鹈鹕案卷 作者:约翰·格里森姆-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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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洛拿着照片仔细看了看。摇摇头说：“我认不出。他是谁？”
　　“他是个律师，我想他是怀特和布莱泽维契事务所的律师。”
　　“这个事务所很大。我只不过待在一个部门的角落里。你要知道，这个事务所有400多律师。”
　　“是的，我听说过。你肯定没见到他过吗？”
　　“肯定没有。他们一共有12层楼面，大部分我都没去过。”
　　格雷把照片放在口袋里。“你遇到过其他书记员吗？”
　　“噢，那当然。有几个乔治城大学的人我本来就认识，如劳拉·卡斯和乔安妮·拉特利夫。乔治·华盛顿大学有两个，帕特里克·弗兰克斯和一个叫范兰丁厄姆的；一个叫伊丽莎白·拉森的姑娘是哈佛大学来的；一个从密执安大学来的姑娘艾米·麦格雷戈；还有埃默里大学的莫克，但我想他后来被解雇了。暑假里总是有许多书记员的。”
　　“你毕业后是不是准备到那里去工作？”
　　“我不知道，我没有把握是否适合大公司的工作。”
　　格雷微笑着将笔记本插进裤子后面的口袋里，“请问，你在这个事务所待过，我该怎样才能找到这个人呢？”
　　梅洛略为思索了一下，然后说：“我以为你可不能上那儿去随便打听。”
　　“说得对。”
　　“你只有这么一张照片吗？”
　　“是的。”
　　“我认为你这样做是对的。总会有一个书记员认得出他。”
　　“谢谢。”
　　“这个人有麻烦了吗？”
　　“噢，没有。他有可能亲眼看见过一些东西。这件事情也许很渺茫。”格雷打开了门又说，“再次谢谢。”
　　达比在大厅里电话机的对面布告栏前研究秋季总课程表。她还不能确切地知道，9点钟这节课下课后她该怎么办，不过她在拼命地想办法。一个年轻的女子背着书包，在她近旁停了下来看布告栏。毫无疑问她是个学生。
　　达比朝她笑笑。“对不起，请问你认识劳拉·卡斯吗？”
　　“认识。”
　　“我需要转达一个口信给她。你能不能把她指给我？”
　　“她是不是在上课？”
　　“是的，她在207室上希普教授的行政法课。”
　　她们一面走一面谈，朝希普教授上行政法课的教室走去。四个教室都下课了，背书包的学生用手指了指朝她们走过来的一个高高的胖呼呼的姑娘。达比谢了她，然后跟在劳拉·卡斯的后面，一直跟到人少了，才问她。
　　“对不起，劳拉，你是劳拉·卡斯吗？”
　　胖姑娘停了下来，瞪着眼睛说：“是的。”
　　达比现在得做一件她不欢喜做的事了：说谎。“我叫萨拉·雅各布斯，我正在为《华盛顿邮报》写一篇报道，我能不能问你几个问题？”她之所以先找劳拉·卡斯，是因为她10点钟没有课。而迈克尔·艾克斯有课。她到11点钟再去找他。
　　“关于什么事情？”
　　“只要一分钟就可以了，我们进去好吗？”达比点头示意向一间空教室走去，劳拉慢慢地跟在后面。
　　“去年夏天你在怀特和布莱泽维契律师事务所做过书记员，对吗？”
　　“做过，”她说得很慢，满脸疑惑。
　　“在哪个部门？”
　　“税收。”
　　“你喜欢税收，嗯？”她尽力使谈话显得像是闲聊。
　　“过去喜欢过，现在我恨透税收了。”
　　达比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了劳拉·卡斯。
　　“你认得这个人吗？”
　　“不认得。”
　　“我想他是怀特和布莱泽维契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
　　“那里有很多律师。”
　　“你真不认识吗？”
　　她把照片还给了达比。“是的。除五楼之外，别的地方我从没去过。”
　　“非常感谢，”达比说道。
　　“没问题，”劳拉说道，她已经朝门外走去了。
　　10点半他们准时又在336房间会面。格雷是在埃伦·莱因哈特出门的时候在车道上堵上她的。她正准备去上课。她曾在这个事务所的诉讼部工作过，主管这个部的是一位名叫丹尼尔·奥马利的合伙人，她去年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迈阿密参加一件集团诉讼的审判。她去了两个月，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待了很短时间。怀特和布莱泽维契律师事务所在四个城市里都有办公室，包括坦帕市在内。她认不出加西亚是谁，她急着要走。
　　朱迪恩·威尔逊不在她的公寓时，她的室友讲她大约一点钟回来。
　　他们把梅洛·卡斯和莱因哈特的名字划掉。悄悄商量了他们的计划，然后再分开。格雷去找爱德华·林奈，根据名单上的记载，他曾连续两个暑期在怀特和布莱泽维契事务所做书记员。电话簿上没有他的电话号码，但他住在韦斯利高地，在乔治城大学校本部的北面。
　　10点45分，达比又在布告栏前徘徊，希望再次出现奇迹。艾克斯是个男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接近他。她希望他在他应该在的地方——201教室上刑事诉讼程序课。她小心地向教室走去，过了一会儿门就开了。50名法科学生一下子涌进了走廊。她永远也成不了记者。她永远做不到走到陌生人跟前发出一连串的问题。她觉得尴尬而不舒服。不过她还是向一个有点腼腆的年轻人走去，他眼神忧郁，戴一副厚眼镜，她问道：“对不起，你认识不认识迈克尔·艾克斯？我想他也在这里上课的。”
　　这个年轻人笑了。受到别人的注意总是件愉快的事。他指着向大门口走去的一群男学生。“那就是他，那个穿灰色套衫的。”
　　“谢谢。”她离开了他，他还站在那里。这群学生离开大楼后便走散了，艾克斯和一个朋友走在人行道上。
　　“艾克斯先生，”她在后面喊他。
　　他们两个都停下转过身来，含笑等她紧张地走近他们。“你是迈克尔·艾克斯吗？”她问道。
　　“是我。你是谁？”
　　“我叫萨拉·雅各布斯，我正在为《华盛顿邮报》写一篇报道。我能单独同你谈谈吗？”
　　“当然可以。”他的朋友懂得她的意思便走开了。
　　“你要问什么事情？”艾克斯问道。
　　“去年夏天你在怀特和布莱泽维契律师事务所做过书记员吗？”
　　“是的。”艾克斯态度友善，乐于交谈。
　　“在什么部门？”
　　“房地产。乏味极了，但毕竟是一个工作。你为什么想知道？”
　　她把照片递给他，“你认得这个人吗？他在怀特和布莱泽维契事务所工作。”
　　艾克斯想要帮忙，但他记不起这张面孔。
　　“这张照片有点可疑，对吗？”他说道。
　　“我想是的。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是一家非常大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出席会议时胸前都别上姓名牌。你能相信吗？就是拥有这家事务所的那些人也相互不认识。他们一定有上百名合伙人。”
　　确实的数目是81个合伙人。“那里有一个人管你吗？”
　　“有的，一个名叫沃尔特·韦尔奇的合伙人。这是个坏家伙。说老实话，我不喜欢这个事务所。”
　　“你还记得其他书记员吗？”
　　“当然记得。那里面挤满了暑假里来干活的书记员。”
　　“如果我需要这些人的名字的话，我可以再来找你吗？”
　　“任何时候都可以。这个人有麻烦吗？”
　　“我想没有，他可能知道些情况。”
　　“我希望他们都被撵出律师队伍。他们真正是一帮恶棍，那是一个腐败透顶的工作场所。什么事都带政治色彩。”
　　“谢谢。”达比笑笑转身走开了。他以赞赏的目光看看她的背影，补充说，“随时打电话给我。”
　　“谢谢。”
　　达比走到隔壁的图书馆大楼，顺着楼梯上到了五楼，这层楼有一套房间就是《乔治城大学法律学报》办公室。她在图书馆里找到了这份杂志的最新一期，发现乔安妮·拉特利夫是学报的助理编辑。她认为大部分的法学期刊和杂志都大同小异。那些优秀学生常常泡在那里，撰写学术文章和评论。他们对其余的学生有一种优越感，他们抱成一团，欣赏自己的超群的才华，在法学杂志的套房里厮混。这里是他们的第二个家。
　　她走进房间向第一个人打听乔安妮·拉特利夫在什么地方。他向转弯的地方一指。右手第二个门。推开第二个门，里边是一间拥挤的办公室，四周是一排一排的图书。两个女的在埋头工作。
　　“我找乔安妮·拉特利夫，”她说道。
　　“是我，”一个大约40岁年长的妇女说。
　　“你好。我叫萨拉·雅各布斯，我正在为《华盛顿邮报》写一篇报道。我能不能问你几个问题？”
　　她慢慢地把笔放在桌子上，朝另一位妇女皱了皱眉头。她们正在干工作，突然被打断，令人十分厌烦。她们都是非同一般的法科学生。
　　“报道的内容是什么？”拉特利夫问道。
　　“我们可以单独谈谈吗？”
　　她们又皱起了眉头。
　　“我非常忙，”拉特利夫说道。
　　达比心里想我也很忙，你们是在给一些毫无意义的文章核查引语，而我是在追查杀害两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凶手。
　　“真对不起，”达比说道。“我保证只耽搁你一分钟。”
　　她们来到了走廊。“打搅你我十分抱歉，但我时间很紧迫。”
　　“你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吗？”这不像提问题，而像质问。出于无奈，她只能再次说谎。她对自己说，在这两天时间里，她可以说谎、欺诈和偷，然后她就到加勒比海海滩去，让格兰瑟姆把这儿的事情全包了。
　　“是的。去年夏天你在怀特和布莱泽维契律师事务所工作过吗？”
　　“工作过。有什么事吗？”
　　达比很快把照片拿了出来。拉特利夫接过去仔细端详着。
　　“你认得他吗？”
　　她慢慢地摇了摇头。“我不认识。他是谁？”
　　“他是怀特和布莱泽维契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我原来以为你可能认得他。”达比知道，尽可能装出一片心诚的样子。
　　“不认识。”她把照片还给了达比。
　　真是受够了。“好吧，谢谢。打搅你，真对不起。”
　　“没关系，”拉特利夫说着便进门去了。
　　赫兹汽车出租公司的一辆崭新的庞蒂亚克牌小汽车在街角停了下来，达比钻了进去，汽车随即开走，进入车流。她把乔治城大学法学院也看够了。
　　“我去闯过了，林奈不在家，”格雷说道。
　　“我同艾克斯和拉特利夫都谈过，他们都说不认得。七个人中有五个认不出加西亚。”
　　“我饿了，你想吃中饭吗？”
　　“好主意。”
　　“五个书记员在一家律师事务所里工作三个月，竟然没有一个人认得出一个年轻的合作律师，这可能吗？”
　　“是的，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可能性很大。别忘记，这是一件很拿不准的事。如果把秘书、律师助手、书记员、办事员、复印员、邮件收发员以及各类职员和后勤人员都算进去，400名律师就等于上千人。律师们都喜欢待在自己部门的小天地里。”
　　“各部门的业务范围都是互相隔绝的吗？”
　　“是的，一个在三楼做银行业务的律师很可能几个星期同一个十楼的干诉讼工作的熟人不照面。不要忘记，他们都是大忙人。”
　　“你想过没有，我们可能找错了事务所？”
　　“可能找错了事务所，也可能找错了法学院。”
　　“我找的第一个人，梅洛，告诉我乔治·华盛顿大学两个学生的名字，去年夏天他在在那里做过书记员。吃过午饭后我们去找他们。”他把车子慢下来，违章停靠在一排低矮房子的后面。
　　“这是什么地方？”她问道。
　　“市中心，离开芒待弗农广场一个街区。朝那边过去六个街区就是《华盛顿邮报》。拐过弯去就是我们要去的小吃店。”
　　他们走向小吃店，店里很快挤满了吃中饭的人。她坐在靠窗的一张桌旁等着，他去排队买三明治。
　　格雷端来一托盘中饭，还有凉茶，他们开始吃起来。
　　“你每天都是这么干的吗？”她问道。
　　“我就是靠做这个谋生的。我整天打听消息，下午晚些时候写报道，然后再去挖掘新闻，直到深夜。”
　　“一星期要写多少篇报道？”
　　“有时三篇或四篇，有时一篇也没有。采访和选材都是我自己干，没有人管我。这次的情况有点不同。我已经有十天没发表任何报道了。”
　　“假如你无法把马蒂斯连上去，怎么办？你这篇报道将来怎么个写法呢？”
　　“这要看我能做到什么程度。这篇报道我们不能只写维尔希克和卡拉汉两个人，那样写就不值了。这是一件大新闻，他们两个不值得大写特写。他们只碰到了表面便完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