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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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了尖锐的论战。通过斗争,许多进步青年在对各种学说分析和比较中,认识了科学社会主义,确立了自己的信仰。
当马克思主义刚刚开始在中国思想界传播的时候,一向醉心于西方文明、信奉实用主义、主张改良主义的胡适,于1919年7月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他否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适用性,反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阶级斗争和用革命手段改造社会。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答复胡适的挑战。他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并行不悖。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另一方面,主义的应用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这样,李大钊就初步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必须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并在结合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思想。他还指出,中国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即用革命的手段推翻现制度。
继问题与主义之争以后,张东荪、梁启超等又挑起了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争论。他们声称“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但他们奉行基尔特社会主义,即行会社会主义,认为中国病症在于贫穷,因此救中国唯有开发实业,增加富力,只有依靠绅商阶级才能办到。这实际上是主张依靠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人纷纷著文,坚决驳斥这种主张,指出:从当前的国际和国内条件来看,中国不可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要开发实业,增加富力,非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
在当时流行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有较大的影响。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它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强权,反对任何组织纪律,反对一切权威、一切国家,鼓吹绝对平均主义。它以革命的面貌出现,很符合有反抗旧社会意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口味。在反对封建思想中,无政府主义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暴露出了其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肯定了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积极性,对他们的错误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判,阐明了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论证了无产阶级国家同剥削阶级国家的本质区别;驳斥了“绝对自由”的谬论,指出绝对自由不能使工人阶级集中为强大的战斗力量,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瓦解工人运动。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斗争,教育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纷纷抛弃无政府主义的错误思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一次又一次地以自己的真理性战胜了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上述斗争的实质是中国要不要马克思主义指导,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通过论战,明确和解决了四个问题,即中国革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这些问题的解决,巩固扩大了马克思主义阵地,使一批进步分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进一步促使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使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条件日趋成熟。
第二讲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日益结合,中国先进分子在斗争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从1920年初开始,中国先进分子从各方面展开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一、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从建立地方组织开始的。最早酝酿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2月,为了摆脱反动当局的迫害,陈独秀决定离京赴沪,李大钊在护送他去天津乘船的途中,二人交换了建党的意见,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展开建党的准备工作。4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来华,在北京与李大钊等会晤,后经李大钊介绍又去上海会见陈独秀,商讨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经过几个月的酝酿,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在北京;毛泽东、何叔衡等在湖南;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湖北;谭平山、陈公博等在广东;王尽美、邓恩铭等在山东;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等在法国;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也都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或开始建党活动。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地方,多是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较深、产业工人较为集中、已经出现了一批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中心城市。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并不统一。如上海小组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则称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它们都是不久后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被习惯地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到工人中去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他们的主要活动,一是更加广泛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始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潮;二是认真地探讨列宁的建党原则和思想,在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深入论战中,进一步坚定在中国建立一个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决心;三是有组织地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坚持知识分子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四是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引导更多的青年参加革命斗争,为党造就了一批后备力量。
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所进行的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初步确立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在同工人结合的过程中,思想感情逐渐发生深刻的变化。一部分工人则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这样,形成了一批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为在中国建立统一的共产党组织创造了条件。
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多方面的活动,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建议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进行联系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派两名代表出席。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秘密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留日学生代表周佛海。包惠僧受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他们来自7个地方,代表着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列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各地党组织的报告,起草了党的纲领和决议。7月30日晚,会议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举行。
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和工作决议。党纲明确规定:“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这个国家必须“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其任务是“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直到消灭阶级差别”。党纲还规定“我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我党的首要政策”,以及联合第三国际。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从而同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主张走议会道路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划清了原则界限。
大会虽然也主张“与其他政党合作,反对共同敌人”即封建军阀,但未能制定出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明确纲领。这说明初生的中国共产党确定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选择,并且有坚定的革命决心,但对中国的具体国情还了解不多,还不懂得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在中国这种资本主义发展还很微弱、严重地遭受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是否能够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经过什么步骤才能最后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于这些问题,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还不可能认识清楚。
大会通过了当前实际工作决议,规定党成立后的中心工作是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决议还强调在工人运动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成立时就不是单单注意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并且十分注意同本阶级建立密切的联系,这是它的一个重大优点。
为了保证党的先进性,大会十分注意党员的质量。大会“决定接受党员要特别谨慎,严格审查”。鉴于当时的党“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大会通过的纲领规定,申请入党的人,不得具有非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他们在入党之前,“必须断绝同反对我党纲领之任何党派的关系”。党纲还对党的各级组织机构和党的纪律作了规定,强调党员的政治行动和工作必须取得党组织的批准和监督,并注意保守党的机密。
大会选举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决定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李达分管宣传。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固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但从根本上讲,它是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或稍后一点的时间,同党的上海发起组没有联系的一批先进分子也在独立地酝酿建党。1920年7月,一批留法的勤工俭学学生在蒙达尼公学集会,蔡和森在会上“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他还同李维汉等商量过“准备成立一个共产党”的问题,后来因为忙于参加和领导求学运动的斗争,未能实现。1921年夏,利群书社成员在湖北黄冈开会,表示“赞成组织新式的党——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提议把要组织的团体叫做‘波社’(波尔什维克)”。当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后,恽代英“立即号召加入,结束利群书社”。1923年冬吴玉章、杨?公等二十余人在四川秘密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发行机关报《赤心评论》。以后,中国青年共产党也自动取消,要求其成员个别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事实说明,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的斗争,已经成为中国最觉悟的革命者的共同要求,是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初成立,决不是偶然的。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伟大事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虽然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沉重打击了它们的反动统治,但终因没有坚强的领导而失败。曾经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充当过领导者的国民党在新的时期到来后并不能承担起这个任务,因此,必须有新的领导阶级、新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这一客观要求。它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正从自在阶级变成自为阶级,真正开始认识到本阶级的历史使命。它不但使中国工人阶级有了坚强的司令部,同时也使中国革命有了英明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与希望。从此,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便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相比,情况有所不同,它有着自身的建党特点:
第一,它集中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优良品质,有很强的革命斗争精神和革命的坚定性。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国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