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第4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政策和成就被否定了，很多马列主义原理被当成修正主义加以批判，而很多错误的东西又被当作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加以宣扬，从而极大地混淆了是非，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极大混乱。
第二，混淆了敌我，搞乱了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普遍被冲击、改组。大批领导干部被批判、打倒，曾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构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的状态；党员一度停止组织生活，各种群众团体也停止了活动；广大干部和群众被分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派；各种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乘机钻进了党和政府的机构，有的还占据了重要岗位，造成了党的组织严重不纯。
第三，搞乱了整个社会生活。宪法、法律、党章都成了一纸空文、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群众，可以任意被抓、被批、被整。党纪、政纪、军纪被废弛，规章制度被抛弃，武斗不止，派仗不休，打砸抢成风，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遭到很大破坏，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
第四， 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文化大革命” 实践的结果， 使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如果按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 10年间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 这相当于我国从建国到1979年整整30年建设起来的全部国营企业的家底。
第五，科学文化事业遭到严重摧残。在大动乱的年代里，广大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干部的业务被荒废；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学长期中断，使我国少培养大学生100万人，中专生200万人；在我国科技队伍的组成上，出现了一个长达10年以上的空白。虽然这10年中科研的某些方面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但就整体水平来说，拉大了同世界科技水平关于党的差距，丧失了宝贵的发展机遇。
所以，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三、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在分析“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虽然是艰难曲折的，但是从始至终一直没有停止而且日益深入、发展。正是由于党和人民的艰苦斗争，这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并且最终党和人民以自身的力量，结束了这场政治灾难。当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情况，由于人们所处的地位不同，党和人民的斗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
党和人民的斗争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八件事：党中央1966年《二月提纲》的制定，是在“文化大革命”酝酿阶段对在文艺学术领域开展政治批判运动的最初抵制；在“文化大革命”发动过程中，党中央派工作组到学校领导运动，是对“文化大革命”恶性发展趋势的抵制；在1966年11月工交座谈会上，一些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干部反对在工交战线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而进行的斗争；1967年的二月抗争，是老一辈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的夺权阶段进行的一场重大的斗争；1972年前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1976年发生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四五运动，是人民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最集中表现；粉碎“四人帮”，是党和人民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决定性胜利。以上所列举的只是影响比较大的斗争，至于广大干部和群众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斗争，更是不可数计。像张志新、史云峰等许多同志，为坚持真理，抵制错误，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努力生产，坚持工作，这本身就是以实际行动抵制“文化大革命”。正是由于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党员、群众的共同斗争，才使得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性质都没有改变；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受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使得我们最终战胜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历史再一次表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坚强的生命力。
四、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它给党、国家、民族都造成了历史性的灾难。事实表明，“文化大革命”运动没有任何值得肯定的地方。毛泽东本人生前曾讲过“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可见他本人对这场政治运动的重视程度。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全国各族人民无比信赖和爱戴的党、国家、人民军队的重要领导人。但是到了晚年，他却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因此如何评价这一时期的毛泽东，也是我们学习研究这段历史的一个关键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对“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本人应负主要责任。这是因为，这一政治运动是他领导上的错误直接导致的，而正是由于他本人在全局上一直坚持这一错误，而使得“文化大革命”持续达10年之久。另外，他又重用了林彪、江青等人，使他们利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之机，在党内组成了两个阴谋集团，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推向了极端。
第二，毛泽东的错误毕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必须把他的错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严格区别开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和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克服党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某些阴暗面。但是，由于他对国内形势和党内状况的估计上发生了失误，因而采取了许多极端的政策和措施。正因为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所以在运动进行过程中，他本人还多次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始终不渝地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须的。
他虽然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提出过一些正确的主张。如，当他发现运动中“打倒一切”的错误后，也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保护了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了重要的领导岗位；他虽然曾重用过林彪、江青等人，但正是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党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他生前对江青、张春桥等人进行的重要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阴谋得逞，这也为后来党顺利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在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苏联大国霸权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外交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进入70年代，国际形势经过战后二十多年的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及时对外交工作作出富有远见和胆略的重大决策，采取机动灵活的措施，使中美关系得到缓和，中日建交结束了两国长期敌对的历史，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得到恢复，中国同西欧许多国家出现了建交高潮，建立和发展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这些都为我国后来的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作了一定的准备。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社会主义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作用和影响。这些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的。
五、正确区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们所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指从1966年至1976年这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它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在这十年中发生的一场重大的政治活动，它是一个政治概念。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是这十年独有的，为了同其它时期加以区别，所以这十年历史就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词来概括。但这决不意味着这十年我们党只进行了“文化大革命”而没有进行其它工作。
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必须加以彻底否定，因为事实已经表明它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但对于这十年党的历史，又要作具体分析，不能全部否定。因为，在这十年中，党和人民除了进行“文化大革命”以外，还做了其他大量的事情，包括在任何时期为了生存和发展都必须进行的生产和其他活动。这些活动虽然受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严重影响，但它们本身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内容。以经济建设为例，据资料显示，国民经济“三五”和“四五”计划在受到“文革”冲击的情况下，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分别为96％和78％。从十年的整体看，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仍有71％的增长。这十年，我国建立和发展了一批新兴工业部门，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等，这些说明经济建设仍取得了进展。这是因为毛泽东“始终没有在根本上动摇国务院的组织和工作”，“他认识到对经济工作的组织和领导是必不可少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在极端困难的局面下，顶着压力，苦力支撑，尽量减少林彪、江青集团对国民经济的干扰和冲击，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并不失时机地寻求发展。
总之，这十年有破坏，也有建设，有错误，也有对错误的抵制、斗争和纠正，有大量坏人坏事、也不乏好人好事。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就有可能把这十年党的历史看得一团漆黑，就有可能对这十年作出不公正的评价。所以正确地态度应该是，要把作为时间概念的“文化大革命”同“文化大革命”运动本身区别开来，既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又要对这十年取得的成就加以肯定，这才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一分为二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六、“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天下大乱”，使我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缺陷、弱点以及存在的错误和弊端，充分地暴露出来，这就从反面给广大干部和群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从总体上看“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教训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从指导方针的角度考察，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又把阶级斗争作为国内的主要矛盾，这是在认识中国基本国情上出的偏差。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党的中心任务应该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环节、某些方面存在的弊病，应该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都必须围绕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面不能偏离这个中心，更不能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
第二，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而不能搞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得以发生并且持续达十年之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长期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防止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在广大党员和群众中也没有进行必要的这方面的教育，以致使个人崇拜合法化合理化，并且发展到了宗教狂热的地步。正是由于个人崇拜的发展，才导致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破坏，使党失去了纠正自己领袖错误的手段。
第三，必须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而不能倡导“无法无天”。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逐渐削弱和破坏，是“文化大革命”发生和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文化大革命”发生和发展的过程看，毛泽东的个人专断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破坏了党的决策民主化的原则；“文化大革命”又是采取所谓“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大民主，实质上破坏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使党纪国法遭到了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