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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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自由，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全；为我国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力量。
（二）废除封建土地制度
在抗美援朝的同时，党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广大新解放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这是完成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它总结了党过去领导土地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又适应建国后的新形势，确定了新政策，成为指导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根据建国后的新形势，土地改革的总政策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将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进一步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以便顺利地完成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从1950年冬开始，广大新解放区分期分批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党强调土改要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坚持群众路线，组成广泛的城乡反封建统一战线，及时纠正了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官办土改”等错误主张，保证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由于经济政治状况和社会历史条件都有很多不同于汉族地区的特点，党主张采取更加慎重，更加和缓的政策和步骤。到1953年春，全国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省以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全国约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约7亿亩的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约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从根本上消灭了在我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巩固了工农联盟，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镇压反革命
镇压反革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的三大运动之一，是肃清三大敌人残余势力的另一场严重斗争，是为了从政治上给全面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在大陆遗留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他们不甘心失败，继续进行种种破坏和捣乱活动。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他们破坏工厂、铁路，烧毁民房、仓库，抢劫粮食、财物，散布谣言，组织骚乱，围攻基层人民政府，残杀革命干部和群众。1950年，广大新解放区有近四万名干部和群众被杀害。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50年10月10日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从12月开始到翌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展开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
这次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首匪、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运动在党委领导下，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公安、司法机关与群众相结合，并吸收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人民群众自觉起来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使镇反运动有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在镇压反革命的同时，解放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曾猖獗一时的匪祸，包括旧中国历代政府都未能肃清的湘匪、广西土匪和许多城市的黑社会势力，都被基本肃清。这使我国社会秩序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配合、支持了土改和抗美援朝斗争，从而巩固了人民政权。
（四）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对旧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
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为争取广大知识分子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党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对他们进行了必要的思想教育和改造。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校教师学习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指出知识分子要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有明确的政治态度，分清敌友，认真学习和改造，努力使自己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战士。11月30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学校教职员中和高中以上学生中进行初步思想改造工作，并在教职员和高校学生中进行组织清理，清查反革命分子。随后，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从教育界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到1952年秋基本结束。经过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在相当大程度上克服了旧思想、旧观念，提高了爱国主义思想觉悟，开始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运动中存在要求过高过急，方法简单的偏向，一部分知识分子思想感情受到伤害。
在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同时，党和人民政府对旧有的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改革。在学校中废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制度和课程，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1951年10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开始对全国院校进行改革和调整。文化教育事业的初步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旧有文化教育事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促进了新中国文教事业发展。
为了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党还领导人民进行了其他民主改革。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它废除了封建婚姻制度，实行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家庭生活的一个伟大变革，也是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在一个方面的深入，推进了中国妇女解放。党和政府毅然取缔了卖淫嫖娼、吸毒贩毒、聚众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净化了社会风尚。
（五）“三反”“五反”运动
1950年下半年，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国家对现有工商业进行了调整，使私营工商业渡过了停工歇业的困境，并且得到很大发展。1951年所得利润超过国民党统治下的任何一年。但是，随着经济的好转，资本家中的一些不法分子不满足于正常方式获得一般利润，放肆地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活动。在资产阶级的进攻和腐蚀下，国家机关中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三害”滋长起来，给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不少干部甚至一些老干部、老党员腐化堕落，蜕化变质。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就是在腐蚀利诱下变成了人民的罪人。为了纠正干部中的不正之风，党中央于1951年12月1日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2月8日，党中央又发出《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指示。“三反”运动在全国迅速形成高潮。
“三反”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说明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严重性。1952年1月26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2月上旬，以反对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内容的“五反”运动首先在大城市展开，很快形成高潮。根据指示，各级党组织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违法资产阶级展开面对面的斗争。3月11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28日，政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这些文件的制定和贯彻，推动了运动的深入发展，到1952年夏，“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它教育了广大干部，纯洁了干部队伍，打击了不法资产阶级的违法活动，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条件。
（六）整风和整党
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已成了执政党，拥有450万党员，成为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绝大多数党员能够继续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但也有一些党员骄傲自满、贪图享受，滋长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甚至蜕化变质。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不良作风，提高党员质量，增强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以便更好地担负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任务，1950年5月1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总结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不良倾向，密切党和人民的联系。各级党组织根据指示，普遍进行了整风。同年冬，整风运动结束。为了进一步提高党的政治素质，纯洁党的队伍，1951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从下半年起，在三年时间内对党的基层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一次整顿。1952年2月3日，党中央又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要求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按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并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地考察和了解，坚决清除贪污蜕化分子，撤换那些严重官僚主义分子和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塌、毫不称职分子的领导职务，大胆提拔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到领导岗位上来。这次整党到1954年春基本结束。通过整党整风运动，提高了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改进了党的作风，纯洁和壮大了党的队伍，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保证了党在国民经济恢复，人民政权巩固中的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
上述政治运动都紧紧围绕着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这一中心任务进行，既立足于现实，又着眼于下一步，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在运动中，遵循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了“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方针，正确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通过各项政治运动，调整或改变了生产关系，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四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三年艰苦努力，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
全国工农业生产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451％，农业总产值增长535％，这一年钢产量达到1349万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43万吨；原煤6649万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461万吨；发电量73亿度，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13亿度；原油44万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12万吨；水泥286万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57万吨；棉纱产量656万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212万吨；粮食164亿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1390万吨；棉花1304万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455万吨。国家在财政仍很困难的情况下，拨出大笔资金用于水利建设。
三年间，全国直接参加水利建设的总人数达二千万，完成土方约17亿立方米，相当于23条苏伊士运河。著名的根治淮河工程、官厅水库工程、荆江分洪工程等，都是在此期间动工和进行的。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交通运输业发展很快，1952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从1949年的21989公里增加到24518公里。三年共修复和新建铁路3000多公里，其中来睦铁路、成渝铁路、天兰铁路的建成和连接西南、西北的宝成铁路的开始修建，具有重大意义。公路、内河航运和民用航空事业也有很大发展。畜牧业和渔业也有显著的发展。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物价稳定。财政从1951年起每年都有结余，1951年结余1065亿元，1952年结余773亿元。物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