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之水 作者:阎真-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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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有人叫肚子饿了，催胡一兵去做饭，胡一兵说：“我这就打电话叫唯一酒楼把饭菜送来，我早就订好了。”我说：“你一边为贷款发愁，一边订酒席。”
他说：“钱用惯了就收不住手，怎么也收不住，哪天不用百把块钱就丢了魂一样。”
刘跃进说：“市场就是这样把人活活地给同化了。”一个女同学说：“胡一兵你再找一个，至少有人做饭给我们吧，别结一次婚就吓怕了，女人不是老虎。”
胡一兵说：“还是一个人自由，一个人好。”女同学说：“男人真的好残忍啊。”
吃着饭我说：“我的问题还是悬着呢，大家说怎么办？”胡一兵说：“就这样办。”说着做一个睁只眼闭只眼的怪模样。刘跃进说：“你这个家伙太歹毒了。”
胡一兵说：“我是蛇窝里爬出来的吗？”我说：“对不人道的事情我真的不能沉默，沉默就是与怀，太对不起那些病人了。”刘跃进说：“我们这些人都临阵逃脱，还能指望谁坚守在那里呢？”胡一兵说：“大为你如果实在觉得过意不去，等我第一笔生意做成了，我出两三万钱买一批药送去，顺便在电视台找一个哥们去给我报道一下，我也不亏。”我说：“两三万能救几个人？”他说：“你要把自己看成上帝，那我就没办法了。”又有人说：“胡一兵你在电视台熟人朋友多，搞两个记者去报道一下，也做一件好事。”胡一兵马上说：“你们真的把记者看成了上帝。这些没根没底的事也去捅，捅出祸来了脱得了身？再说谁也没有确切的数据，就凭大为一张嘴说？小人物把命拼上，也动不了世界一根毫毛！
照理说装聋作哑就不配作一个知识分子，可是你不装聋作哑就让你不配作一个人。”
听了这话我骇然心动，又觉得这也是放弃的一条理由。人作出牺牲，需要充分的理由，如果什么也改变不了，牺牲就没有意义了。我说：“这件事我心里实在放不下来，可也只有放下来，我的脚下没有路。”刘跃进说：“路就在你的脚下，你没有勇气走。你明知路在哪里，可装着没看见。”我说：“我敢走吗？我是有老婆孩子的人。”又筷子点着桌上的菜说：“人吃动物，人其实比动物更可怜，更可怜！”说着夹起一片肉往上面一抛，张口咬住了。有人说：“大为你心里实在过不去，我出个主意，你就装作是长港乡在省城读书的大学生，写封匿名信到卫生部去，再写一封到报社，你不露痕迹，鬼知道是你写的？”大家都觉得这个方式不错。胡一兵说：“除非你真的不露一点痕迹，否则领导不是傻瓜。你要在圈子里讨生活，又要有怀疑和批评的想法，这不合逻辑，这是你们的可悲之处。”
那天从胡一兵家里出来，我心里坠着铅似的。下楼时胡一兵说：“大为，算了，想着自己不是上帝就免了自己的这份操心吧。别人不知道你，我是知道你的。
你就是想反抗碌碌无为的生活，给自己一个证明，池大为这个人还是能做点什么，我知道你。我吧，我不再怀着幼稚的使命感面对世界，放弃了改变世界的幻想。
我要给自己一个证明也得先保住了自己，我比你就多了这么一点。“我说：”
你比我不是多一点，而是少一点。“我理解他，失去了信念，就失去了承担和牺牲的理由。
46、你对谁负责
胡一兵说得不错，我是想抓住这个机会给自己一个证明，对世界我并不是那样无能为力。在无法抵抗的时候抵抗，在不可拒绝的时候拒绝，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我开始没意识到这一点，他一说我马上就明白了自己。我需要承担，没有承担的沉重比承担的沉重更加沉重。承担既是世界需要自己，更是自己需要世界，如果我竟以一种世俗的理由挣断了这条链条，我的世界就沦落了，就陷入了意义的真空。人最大的痛苦就是陷入了这种真空，不可自拔。因此承担哪怕痛苦的承担，是一种巨大的幸福。现在我有了机会，我不能放过，我不能剥夺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对世事我还没有绝望，因为我不愿意绝望。我内心吼一声的冲动是如此强烈而难以克制，这也是一个原因吧。无论为那些村民们也好，为我自己也好，我都应该把这一声吼了出来。
决定了我就设想实施的方式，想来想去还是同学说的方式最好。晚上我对董柳说去写论文，躲到办公室去写那封信。写了三个晚上，反复斟酌，写完了这封长信。我不敢把信放在抽屉里，小心折好放在内衣口袋中。走到楼下，一看表已经是一点多钟。冷风吹在我烧热的脸上，我心中有一种踏实的感觉。一个人应该如此，一个知识分子更应该如此。我抬头望着天空，几颗冷星悬在那里，一闪一闪。我似乎越过了十多年的岁月，回到了从前。第二天我把信仔细看了一遍，又觉得有了问题。上面提到的一些数据，一些术语，还有调查的情况，都不是一个大学生所能详细了解的。我把写信者设计为医科大学的学生，又把调查的情况说得抽象一点。可这样一改就没有那么强的说服力和震撼性了，我又往回改了一点。写完后我跑到离厅里很远的一家打印社打印了，复印了几份，看着打字小姐把从信从电脑中删去，又交待她如有人来问不要说出去。回到家中发现信封上的字还没有打，而自己不能留下笔迹，又跑回去把地址也打好了，贴到信封上。贴的时候我想着自己整个操作过程都没戴手套，万一有人认了真来核对我的指纹呢？回到家中我戴上棉手套，用干抹布把信和信封都反复抹了几遍，想着指纹也不会有了。一共三封，陈部长一封，国家血防办一封，卫生部地方病研究所一封。真要发出去的时候我又有点紧张，犹豫着就把信在抽屉的一本书中夹了几天。我反复思考着每一个细节，又把复印的信拿出来再看一遍，想着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最后觉得是万无一失了。
我准备第二天把信发出去，贴邮票用的手套都准备好了。这天下午下班的时候，我去监察室找小莫，下来的时候在楼梯上碰见了马厅长。我不由自主地站住了，侧了身子等他过去，叫了一声：“马厅长。”他叫一声“小池”，又笑一笑，就过去了。他那么一笑我觉得颇有深意，是不是知道我在干什么，把我看透了？我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可还是放心不下，总感到那一笑有一种神秘感。可这只是一瞬间的印象，我反复回想那种笑的意味，越想越模糊又越神秘。我给自己打气说：“吓自己干什么？”可越是安慰自己，心里就越紧张，一时似乎失去了勇气。我反复对自己说：“要相信科学。”无论如何，马厅长都不可能知道我想干什么。这我才安心了一点，准备按计划行事。可就在这天晚上，我从晏老师家下棋回来，一进门就感到董柳的神态不对，我陪笑说：“今天还不算晚吧？”她不做声。我去拍她的肩，她一下把我的手甩开了。火气不小！我说：“又怎么呢？”她说：“问你自己！”我说：“我又犯了哪一条？”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概是一波生下来不久吧，我在董柳面前就变得非常被动了，总是逃不脱被抱怨和指责的命运。我反抗了几次，没有用，反而更深地陷入了被动。我感到悲哀，一个男人！可慢慢地我接受了这种局面，我的确也对不起妻子儿子。我陪笑说：“我又犯了哪一条？”她生硬地说：“你做的好事！”我吃了一惊，想到了那封信。我说：“我又做了什么坏事？”她说：“你从来没做过坏事，全部是好事！你还让不让我和一波活？”我陪笑说：“这么重的话，怎么说出来的？”她从枕头下面摸出一张纸说：“这总不是别人塞到我们家里来的吧！”我上午把那封信拿出来看，随手就塞在毯子底下，不料被她看见了。我说：“是我写的。”她说：“你还到上面去告状，缺氧了吧你！只要转下来一查就知道是你，你以为别人像你这么蠢！”我说：“我一没写名字，二没暗示自己的身份，连指纹印都用抹布抹掉了，谁会知道？”她不屑地嘿嘿几声，我心里直发冷。她说：“谁会知道？我就知道！卫生厅除了池大为谁还会做这样的蠢事？你以为领导不会看人，他不会看人他能当领导？”我说：“万无一失。”就把前前后后的事都对她讲了。她说：“大为我跟你说，别的事都算了，这件事就算我求你了。”我马上说：“别的事都算了，这件事就算我求你了。人总要讲点良心，那些病人有好苦，我是跟你说过的。我们这些人，平时自己忍忍也就算了，在关键时刻，还是要认一认真的。”她马上说：“如今的事能认真吗，傻瓜才认真！要说讲良心首先要对自己家里人讲！对自己家里的人不讲良心的人，我就看不出他有什么良心。”我用力挥一挥手说：“这件事你就当不知道。”她望着我，我望着她，两个人好像第一次认识似的。好一会她叫了一声：“大为！”双手扶着床沿，慢慢地跪了下去，膝盖在水泥地上移动着，把脸转向了我。我心中猛地跳着，像有一只手用力地扼住了我的喉咙，冲上去把她抱起来放在床上。她挣扎着又跪在地上，双手扶着床沿，指甲用力地掐进木头里面去，说：“你今天不答应了我，我就这样到天亮。”我说：“答应你答应你答应你！你把这封信撕了。”我去搀她，她扶着床沿不肯松手，说：“还有！这封是复印的。”我打开抽屉把那几封信拿出来，塞到她手上，那一瞬间我看见床沿的油漆被掐掉了几小块，留下几个鲜明的指甲印。她站起来，坐在床上，拿起一封信，也不拆开，慢慢地撕了，撕得粉碎，然后又拿起第二封。最后一小堆碎纸堆在床上，看去像一个小坟堆似的。这时父亲的坟堆也在我心中浮现出来，我眼泪一涌，在泪水朦胧之中两个坟堆一虚一实，叠印在一起，都不甚分明。
董柳把夏天点蚊香的瓷盘找出来，把那些碎纸抓进去，蹲在那里，点燃了。火光跳跃着，映在董柳的脸上，忽明忽暗地闪。我用力盯着闪动的火光，从中间迅速地向四周蔓延，中间的黑洞越来越大，一点白烟漫上来，弥散开去。一会儿火花熄了，只剩下一点泛白的灰烬，房间里也弥散着一股烟气。这不是我熟悉的烟气，近在跟前，又很遥远。当年父亲在那些寂静的夜晚把自卷的纸烟一支又一支抽下去，小泥屋中也有着那么一种烟气。那种烟气我感到熟悉而亲切，却一去不复返了。等董柳做完了这一切，我从鼻子里发出几点笑声，就走了出去。
我走到大院门口，想走到街上去。刚出了门，忽然感到外面的世界非常空洞，又转了回来，在院子里转了几圈。院子里静悄悄的，月光把我的身影投在地上，我想着现在只有它能理解我了。我晃了晃身子，影子也动了动。我暗自叹了一声：“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又望着影子摇摇头，“无人省！”看看表已经十一点多钟，犹豫了一下，还是向晏老师家走去。
晏老师披了衣起来，神色有点紧张，问我有什么事，这么晚又来了？我说：“跟董柳吵架。”他用询问的眼光打量着我说：“吵架了？”显然不相信是因为这点事半夜来找他。我把事情详细讲了，他说：“大为，你太天真了。”我说：“晏老师您也是这样想？”他说：“这件事吧，也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大家都是知道的，也不是你发现了新大陆。”我说：“知道了总得有个人来吼一声吧。闹出来有了压力，也多拨点款去帮帮那些病人，说严重点是救救他们。”他说：“这是现任领导的一大政绩，你去戳他这根痛神经？”又说：“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你这封信的命运。”他敲了敲桌子，“部里收到这封信，是一个家在血吸虫区的大学生写来的，情况很严重。信落在一个很负责的人手中，他怎么办？他放下一切就往长港乡跑？只能转到省里，厅里，也就是他们手里。他们会分析这封信的背景，一个大学生有什么必要隐匿自己的名字？这显然是有忌讳的人写的。谁有忌讳？肯定是身边的人，知情的人。分析到这里，你的形象基本就出来了。再把下去搞调查的人逐个分析，平时的为人性格，说的话，再有江家杰一汇报，知道你还去过长港乡，跑得了你？”我说：“那也可能是华源县卫生局的人写的。”他说：“那你就嫁祸于人了。再说邮戳在省城，华源县的人写的？”又说：“你署上个假名字吧，一查就出来了，当地有没有这个人在读医学院？没有，又回到你头上来了。那些人在这些事情上有多么舍得下功夫，不是你可以想象的。最好的设想是你竟然把这件事扳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