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默夫妇之争-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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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时间快到了,该回家过节了。他只想走个过场就把他打发掉。特德施展了全身的解数,大谈自己在其他几家杂志的经历,并且用事实和数字说明了市场、人口和报刊广告与其他种类广告的利弊(这都是他以往一次推销活动中说过的话)。当他把对方说动了,他又出其不意地问是不是还应该见别人以及是否能够马上就见?
“还应该见广告主任。可是他要到外地去了。”
“你是不是能够请他到这里来一下,或者让我们一起去见他?”
“你这么做未免有些冒失,克莱默先生。’
“怎么办呢,我就是想要这个职务。”
那人把特德上下打量一香,便拿了简历离开了房间。过了十分钟他又跟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起回来了。他们握了手,那位广告主任往椅背上一靠。
“冲劲十足的人原来就是你?”
“你能把你刚才那一套再说一遍吗?”广告经理说。特德又自吹自擂了一番,并且着手把这笔交易定下来。
“据我所知你们准备付年薪两万五到两万六。我看,象我这样的经历就是两万五罗。”
“两万五,”广告主任留有余地地说。
“好的。我还能再让一步,只要两万四千五,比你们肯付的少五百。不过你得马上同意。不能等到明天,下个星期,或者节日以后。这一句话值五百块钱。我能多挣佣金,从中得到中补偿。”
“你是个很厉害的推销员,”广告主任说。
“只此一次,过时不候,两万四千五。”
“劳您驾啦,”广告主任说着,示意特德到办公室外面等着。
冒失鬼;我一定是疯了。我急什么呢?找一定是走投无路了。我确实走投无路了。
他们又把特德请进办公室。广告经理又把简历最后看了一眼。
“我们要跟你的几个推荐人核实一下”他说。
“请便。”
“我相信都是经得起核实的。”
“克莱默先生,”广告主任说,“欢迎你以年薪两万四千五就职。”
我办成了!谢天谢地!
“先生们,我能跟你们共事,感到很荣幸。”
他匆匆忙忙地沿街赶回《男式时装》杂志办公室所在的大楼。瘦削的圣诞老人还在那里,克尽职守地站在小烟囱前摇着铃。特德在应该投放零钱的地方投入了一张五美元的钞票,而且出于兴奋,紧紧地握了圣诞老人的手,疼得他发出了呻吟声。
《麦克考尔》杂志社的工作在节日期间放慢了节奏,这有利于初来乍到的特德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他的脚再也不拍打地面了。该社是个根底很深的老机构,自有一套工作程序,特德顺应了他们的规矩,到了元旦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他已经有一系列顾客需要拜访,以便招徕广告。他由于很快就找到了工作,所以还没有动用遣散费。这笔钱他本来是打算留着以备争取监护权的听证会之用的。乔安娜至今还没有给他任何音讯。
有天晚上十点钟电话铃声响了。
“克莱默先生,我是莱思威利斯。我是乔安娜的朋友。”
“你有什么事?”
“我想我或许能为解决目前的僵局略助一臂之力。”
“我没看到有什么僵局。”
“我想你我要是能见面谈谈,或许能澄清一些误会。”
“你是乔安娜的律师吗?”
“我碰巧是个律师,可并不是乔安娜的律师。”
“那你是谁呢?”
“只是她的一个朋友。我想如果你我见面谈谈,我能帮你和乔安娜双方都避免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
“一个陌生人打电话给我以便帮我避免不快——这就是她的下一步棋。”
“不是这样的,请相信我。”
“我凭什么相信你?”
“乔安娜甚至没让我打电话。”
“她甚至不知道你给我打电话,对吗?”
“她知道的。可是主意是我的。”
特德很想知道对方计划怎么走下一步棋,因而很想见见乔安娜的“朋友”。
“好吧,威利斯先生。星期五八点钟在八十三号街三号街口的玛德尔酒吧外面见面吧。我们可以喝杯啤酒,随便谈谈。”
“很好,克莱默先生。”
“是的,样样事情都很称心如意,对吗?”
约翰尚赛并不反对和第三者见面,因为这有利于获取情报,可是他反对去酒吧喝酒。宁可到顾客较多的咖啡馆去喝杯咖啡,或者在特德住的大楼前面进行一次友好的谈话。关键是不要上别人的圈套——别陷入一场争论,一场拳斗,或让同性恋者缠上,别让警察抓起来。他对自己尽看事物的阴暗面表示歉意,可是他强调指出,使用这种手法的大有人在,而法官对任何这种违法行为都会不满意的。
第二天早晨特德简直无法相信比里跟他说的话。难道小孩子有特异的心灵感受能力吗?每次谈话他都是等比里睡着以后才进行的。可是在早晨上学的路上,等红灯换成绿灯时,比里却无缘无故地问道:
“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妈妈?”
“现在很难说。”
“我想见妈妈。”
“比里,我知道你想她。”
他们继续往前走,谁也不吭声。到了学校,孩子抬头看着父亲,他找到了一个自认为满意的解决办法。
“柳维施卡太太多少也象个妈妈。她不是个真的妈妈,可是多少也象个妈妈。你懂我的意思吗?”
“懂。你是个了不起的孩子,威廉克莱默。”
孩子认为自己已经让父亲安心了,便登上台阶上学去了。
到了晚上,孩子要求父亲给他念个故事——《跑掉的兔子》。故事是说一个小兔子老要逃跑,可是不管跑到什么偏僻的地方,他的兔子妈妈总能找到他。乔安娜出走以后,特德就把这本书扔掉了。读这本书会叫他受不了。他说书不见了,拿了《大象巴巴尔》读绘他听。比里入睡以前给自己编了一套妈妈和孩子之间的对话,自言自语。特德疼爱孩子,孩子想见妈妈,他不能再阻止孩子见他妈妈了。第二天他在办公室给乔安娜打电话,两人就象路人一样,冷冰冰地说了几句话。特德跟管家作出安排,让比里第二天傍晚五点钟跟他妈妈一起去吃晚饭。特德要她转告她的朋友原来谈妥的会面改在大楼前面,不上酒吧去了。乔安娜说:“这不是我的主意。”“我听说了。”他们彼此再也没话可说。
特德站在大楼前面等候乔安娜的代言人。对方是乘出租汽车来的,是个身材高大、肌肉发达、头发金黄的青中男子(特德看他不会超过三十岁),皮肤黝黑,穿着西装,系着领带,没穿大衣,手臂上挂着一件单薄的雨衣。纽约正值阴湿气候,温度在华氏二十度,这种打扮表明他不是十分健壮就是十分愚蠢。
“克莱默先生,我是莱恩威利斯。我们到哪儿谈谈?”
“就在这儿谈。”
“悉听尊便。我首先想说明,乔安娜跟我是好朋友。”
“祝贺你。”
“我自认为对她很了解,从某些方面来说,比你更了解她,如果你能接受得了的话。我相信自从你们分手以来她已经换了一个人了。”
“祝贺她。”
特德恨他,恨他长相英俊,恨他盯着对方的眼睛.一刻也不放松,好象要用自己不可战胜的自信压倒对方,恨他竟然和自己的前妻同床共枕。
“我们是在她度过了加里福尼亚阶段以后合到一起来的。她在赫尔茨公司工作当办事员,干点零星杂事,不是全日工作。她接受过一些自助精神病治疗,结交过几个男人,都是临时性的。”
原来乔安娜也难于保持稳定的关系。这使特德感到聊以自慰。”
“可是我知道她并不是又一个加利福尼亚疯子。我们那儿那种人多得很。”
“大概是葡萄干吃多了。”
特德不想让对方好受。他根本不把对方当成朋友。
威利斯这时已经穿上了雨衣,可还是忍不住开始冷得发抖了。特德这时已经看到对方无意显示自己身强力壮,便觉得继续在人行道上谈话是毫无道理的。他建议暂停谈话,到附近一家咖啡店去。到了咖啡店,威利斯硬挺着的锐气已经受挫,大口大口地喝下热可可。“克莱默先生.直话直说,你受得了吗?”
“请便吧。你既然打算直说,那就叫我特德吧。”
“在我看来她跟你的婚姻生活是糟糕透顶的。婚姻和孩子把她脑子都搞糊涂了。我感到她反应得过分了,她现在也看到了这一点。她的决裂太彻底了。”
“她要自由。是她自己决定出走的。”
“你知道,她第一次跟我谈起孩子的那天夜里,她哭了三个钟头。就象江河决堤一样——她原来想把孩子的事瞒起来,既不跟我说,自己也不去想它。”
“要把孩子的事瞒起来没那么容易。”
“你听我说,乔安娜现在有了独立生活的经历。她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做过了头。要是换了你,你犯了错误,明明可以改正,你会不愿意改正吗?”
“这个错误可能是无法改正的。莱恩,你对纽约的天气显然连屁都不懂,也许你对乔安娜也是连屁都不知道。她是轻松惯了的……”
“你认为她至今的生活是轻松的吗?”
“你听我说,她从来只要说一声‘对不起’就没事了,就会有象你这样的人出来为她说话。我问你,你打算娶她吗?”
“关你什么事?你是她父亲吗?”
显而易见,他对特德也没有好感。
“我们共同生活了大个月。”
“太好了。”特德恨不得重新把他赶到人行道上,让他穿着雨衣挨冻。
“我决定到东海岸来,建立起我们的纽约办事处,同时帮助乔安娜把这件事办掉。”
“你的任务就是要说服我?’
“我只是想略助一臂之力。看样子你们俩已经互不通气了。特德,把孩子给了她,你还会有访问权。你想想看,乔安硼吸取了教训,会成为非常好的母亲。这次是她自己的选择。”
“你并没说服我。”
“你可能不了解情况。她如果向法庭提出申诉,你是会败诉的。”
“我不信。我的律师也不信。”
“他出于工作的性质不能让你相信。你难道以为你能在法庭上证明乔安娜这样的人是不配当母亲的吗?”
“也许我能证明我配当父亲。”
“特德,这事旷日持久,伤神费钱,而且很伤感情。除非万不得已,我是不愿意乔安娜经历这么一件事的。你不关我屁事,不过大家都是人,我看你也没理由非经历这么一件事不可。”
“莱恩,你的长篇大论可能句句是真话。可是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你没有说服我。我为什么要把我爱得这么深的孩子让给别人?你不是他的父亲,不可能理解我的盛情。我是他的父亲。他要是个逃掉了的小兔子,我也会去把它找回来。”乔安娜给特德的秘书打电话,留了个口信:“我是否能见比里?星期六上午十一时接他,下午五时送回。”特德回了电话,给总机接线员留了个口信:“请十一时来接。”星期六乔安娜按了门铃,特德两让比里自己下楼去。到了五点,乔安娜又按了门铃,并且让比里自己上楼回家。特德和乔安娜没有见面。孩子在两人之间穿梭往来。
比里看起来对这一天挺满意。乔安娜的父母也来了,而且陪同乔安娜和比里一起逛了动物园。特德觉得这个局面还是可以容忍的,不过他不愿意亲自介入。比里可以一如既往地跟他住在一起,而乔安娜也可以跟她儿子见面。星期一早上他把比里送到学校以后,有个人在街上向他走来。“克莱默先生,我奉命把这给你。”
那人把一张法庭传票塞在特德手里。乔安娜克莱默向法庭告了特德克莱默,要求获得对孩子的监护权。 第17章
关于乔安娜与特德的诉讼案,在原告的地日申诉状中,要求法庭不要追究她早先作出的让父亲监护孩子的决定,因为这一决定是在“不幸的婚姻所造成的精神痛苦中”作出的。
她写道:
“我通过改变居住环境的方法,恢复了身体和感情上的健康,现在回到了纽约,已经在这里定居并就业。当我把对孩子的监护权放弃给他的父亲时,我处于我一生中的一个不稳定时期。我放弃监护权是错误的。偶尔有错是合情合理的。可是,由于一次错误而剥夺一位精神正常、身体健康、经济自立的母亲每日和她儿子接触的权利,却是违情背理的。我的儿子只有五岁,他需要只有母亲才能给予他的特殊关怀和培养。我身为孩子的生身之母,受到刻深而强烈的感情召唤回到了孩子身边,我要求把监护权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