桥明月”，但当地富庶，灯红酒绿、莺歌燕舞，却是有的，城中颇多经商大户，那宅院所修，就是东都洛阳的一些寻常权贵，恐怕也比不上。
然而扬州城郊，却是另外一个样子：沿湖河两岸，虽然有很多有钱人的“别院”，但更却是成片的棚户区，其实这些房子，倒也并不是不堪入住，只是与那些富商宅第一比，反差着实太大。看着周围反差巨大的居住环境，随行不少人都有些愤愤不平。
“陛下，商人出身卑微，靠夺占国家所得之利发迹，炫富耀贵，不知收敛，着实可恶！”这话是大皇子司马臧说的。司马臧出身皇家，其外祖家又是大晋顶级山东世家，其所思所想无不受世家影响，言语中流露出轻视商贾的思想。
“商人与工匠走卒，相去未免太过！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尤为可恶者，逃漏税款，囤积居奇，巧取豪夺。”温峤所感，与大皇子司马臧又有不同。温峤虽然也出身世家，但他受新学思想影响的更大，而且他成年后又多方游历，看的自是比正在接受教育的司马臧要深。
司马遹微微一笑，并没有对众人的议论发表任何看法，贫富差距是事实。但却不是取缔工商工商的理由。当然了，在税收上稍稍限制一下工商还是可取的。
那些生活在棚户里的工人，固然是在被“剥削”，可是如果“剥削”没有了。他们的日子。恐怕更不好过。尤其是在人多地少比较突出的地方。正是靠着当地的工厂和商铺过活，而且有的人的日子比一般农夫，还要富裕一些。
司马遹一直都觉着自秦一统天下之后。轻商主义就成为华夏的主流思想。而司马遹一直试图改变这种轻商的文化，这样，也许可以改变未来华夏的命运。不过现在看来，虽然商业已经成为大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轻商思想依然根深蒂固的存在着。
“商人只要依法经营，炫富耀贵，倒无不可，国家由商得利，已占年入近半，倒不该说商人无功。至于逃漏税款，囤积居奇，商者固然有过，而官吏之过尤甚，朝廷既然是设了官职，便该尽心尽职，不可懈怠职守，更不可官商勾结渔利！只要吏治清平，自可去弊存利。”
尽管司马遹已经有了要限制某些大商团的发展，但他的态度还是很明确的，那就是限商可以，但绝不能抑商。司马遹对下面的情况也有些了解，知道自登基以来，便开始大兴工商，以经济发展为重点，上有所好，下有所投，久而久之，大晋地方官府居然有了另一个世界改革开放地方政府的影子…以gdp为重。
大晋地方官府虽然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但是也将重心转移到这方面，大力扶植工商业，因为中枢喜欢看这个数据，所以就能出政绩。而从古到今，当官都是要讲政绩的。此前政绩是德化百姓，地方安定，而到了大晋却是主要用经济展说话了。
想到这里，司马遹不由腹诽了一下自己，有点急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