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坐牢--美国联邦监狱揭密-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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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筹备委员会主任”；“为美国等地肾病患者提供在中国获得的器官”；“甲方协助乙方招收和安排到中国接受肾移植的美国患者的医疗服务及康复。”第六条：乙方负责“海南与中国公检法和医院联络及配合并保障肾脏的捐献来源”。第八条：“甲方同意在收到乙方可行性报告後两个月内；一次性付费2万美元，该费用为乙方在中国海南省有关公检法及医疗方面开展基础工作之用途。”
不用说；如果王诚勇签署了这样一份合同，吴弘达就获得了一份强有力的证据， 可用来向美国国会和新闻界“证明”中国政府严重侵犯死刑犯人的基本人权。自以为精细、但是又不愿意放弃获得绿卡机会的王诚勇；在合同上删掉了所有涉及“海南省检察院”。“中国公检法”的表述和一些关键条款，并将合同改为“可行性调查”； 使之成为一个到中国了解是否法律许可、医学可行的肾脏移植可行性调查协议书，调查费为5000美元。但是直到被逮捕之前，王诚勇未拿到过一分钱。
锒铛入狱；如梦方醒此後， 瑞森霍佛又和王诚勇进行了6次电话交谈，每次都由联邦调查局秘密进行了电话录音。从后来公布的录音资料看，每次电话都是瑞森霍佛在大谈人体器官交易，王诚勇被动地回答了一些问题。
根据美国法律，构成贩卖人体器官罪的要件之一； 是必须有第三者的合谋。为了创造出一个合谋者，瑞森霍佛要王诚勇带一个朋友一起去，说需要有一个会说双语的人帮助他代理在美国的业务。王诚勇当时在一家洗衣店打工；认识了也在那里工作的傅行琪。2月20日，傅行琪因为要到曼哈顿的一位朋友家办事，就顺便陪王诚勇去参加了瑞森霍佛特意安排的另一次会面。
傅行琪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涉入了这件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案子。为了引起傅行琪参预此案的兴趣，瑞森霍佛一再向傅强调，亚如巴医院接受器官移植的人都是大富翁，他们都需要中英文翻译，傅要多少钱作为酬劳都没有问题。
由于傅行琪是美国永久居民，联邦调查局担心傅可能会认出经常在电视上露面的吴弘达，就安排了另一线民假装成医院的董事出面。在联邦调查局的秘密录音录像监视下，瑞森霍佛大谈这家医院所需的各种人体器官价格，要王和傅两人各自拿笔作记录。在交谈过程中； 傅行琪接到朋友的传呼，表示要走了。瑞看到无法在留住王、傅两人，就发出暗号，联邦调查局探员闯了进来，将王、傅两人同时逮捕。
“埋死尸”变成“卖死尸”
王诚勇也许是命不该绝； 他妻子在老家东拼西凑；筹到一笔钱；从中国聘到了一个高明的律师李京生；来纽约帮他调查；结果发现； 美国法律不允许政府诱使他人犯罪。根据有关法律规定； 侵犯被告权利的圈套有三个要素： 第一，设圈套的人是政府人员或其代理人；第二，政府人员或其代理人对被告有明显的诱使犯罪行为；第三，被引诱的人在此案发生之前无犯罪意图。
王诚勇一案；显然符合上述情况。因此； 纽约曼哈顿南区联邦法官白茨在1999年3月15日对此案作出撤案裁决。法官在长达155页的撤案意见书中，以大量证据证明；吴弘达和联邦调查局人员所录制的录音录像带，以及王诚勇与吴弘达所签定的“可行性调查的合同”，都符合法律意义上的“圈套”含义。
白茨法官指出，此案作为呈堂证据的八次录音； 有七次都是在联邦调查局介入的情况下进行的。
检方也承认这次调查是一次有计划的政府行为。法官还注意到，吴弘达交给联邦调查局的录音带有很多杂音，很不清晰，有被删减过的可能。检方也承认，瑞森霍佛和王诚勇之间的很多谈话没有录音。
而且从录音带中，可以明显地听出瑞森霍佛控制和引导谈话的企图。
更为严重和滑稽的是，法官找了四个翻译整理录音带，结果发现； 瑞森霍佛将汉语翻译成英语时，在一些重要地方竟然故意歪曲王诚勇谈话的原意。例如当伪装成医院工作人员的联邦调查局人员问王诚勇在中国被枪毙以後死刑犯人尸体如何处理时，王诚勇回答说：“埋了”，并且解释了半天怎么埋。
瑞森霍佛却翻译成“卖了”。
设圈套者背景复杂据记者了解；吴弘达曾因刑事罪在中国监狱服刑，移居美国後；开始从事反华活动。他在美国成立了劳改基金会，并自任主席。香港的《亚洲周刊》曾将该组织称之为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吴曾经多次化名潜入中国境内搜集攻击中国政府人权的资料。他於1995年7月；因替境外机构和组织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中国机密；被中国法院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后签署悔过书后被驱逐出境。 他还冒充中国的国家工作人员，与BBC合作，潜入中国偷摄有关“中国人权”的电视录像，据说获利100万美元。他又曾化名伪装到中国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拍摄一个心脏手术的镜头，却谎称是摘取死刑犯人器官手术的片段，提供给西方电视台播放。
此案的另一个重要策划者瑞森霍佛背景则朴溯迷离。他是美国俄克拉何马的白人； 却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熟悉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甚至知道中国一些大城市和小城镇邮政编码的区别。他太太是中国大陆人。89天安门风波的时候，瑞是一名活跃份子。有消息称他长期从事反中国政府的活动。
法院的撤案文件显示， 瑞森霍佛曾於98年7月在阿拉巴马州向一名越裔男子兜售到中国大陆进行肾脏移植计划，并哄骗一名华裔男子在一份出售自己肾脏的合同上签字。该男子不懂英文，糊里糊涂地签署了合同。当他拿着英语的合同请美国朋友解释的时候，美国人告诉他那份合同要他出售自己的肾脏。美国人报警後，瑞森霍佛立刻逃之夭夭。
往事不堪回首获释后的王诚勇在回忆被捕经过时说： 那天他刚刚表示；器官移植是否可行；“一切有待於调查结果”，联邦调查局的人就冲了进来，拿着枪对着他。一个会说中文的人对他说：“你被逮捕了。”王诚勇“一下子懵了”，脱口问道：“有没有搞错？”
联邦调查局的人说：“你是王诚勇吗？”“是。”王诚勇回答。
“那麽就没错。错不错明天在法官面前会搞清楚。”
“你们有没有法律手续呢？”王诚勇问。一位联邦调查局人员从上衣口袋中拿出一个东西晃了一下，王诚勇还未看清楚就被装进了口袋。“可能是证件”，他估计。
王诚勇回忆说，联邦调查局人员未告诉他逮捕的原因，搜过他的身之後，给他带上了手铐。他记得，当他被送往曼哈顿下城的中央拘留所时，天下着雨。当天晚上，联邦检察官负责此案的主控官与他谈话，告诉他，他因贩卖人体器官罪被逮捕并被起诉。“我贩卖人体器官？怎麽回事？怎麽可能呢？”王诚勇觉得一定是什麽地方被搞错了。主控官给他看了一份中文的文件，文件说他有权利拒绝这次谈话，可等他的律师来了以後再谈。
王诚勇说，他自己没钱请律师，也不知道美国法律规定；法庭可以为他指定律师。主控官告诉他，律师很可能一、两个月後才能来，如果他是清白的，他可以不等律师。王诚勇自觉很坦然，认为第二天早上就会被释放，当时就回答了检方的提问。当天半夜3、4点钟，王诚勇被带到纽约中央拘留所的一间两人牢房，他一心以为自己一觉醒来就会恢复自由，什麽也没想，倒头呼呼大睡。
初尝美国铁窗风味第二天早上。王诚勇躺在监狱的床上，看见了铁窗，这才想起来，自己已变成了囚犯。听到狱警“吃饭了”的吆喝声，他百感交集。在中国公检法工作多年，他见过许多囚犯，没想到自己到美国後；竟莫名其妙成为阶下囚。但是他仍旧相信，最多再过两、三天就会被释放。
与他同一牢房的是一个福建人。那个人告诉他，这里是联邦监狱，他所涉及的是联邦的案子，远不像州一级的案子那麽简单。只要被涉及到联邦的案子中，即使是无辜的，要结案最短也得要一年。
王诚勇开始发慌了，看到狱中提供的中文媒体的报导，更感到事态严重。两天以後，检方和法庭为王诚勇指定的辩护律师劝王诚勇认罪。他生气、激动，觉得自己有话没地方说。心想，“到了法庭要我认罪，总要给机会我讲话吧。”
到了法庭之後，看到中文媒体的记者，王诚勇就想跟他们谈话，结果被法警隔开了。当法官问他是否认罪的时候，他终於忍不住了，大声地喊起来：“这是一个圈套！这是一个政治阴谋！”王诚勇没有机会继续他的申辩。法庭为他指定的律师史密斯制止了他的大声喧哗。法官宣布休庭。
十个犯人中就有一个华人有人说，华人在美国做什麽都可以，就是不要进监狱。因为监狱里的囚犯大多数是非洲裔和西裔，华人很容易成为他们欺辱的对象。
也许是不幸中的万幸，王诚勇是在纽约蹲监狱；而纽约的监狱中；大约有十分之一是华人，据估计是全美国华人比例最高的联邦监狱。在王诚勇被关押的一年多时间里，他辗转于纽约上州、布碌伦和曼哈顿的中央拘留所之间。
在监狱里，他几乎遇到了最近数十年因各种刑事案件入狱的所有华裔犯人和被告； 包括曼哈顿华埠显赫一时的“飞龙帮”、“鬼影帮”、“福青帮”首领和骨干、三山驾驶学校贩毒案的成员、大规模偷渡集团的头目等。王诚勇说，他们中很多人“很讲义气”，有些人成了王诚勇的朋友。
王诚勇说，监狱中许多华人都仍然“很爱中国”，忘不了自己的家乡。当狱中的人获悉“民运人士”王炳章持假护照企图混进中国、在肯尼迪机场被联邦执法人员逮捕之後，许多人都很高兴，并说等王炳章“那小子”进了监狱之後，宁愿自己多蹲五年的监狱，“一定要好好地修理他一顿”。
联邦监狱让王诚勇印象最深的另一件事，就是每次出庭都要经过几乎两天的折磨。也许是担心截车或者其他安全方面的原因，狱方总是在半夜转运准备出庭的犯人。犯人在出庭的头一天晚上10时，就得穿上红色的囚服，戴上手铐和脚镣送上囚车。囚车从不走直线，总是在街上绕来绕去，大约到半夜3、4点钟才抵达曼哈顿下城的中央拘留所。联邦法庭的底层都是单身监禁室，准备出庭的犯人就被关在那里。如果是当天下午2时出庭，犯人就得从早晨5时开始从中央拘留所转到法庭的监禁室，然後在那里一直等到开庭。有时候法庭开庭往往只有十分钟或半个小时，但是无论开庭时间长短，这一套折磨人的转运程序是从来不会改变的。
王诚勇说，即使是在监狱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也从来没有失去过信心。他心中很坦然，他认为自己是无辜的，相信号称公正的美国法律迟早会还他清白。
患难中夫妻见真情王诚勇的入狱，使他在中国的妻子董燕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和经济负担。王诚勇被逮捕之后，来自亲友和舆论的压力，使他太太非常痛苦。王诚勇的岳父母本来年老多病，听到王在美国被逮捕的消息後，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董燕要照顾刚刚一岁多的孩子，还要照顾多病的父母，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工作。
王诚勇在被逮捕的时候，口袋里装了90美元。此外，他还有1 千美元的存款，被逮捕後这点存款也被联邦查封了。董燕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靠借贷渡日。王诚勇获保释後，脚上戴着联邦调查局的电子监视器，活动半径不能超过一百米，根本无法出门打工，连每月的房租和生活费都要靠借贷和朋友接济。王诚勇说：“我完全破产了。”
王诚勇在最困难的时候，获得了一个名叫“大潘”的朋友的帮助。“没有大潘，我将露宿街头。
”他说。
99年3月中旬，当联邦法官白茨裁决撤案的时候， 由於检方坚持将对此案提出上述，王诚勇只能有条件交保释放，而不能立刻获得自由。王诚勇在美国只认识两个人，一个是傅行琪，一个是大潘。
法庭交保释放的条件，是王诚勇必须有一个固定的住址。当时大潘新婚刚刚四个月，生活也不富裕，两口子只租了一个单间的公寓。但是；大潘还是同意王诚勇保释後住在自己家里。
王诚勇交保释放条件非常苛刻，脚上戴着电子监测器，连上超级市场都不能够； 只能靠大潘和他的太太为他买食物和生活用品。有一次大潘和他的太太临时出差远行，没有顾得上给他打招呼； 王诚勇冰箱中的食物吃完了，只能靠半瓶腐乳和自来水坚持了三天。
法官的撤案裁决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