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脑遇到金钱-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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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也有可能一粒都没有；而另一盘（称为”确定“）则盛有数量固定的种子（例如，如果第一个盘子盛有4 粒种子或一粒都没有，第二个盘子则通常会盛有2 粒种子；如果”危险“盘盛有6 粒种子或一粒都没有，第二个盘子则通常会盛有3 粒种子，依此类推）。如果这些灯芯草雀刚刚进过食，它们会更倾向于选择”确定“选项：盛有种子数量较少但稳定的盘子；如果灯芯草雀已经有几个小时没进食了，它们就会变成风险追逐者，直奔那个既有可能种子数量加倍，也有可能一无所有的盘子。
如果没有食物可吃，鸟就会饿死；如果没有钱，人也无法生存（没有钱，我们就无法买到生活必需品）。钱越少的人，就越有可能去冒更大的风险，因此橄榄球的四分卫球员在第四节比赛即将结束时，都会抛出”撞大运“的传球；篮球选手在终场哨声响起的一刹那，都会近乎绝望地在半场出手投篮。”负能量预算“的人更有可能用手里仅存的钱去撞大运。某些情况下，冒险的结果令人触目惊心：2006 年，在马尼拉，79 名穷困潦倒的人在争抢现金抽奖的彩票时被踩死。
即使不会有人员伤亡，那些本来就没有什么钱可赔的人，还是很愿意去冒险的。这难道不让人心痛吗？
◆在弗吉尼亚州，年收入不足15 000 美元的人，每年要在买彩票上花掉2。7％ 的收入，而那些年收入超过15 000 美元的人，花在彩票上的钱只是收入的0。11％ 。
◆在对1 000 多名美国人调查最可行的致富之路是什么的时候，21％ 的人提到了”彩票获奖“。而在年收入不超过2 500 美元的美国人中，竟然有42％ 的人感到：发财的最好机会就是买彩票。
◆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在财务上的风险承受力普遍低于白人，但非白人承受重大财务风险的可能性比白人高出20％ ～50％ 。就平均水平而言，非洲裔和西班牙裔家庭的净资产仅相当于白人的25％ 。
◆和上半年收益率高于大盘的共同基金相比，收益率低于市场的共同基金在下半年的波动率要高出11％ 。不知道是否有意而为之，前6 个月业绩较差的基金经理通常会买进高风险股票，以期提高年度收益率。
◆就平均情况看，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上午不赚钱的专业做市商会在下午冒更大风险：下更大的赌注，更频繁地交易，直至赔上本钱。
◆资金不宽裕的投资者（预计净资产低于75 000 美元）更喜欢彩票似的股票：低价钱、微乎其微的得奖概率，再加上赔钱的高风险。但是，把赌注下在这些”一夜暴富“的股票上，让最贫困投资者的年收益率低于大盘5％ 。因此，最没有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恰恰是最喜欢冒险的投资者。与此同时，他们又得不到能在关键时刻帮助自己谨慎投资的建议。
第六部分恐惧：让投资行为举步维艰的幕后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把股票、债券及其他投资称为有价证券，而这个词的原始含义竟然是”安全“！因此作为一种痛苦的惩罚，财务上的损失或匮乏，可以唤醒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最原始的恐惧感。投资大众经常会建立在线聊天室，在这里，压力迫使每个投资者都去接受多数人的观点，你会发现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相同的观点，于是你就会觉得”人多自有安全在“。然而这里真正安全吗？面对难以名状的恐惧，我们不能指望任何人、群体或是国家能理性道德地思考……而战胜恐惧，便是走向智慧的开端。——伯特兰·罗素。如果你没有做好承受痛苦的准备，那就离开吧，别指望会成为常胜将军，要想成功，必须冷酷！——乔治·索罗斯
你害怕什么：惧怕之感胜于惧怕之物
下面的几个问题初看上去似乎有点愚蠢：
1。 核反应堆和阳光，哪一个更危险？
2。 哪种动物给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最多？
A。 美洲鳄鱼 B。 熊
C。 鹿 D。 鲨鱼
E。 蛇
3。 将如下左侧的死亡原因与右侧相应的全球每年死亡人数连线。
A。 战争 a。 310 000
B。 自杀 b。 815 000
C。 谋杀 c。 520 000
现在，我们来看看答案。
历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就是1986 年的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按照最早的估计，可能有几万人死于核辐射污染，但是到了2006 年，实际的死亡人数还不足100 人。可是同期死于皮肤癌的美国人却有8 000 人，而导致皮肤癌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阳光暴晒。
平均每年鹿所造成的死亡人数约为130 人，这个数字是美洲鳄、熊、鲨鱼和蛇造成的死亡人数的7 倍。那么温顺的小鹿怎么会酿成如此血腥的”屠杀“呢？和其他更凶猛的动物不同，鹿并不会用尖爪和利齿攻击人类，而是通过横穿车道造成车辆相撞而”杀人“。
大多数人会觉得战争比自杀夺走更多人的生命，在他们看来，死于屠杀的人要远多于死于自杀的人。事实上，在大多数年份，战争夺走的生命都要少于普通杀人事件，而死于自己之手的人数则是谋杀的2 倍（换句话说，在上面的第二个问题中，死因与人数恰恰是一一对应的）。杀人似乎应该比自杀更常见，因为单凭想象，杀死别人应该比杀死自己要容易得多。
所有这一切并不是说核辐射对人类有什么好处或是响尾蛇无害，而是说让我们感到害怕的，往往不太可能变成真实的危险，但对那些最有可能伤害我们的危险，我们常常置若罔闻。它同样也提醒我们，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不幸并非源于我们所畏惧的东西，而是源于我们的畏惧本身。比如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最大的破坏力并非来自它的核反应堆，而是人们的心理。当惶惶不可终日的商家仓猝逃离该地区后，失业和贫苦便随之而来。烦躁、抑郁、酗酒和自杀，开始在那些无力搬迁的当地居民当中蔓延。因担心未出生婴儿受核污染影响，导致10 万准妈妈堕胎。与人们对核辐射的畏惧所带来的破坏相比，核辐射本身的破坏力就有点相形见绌了，因为想象中的恐怖比现实中的恐怖更有渗透力和扩散力，因而能在更大范围内酿成真正的悲剧。
在金钱这个问题上，人类也不例外。所有投资者最大的梦魇，无疑就是像1929 年那样的股市大崩盘。根据对1 000 名投资者进行的调查，有51％ 的人认为”在任何一个既定年度，美国股市都有可能下跌1/3“。但是从历史上看，美国股票在任何一年的下跌幅度都在2％ 左右。真正的风险并不在于市场会崩溃，而是通货膨胀它会让你的储蓄不断缩水。但只有31％ 的被调查者担心，他们的储蓄会在退休10 年后化为乌有。当我们的脑海印满了和切尔诺贝利居民一样的恐惧时，就会对通货膨胀这个隐形杀手带来的更微妙、更严重的危害视而不见。
如果我们严格遵守逻辑思维，在判断风险发生的概率时，我们首先会反问自己：类似情况下发生不利结果的可能性有多大。但心理学家丹尼尔·卡纳曼则发现：“我们总是倾向于按自己容易想到的程度来判断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事件发生的时间越近，或是以往事件在我们记忆中越清晰，它就越容易“跃入”我们的脑海，我们也越有可能觉得它会重复出现。但这并不是评估风险的正确方法。任何事件都不可能仅仅因为发生的时间更近或是印象更深刻，就更有可能再次发生。
不妨大声地说一遍“飞机失事”，此时，你的脑海会浮现出什么场景呢？最有可能出现的场面就是黑烟滚滚的机舱、绝望的尖叫、残肢断臂和巨大的火球。俄勒冈州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保罗·斯洛维奇认为，从原则上讲，“危险源于两种等量要素的融合：可能性和结果”。但在现实中，在我们感受身边的风险时，这两种要素的剂量并不相等。由于坠机的后果太残忍，而发生坠机的概率却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想象，因此，在美国，尽管死于坠机的概率只有1/6 000 000 ，但这不能让我们感到丝毫的安慰。思维的景象会让我们感到毛骨悚然，而“1/6 000 000 “却只是一个不能传递丝毫感情的抽象概念。著名的NBA 球星托尼·库科奇（Toni Kukoc ）曾经说：“我不怕坐飞机，但担心飞机失事。”在这个问题上，大脑反射系统的感觉力量彻底压倒了思维系统的分析能力。
另外，在开车的时候，我们感到异常安全，但前提是不出车祸。喝完两瓶啤酒，再钻进汽车。开车途中，一手拿着手机，另一只手夹着烟卷，很多驾车人对此会觉得无所谓。奇怪的是，人们会担心飞机会否失事，却对前方道路上同样致命的危险视而不见。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
在美国，2003 年死于商业飞机失事的人数仅有24 人，而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却高达42 643 人。如果按旅游距离计算，死于汽车的可能性是飞机的65 倍左右。但飞机旅游依然会让我们感到恐惧。在2001 年“9·11 “恐怖袭击事件后的11 个月里，飞行恐惧症导致更多的美国人开始借助于公路交通，而这却导致死于撞车事件的人数陡增了1 500 人。
一种风险越生动、越容易想象，就越会让我们感到可怕。同样是保单，一份以”任何原因“导致的医疗费用为标的，另一份则以”任何疾病“导致的医疗费用为标的，人们居然愿意为后者支付2 倍于前者的保费。从定义上说，”任何原因“也包括”任何疾病“，但”任何原因“显得模糊不清，而”任何疾病“则更为生动具体。尽管具体的形象给我们带来的恐惧在经济上毫无意义，但它在情感上是举足轻重的。
反射系统产生的情感会凌驾于我们的分析能力之上，因此一种风险的出现，很可能会让其他事物也显得更危险。例如，在2001 年”9·11 “事件之后，反应美国人对经济形势态度的美国经济咨商局消费者信心指数马上大跌25％ 。在随后的6 个月期间，原准备购买汽车、住房或大型家电的人数陡然下降了10％ 。
当无形的恐惧感弥漫在空气中时，周边人的情绪也会像流行性感冒一样传染给我们。仅仅读一篇有关犯罪或是令人不悦的新闻报道，随后人们在估计离婚、中风或是面对有毒化学物质等非相关事件发生的概率时，结果就会高出1 倍。就像我们在宿醉的时候，最轻微的声音也会显得震耳欲聋，同样，坏消息总会让我们对任何能联想起的危险事物感到异常敏感。大脑的反射系统也一贯如此，你也许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决策往往受制于情感。大约50％ 的人能在受到负面消息影响时体会到这一点，但只有2％ 的人承认，消极情绪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对风险作出的反应。
我们对危险的本能感觉会随着保罗·斯洛维奇提出的”恐惧感“及”可知性“（knowability ）而起伏。对此，他解释说，这两个因素使人”感觉和危险融为一体“。
◆ 恐惧感决定于危险的生动性、可控性以及潜在的破坏性。通过重复调查发现，人们普遍认为，手枪比香烟更危险。因为我们可以选择不吸烟（即使是吸烟，也可以选择戒烟），因此，吸烟的危害似乎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但要阻止暴徒放下手里的枪支，挡住枪膛里射出的子弹，恐怕是不可能的，而每天晚上的电视剧里，也几乎都充斥着凶杀和暴力。因此，手枪似乎更可怕。但因吸烟而死的人却比被手枪射杀的人多得多。
◆ 对危险的”可知性“取决于风险的结果到底有多紧迫、多具体或是确定性多大。和转基因、全球变暖这样含混不清、结果未定的危险相比，近在眼前、特定的具体危险（如烟火、跳伞、货车相撞等）会让人觉得更”可知“（而且更让人觉得不安）。在美国人看来，龙卷风是比哮喘更恶毒、更常见的杀手。由于哮喘的恶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尽管死于哮喘的患者并不多，而且有很多人不会因此丧命，所以它似乎不太危险。风险的结果是非常不确定的，而且又极端不易理解，因此，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带来公众的不安。所以说，对几乎完全实行暗箱操作的大型对冲基金来说，一旦赔钱，他们就会成为头条新闻。
恐惧感和可知性搅和到一起，就会扭曲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感受：低估常见危险的可能性和严重性，高估非常见危险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尤其是我们从未体验过的危险。在我们感到自己了解并能控制风险时，风险会比实际情况显得更轻微。但在风险超越我们的掌控，而且又不太易于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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