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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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思想上的大混乱，我们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但是，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夸大了敌情，因而使得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表现在：打击面过宽，全国共划定“右派分子”55万多人，绝大部分属于错划，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误伤了大批同志和朋友，其中不少是具有一定才能的知识分子；打击的份量过重，大批的人处理得不适当；错误延续的时间也太长，使他们受到了长期的委曲和压制，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他们个人和对国家都造成了重大损失。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实践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它反映到理论上，使党和毛泽东动摇和修改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重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成为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发生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但这次斗争主要是在文化界、教育界、科技界和民主党派中进行的。在工人、农民等广大群众中不开展反右派斗争，不划右派，所以扩大化的错误还是局部的。到1958年6、7月间，历时一年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
　　总之，八大前后，我们党在探索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方面，提出了许多新思想和新方针，取得了许多辉煌成果。尽管这种探索还是初步的，同现在的认识比起来，还很不充分，但是在我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还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的情况下，就能取得这样多的宝贵成果，其中不少是国际共运史上从来没有提出过的问题，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在国际共运史上，我国当时已经走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前列。这次探索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它实际上是我们当前正在展开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良好开端。这一时期，由于贯彻了八大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实事求是地调整了经济建设计划，加之党又领导全国人民大力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使得1957年度计划顺利完成，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
　　“一五”计划的成功，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并初步积累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充分显示了党的路线的正确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但是，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的制度。党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还很不充分，许多新观念和新设想在全党还没有牢固地确立，并取得深刻的共识。许多新的方针政策还没有真正实行，或实行不久就发生了反复。特别是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由于党内“左”的思想迅速发展起来，因而这次探索没有能沿着正确方向继续坚持下去。在许多方面，甚至背道而驰，走到相反的方向去了，致使社会主义建设走了很大的弯路。
第二讲　　“大跃进”的失误
　　所谓“大跃进”，就是超乎常规的高速度。反映在生产建设上就是急于求成，反映在生产关系上就是急于过渡。“大跃进”是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一次实践。但结果表明，用“大跃进”的方法搞经济建设是不行的，它招致了失败，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大跃进”失误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偏差，以及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
一　、“大跃进”的思想发动
“大跃进”的思想发动从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完成。它是伴随着对反冒进批评的不断升级而逐步发动起来的。
　　在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反冒进提出了批评。说反冒进吹了一股风，把“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会”几个东西都吹掉了，给群众泼了冷水，影响了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的发展，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的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毛泽东在讲话中，又把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错误实践，作了理论上的错误概括，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八届三中全会就开始偏离八大关于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观点和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会后，各省召开会议，贯彻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检查、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为“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中国15年在钢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同年12月2日，刘少奇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祝词时，宣布了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人民日报》在11月13日发表了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社论批评“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象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要求各级党委在认真讨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修正草案的同时，向右倾消极情绪作斗争，掀起规模巨大的农业生产新高潮。
　　1958年1月由毛泽东主持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毛泽东集中了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人的意见，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个文件着重强调了“不断革命”的思想，并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者”离右派只差50米，今后永远不许反冒进。
　　3月，党中央在成都召开了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论述了学习和独创的关系问题，认为学习别国的长处，这是个原则，应当坚持，但不能专门模仿，缺乏独创精神。他号召大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教条主义，不要自惭形秽，不要照搬照抄，要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观点。讲话还提出我国当前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资产阶级右派和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及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农民和其他原先的个体劳动者；另一个是工人阶级）。同时，毛泽东在讲话中又进一步批评了反冒进，认为反冒进给右派进攻以相当的影响。
　　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大批反冒进的结果，促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5月5日至23日，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了刘少奇作的《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听取了邓小平作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听取了谭震林的《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说明》，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再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认为反冒进造成我国经济发展1956年、1958年两头高和1957年低的马鞍形。同时批评了所谓“秋后算帐派”，要求“拔白旗，插红旗”。有关领导人不得不在大会上作了公开检讨。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等规定为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是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宣传中更是片面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于是，盲目求快，压倒了一切。
　　会议号召全党同心同德，团结全国人民，为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提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并且宣布我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这就确认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左”倾理论，使党在指导思想上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一方面对振奋全国人民精神，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起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促使党内“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起来，“大跃进”的方针，逐步取代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正确方针。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　、“大跃进”的实施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前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由于党内“左”倾思想急剧发展，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由思想发动阶段进入了实施阶段。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农业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五年、三年以至一、二年达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工业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内提前实现原定的十五年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目标。
　　高指标带来高估产。1958年夏收期间，各地兴起一阵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报刊舆论大加鼓吹，并且用大字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还公开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批判从客观实际条件出发是所谓的“条件论”。
　　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4月，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各地试办了一些一千户以至几千户的大社。7、8月间，《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思想。河南、山东等许多地方闻风而动，人民公社开始在农村建立。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党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工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商业工作以及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会议讨论通过和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等一系列文件和决定。
　　会议从对农业生产形势的错误估计出发，不切实际地确定了工业生产的高指标。会议指出：“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将使粮食作物的总产量达到3000亿公斤至3500亿公斤，比1957年增长60％到90％”。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要求工业战线迅速赶上去，并使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的重心移到工业方面来。会议正式作出决定：1958年的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同时规定1959年的指标为2700万吨至3000万吨，两年超过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