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兵书通览 许保林 著-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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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之要〃（卷一《知人》）〃知人贵有远见，尤贵有细心。〃（卷一《知兵》）〃以民心卜天意，为举事成功之本。〃（卷五《卓识》）〃事有应变，安可预定。〃（卷三《行权》）等等。
　　本书《臆说十种》和《臆说十种补遗》理论价值较高。
　　〃十说皆按切目前时势立论，有推衍于《兵镜》中者，有特创于《兵镜》外者。〃（《臆说十种》）它是古代兵法与近代军事学结合的产物，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著者的军事思想，现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一、海陆说。他从敌我双方分析了海、陆利弊得失，得出了〃防水不如防陆〃的结论：〃水路之险，险与敌共；陆路之险，险系我专。买船、买炮，修炮台，设水雷、鱼雷，以全力防水路，致陆路暨城内外概置弗论，倘敌由陆路将奈何？
　　况水少陆多，争城必在陆地，故防水不如防陆。〃（《臆说十种》）
　　二、长短说。这是本书的最精彩思想，也是〃防水不如防陆〃的理论根据。在评论中他曾论述了长与短的辩证关系（见上文），在《臆说》中着重用长短理论来说明海防与陆防的关系，以及在反抗外国殖民者的斗争中如何扬长避短。他首先提出〃兵事争短不如避长〃。接着总结了以往〃争短犯长〃的教训，〃炮火舟楫水利皆彼之长，我之短也。十余年来，竭天下之精华以防于海，是极力以争所短也。适以犯人之长（争短无功，犯长更有害），故常处不胜之势，致饮憾切齿于亿万姓（此即我所当用之长处）。夫寇之所恃者水利，于水者必不利于陆，以陆处之众当航海之师，审主客，度众寡，其胜负可知。〃（《臆说十种》）他又认为仅知长短还不够，还必须会用长短，〃兵法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非谓知即能胜，谓审于彼己之间，而善用其长短也。〃（《臆说十种》）并具体分析了敌我长处，认为敌人的长处有五：〃炮利船坚、令严、财足、用汉奸、联与国。我之长处有十：众怒难犯，众志成城；以主待客，以逸待劳；地广人众，招募便捷；表里山河、关津险阻；凭城固守，出奇无穷；诱用伏兵，追截归路；孤军无援，四面夹攻；坚壁清野，阻绝粮道；兵民相习，能聚能散；远近夷险，成竹在胸。敌人的长处我虽不及，但是〃我可御，可避，可学，可绝，可转害为利。〃这样就能变敌长为我长，变敌长为敌短，〃避其长以用我之长，结人心，据险塞，运以精兵，寇必危，出奇计以歼灭之，而使入于海口者无一复出于海口，是避之正所以破之也。〃（《臆说十种》）
　　三、古今说。他认为时代不同了，武器发展了，战法也要随之发展。一方面强调古法仍然可用，关键是要会活用，如奇正，若能做到时而正，〃时而出奇制胜，用暗不用明，斗技更斗智，炮虽利不及放，人虽众不敢当。〃就能战胜拥有先进武器装备的敌人。另一方面又指出有些古代战法已经过时，不可套用，如〃守城之法今与古异，古人以战为守，今人当以弃为守。〃这里所说的〃以弃为守非真弃也。〃而是先躲避敌人的炮火，减少伤亡，待敌入城，不能发扬火力时，用短兵巷战消灭敌人。他并提出了一些适应近代作战的战术，如散队战术，以空城、空寨、地孔（地道）、地雷诱歼敌人的战术等。
　　《兵镜类编》作于中国频遭外国殖民者欺凌的年代，具有鲜明的反侵略思想。所类辑的古代军事史料，具有工具书的作用。评语和《臆说》运用古代兵法，结合近代军事实际，提出的一些军事主张，反映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变化和发展，有一定的军事学术价值。本书有清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刊本。

　　第十节医时六言

　　明清兵家多喜欢以医喻兵。所谓《医时六言》，就是医治时局的六篇军事言论。比喻以兵法之医药，医疗社会之弊病，挽救危亡之时局。这一比喻也道出了作者编纂本书的缘起和目的。
　　该书由翁传照编纂。翁传照，字少畦，清善化（今湖南长沙）人。其父为按察使，临终手书遗嘱，告诫传照继承他的遗志，为国立功。在翁传照三十岁时，即光绪二十年（甲午年，１８９４年），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９月，中国陆海军在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中受挫。所有爱国之士都为国家的安危而担忧，都想尽自己的力量救国，翁传照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身为弱书生，不能亲自赴边杀敌，就把爱国之心倾注在著书上。〃乃发书陈箧，凡二十日，辑兵家古法二百三十则，自为言一万四千，署曰：《医时六言》。〃（《自序》）十月八日书成后，立即抄写俩份，一份寄京师（北京），一份存姑苏（苏州），期望有济于时局。
　　《医时六言》是一部夹有辑录者大量评论的军事类书。卷首有《例言》，记述了该书资料来源，选材标准，分类依据，编排方法等。该书资料录自翁传照家藏兵书《帷幄全书》。这是一部由清尚书姚国庵手抄的军事丛书，收录《武侯兵法心要》、《金汤十二筹》、《施山公心略》、《百战奇略》、《六甲奇书》、《戚总戎兵法》、《风角占》、《医方备要》、《行军指掌》、《弩法备考》、《弓法拾遗》、《青田剑法》、《舆图备览》、《沿海形势》等１４种兵书。作者对辑录的上述每部兵书的内容都一一注明出处。
　　该书的编辑目的是济世救国，所以紧紧围绕〃切于实用〃选材，〃或借古以喻今，或援古以证今，或取语言以为发端，或汇书数则以互相发明。〃（《例言》）对于《帷幄全书》中已经过时的古代阵法阵图，弩法剑法，以及无实用价值的六甲奇书，术数之学一律不录；而《舆图备览》及《沿海形势》由于篇幅较长，加上当时的舆地之学已较发达，新的地图更加精确，所以这两部书也不予收录。
　　该书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进行编排。作者认为，〃用兵首在选将，选将始能选兵，有备而后可战，可战而后能用奇，用奇制胜而可守。〃（《例言》）所以全书按照这一秩序分为将、兵、备、战、奇、守六大类，共六卷。每类之前有作者的一段论述，然后分段辑录有关选将、任将、将帅修养、选兵、练兵、爱兵、备御之物，医病之方，行军作战，奇谋方略、攻敌奇具，屯田守备等方面的资料。在辑录的资料中穿插有作者的议论，或谈自己的心得，或抒发自己的感想，或记自己的所见所闻，或论对守边御敌的看法。虽然是书生谈兵，其中也有一些真智灼见。例如，针对外国侵略者船坚炮利的实际情况，提出不要死打硬拼，要避敌所长，〃欲求胜敌，必先筹所以避之。避，非怯也。〃（《例言》）〃避其长以救吾之短，安吾短以废彼之长。〃〃敌有千里镜，电气灯，我则焚五色烟，五里雾，以迷敌眼。敌不轻易放枪，我则每放一枪，连放大纸爆，以乱敌耳。敌所恃唯枪炮，我则长以参短，短以参长，疾趋而前，短兵相接，以忙敌手。〃（《战》）这样，敌人枪炮虽利，但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敌人善于海战，我则长于陆战，提出〃守海不如守陆〃（《奇》）的战略主张。他还针对日本侵略者与西方侵略者习性和作战特点不同的实际情况，提出不要拘泥三十年前与法国人打仗的战法，要根据日人的特点创造新的胜敌方法。认为〃守城不如守险〃，因为〃城有定而险无定，城有形而险无形，城明险暗，城少险多〃（《守》），守险有利于打击和消灭敌人。他针对以往放炮心慌意乱，敌未到便将炮弹放光的弊端，提出对敌作战首先要胆壮，等到敌近前才能开火。如果敌人不敢近前，先以纸炮引诱，敌以为我火器已完，驰马来攻，方以火器齐发。如果敌势大，再以重型炮大将军轰击。这些见解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医时六言》由于仓促成书，二十天脱稿，有些资料归类欠妥当，作者评论内容较杂，文字也比较粗糙。但此书为卫国御敌而作，在当时有一定进步意义。成书后的第二年，即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刊印行世。

　　第十五章丛书类

　　第一节概述

　　将若干部兵书收集在一起，并冠以总名的一套兵书，叫做兵书丛书。它和类书不同，不是对原书进行摘抄、剪裁，按类或韵部进行编排，而是将原书原原本本地收录进来。
　　我国丛书有的认为始于南宋嘉泰二年（１２０２年）俞鼎孙、俞经的《儒学警语》，但早在宋初即有《兵法七书》流行，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公元９７６－－９８４年）编修的《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中即载有《兵法七书》。所谓《兵法七书》就是收录七部兵书的军事丛书。它具体收录那七部兵书，《太平御览》未予说明，据推测，很可能是《武经七书》的前身。
　　《武经七书》是现存最早的军事丛书，它校定颁行于北宋元丰三年（１０８０年），比《儒学警语》要早一百二十多年。
　　明清时期，兵书丛书有了较大发展。无论是丛书的数量，还是一部丛书收录的子书数量都有很大增加。这个时期数量最多的丛书是以《武经七书》为底本产生的训解、阐释之作，如《武经七书直解》、《武经七书开宗》、《武经七书汇解》等。
　　部头较大，收书较多的是《韬略世法》、《武书大全》等，前者收录十九种兵书，后者收录十八种兵书。
　　兵书丛书的种类很多。大体上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综合性的，如《帷幄全书》，所收子书包括兵法、城守、兵器、训练、军事地理、边防、医药、阴阳占卜等多方面的内容；二是专题性的，如《武经七书》专收兵法之书，《耕余剩技》专收兵器之书，等等。

　　第二节武经七书

　　《武经七书》又称《武学七书》，简称《七书》。它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理论丛书，收录从先秦到唐宋间七部重要兵书，即《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这七部兵书已分别介绍，这里只介绍作为丛书的《武经七书》的整体情况。
　　《武经七书》这部兵书丛书是封建社会根据兴武备、建武学、选武举的需要逐渐形成的。早在南北朝时《孙子》就被称为〃兵经〃（梁刘勰《文心雕龙·程器》），宋初也曾出现过〃七书〃之称（〃七书〃指哪七部书不详，见《太平御览》），但《武经七书》作为一个整体正式颁定并被固定下来是在宋元丰年间。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丰三年（公元１０８０年）四月乙未（初二，公历２４日），宋神宗下诏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并雕版刊行，号称〃七书〃，《武经七书》即源于此。自此，《武经七书》被定为官书，颁之武学，并列学官，设置武经博士。《武经七书》是自宋代以来封建社会武举试士的基本教材。能否谙熟《武经七书》，成为统治者选拔军事人材的一条重要标准。
　　《武经七书》中七书的次序，是北宋国子司业朱服组织校定〃七书〃时确定的。他校定的顺序是：《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现存最早的朱服校定的《影宋抄本武经七书》就是按这个顺序排列的。到了南宋，这个顺序开始被打乱。宋孝宗时刊本〃七书〃的顺序变成了《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三略》、《李卫公问对》（见清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六）。现存最早的宋刊本《武经七书》，即藏在日本静嘉堂文库的南宋孝宗、光宗年间的刊本，又把《六韬》提到了《孙子》之前，其排列顺序是：《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到了明代，刘寅著《武经直解》时，又恢复了朱服校定的次序，仍以〃孙、吴〃居首，《六韬》居尾。后来，虽又出现许多不同的排列次序，但是《孙子》、《吴子》居《武经七书》之首基本上再没有改变，只是后边的几部书互相移位罢了。
　　关于《武经七书》的注释。〃七书〃颁定之前，各书已都有注释，注释最早、注家最多的首推《孙子》。但〃七书〃颁行时，只有《孙子》录有曹操注，其它六种书都未用注。而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宋刊本连曹注也去掉了，只剩下了〃七书〃的原文。把《武经七书》作为一个整体统一注释，始于宋代的施子美《七书讲义》。此书既有自己的见解，又广引史传作论证，内容丰富，说服力较强。继施子美之后，注解《武经七书》最突出的是明代刘寅。他所著《武经七书直解》，通俗易懂，言简意赅，字解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