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2-热病衡正-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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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足解颐。陆氏还以五金、公侯等作比喻，他说，“以五金言，一曰金，二曰银，三曰铜，四日铁，五日锡。五金之中，其一日金，伤寒论非五金之统称耶。”因这一问题，道理很容易明白，故吾绍派医家，多不屑琐言之，惟言简意咳，对此说得最为明白，如俞根初在《通俗伤寒论》中，开宗明义就说：“伤寒，外感百病之总名也。”何廉臣则谓伤寒论之寒字，只当得邪字看。所以一部伤寒论，也就是一部外感论，或则说是伤邪论。再从辨治方面来说，“古今之病，不外寒热两途，古今之治，不外温清两法，”伤寒论既是统论六气之书，所以恽铁樵说：“伤寒以《伤寒论》为准，温病亦当以《伤寒论》为准。凡《伤寒论》中祖方，用辛凉不参以温药者，皆是治温病之方。”这话有一定道理，后人诋为复古，有失公允。近人每谓陆、恽等人之抨击叶吴，是复古，叶吴等人之对抗仲景，是革新，实则迄陆氏之世，叶氏学说之统治中医对外感热病之研究，已达百年之久，叶氏已被人捧上亚圣之位，陆氏“处叶吴学说积威之下而作大举之驳击”，正是要求变革的思想所促使。
以上就是清以来关于伤寒的名实之争，这一争议问题，是非曲直，颇为明显。这场争论，实际上也只有一派驳斥，而并没有另一派人出来反驳，所以，无可否认：说《伤寒论》只论狭义伤寒，这是叶吴学说中一个最明显的错误。现在普遍认为伤寒有广狭二义，即叶派中人亦不再否定，说明后一派对伤寒名实的正确论述，已为举世所公认。但近代仍有不少人认为：“《伤寒论》详于治寒，略于治温。”并说：“一部伤寒论，重在救阳，而温热论，重在救阴。”这是名实之争后的余波，是一派败北之后采用新瓶装旧酒的另一时髦说，究其意，无非仍是说《伤寒论》是一部论寒的书罢了，实则这些说法，比起硬说《伤寒论》是一部论狭义伤寒的书来，固已退了步，但是否合符实际，还需加以商讨。如果详与略是作古今比，则后世之运用温法，比《伤寒论》也早有长足之进展，并不是只有运用清法，才已经青出于蓝。后来者居上，是事物发展之必然规律，因何不说《伤寒论》详于治温、略于治寒，而偏说详寒略温呢？如果是单就《伤寒论》说，则清温两法，实在很难说那一法独详，那一法独略。陆九芝认为医之主寒主温，用药往往受大司天之影响，“凡湿寒、寒湿之运，则以能用麻桂姜附为长，风、燥两火之运，则以能用芩连膏黄为长。”“仲景所值气运为风为火”，“所以仲景特用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北方元武，而独不用南方之朱雀也。〃因为仲景之世，时医习用乌附辛热，为治多误，“故仲景以桂枝麻黄之温，治中风伤寒之病，即以葛根芩连白虎柏皮栀豉之清，治温热湿温之病。凡遇温热即用寒凉。其谓仲景但知秋冬，不识春夏者，（固）不足与论仲景，”即谓仲景“详于治寒，略于治温〃者，恐亦未真知仲景者。试观仲景之治太阳病，麻黄配桂枝，固用于治寒，麻黄配石膏，即用于治热，麻杏石甘汤、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桃，核承气汤等全是治温之方。治少阳病之二柴胡汤，以性寒之柴胡、黄芩为主药，是清温合用，也看不出独重治寒，勿略治温之迹象。治太阴病之有加芍药、大黄者，治少阴病之有黄连阿胶汤及治厥阴病之用白头翁汤等，俱属有目共睹，对阳明病独重治温，尤其不在话下。伤寒论中之黄芩汤、陷胸汤，茵陈蒿汤、栀子豉汤以及白虎、承气，竹叶石膏等，都是后世治温病之常用方，所以，单就《伤寒论》说，实在很难找出重寒略温之证据。若倘谓是说于我们重视后世治温之经验发掘有利，则于我们重视仲景治温大法之发掘不利。故但明此论之所从出，即可知此说之原无稽。无稽之说，其可少息乎！
伤寒正名辨
《温病条辨》认为：《伤寒论》只论狭议伤寒，此仅六气中之一气耳，其余五气，概未之及。这种观点，经陆九芝等痛斥，百余年来，无人再倡言，更未见有人出来反驳，直至最近，始又有人撰“伤寒正名”（以下简称“正名”）发表于《吉林中医药》1984年第6期，重新明确提出：仲景伤寒不是广义伤寒，是狭义伤寒。诚以此“是研究《伤寒论》的首要前提”，故不可以不辨。
一、不能根据具不具流行性下判断
耍判断仲景伤寒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至少应先弄明白何谓广义伤寒，何谓狭义伤寒。外感病固有具流行性与不具流行性的二种，但这原非区别伤寒广义狭义之依据。如所周知；在《难经》以前，伤寒并无广义狭义的讲法，自《五十八难》有“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之明文，后世才有“其伤寒有五之伤寒字，属广义。有伤寒之伤寒字，属狭义”之说。这是伤寒产生广义狭义概念之来源。若此而不知，竟围绕具不具流行性质的问题去讨论仲景伤寒属不属广义，这样，根据天行非外感之全部，固可推论出“仲景伤寒不属广义”，然根据非天行不是外感之全部，不也是同样可以推论出“仲景伤寒不属广义”吗？显然，相反的前提，可以推出相同的结论，这在论证方法上有错误，是不言而喻的。
二、狭义伤寒不与中风相滥
六气伤人，虽常相兼为患，但中风毕竟是感受风邪而致，伤寒毕竟是感受寒邪而致。风与寒各属六气中之一气。中风、伤寒二证，其感邪有如此之不同，故《难经》将它们等列，与湿温、热病、温病三证，统隶于广义伤寒之下。《伤寒论》亦将其等列，并各出治方。由此可见，伤寒、中风二证，原来并不互混。因此，狭义伤寒的概念，本极清楚，它既不与中风相滥，更没有包括中风在内。但“正名”，由于将《伤寒论》之伤寒字，说成是狭义伤寒？故—方面说中风、伤寒为二证，一方面又通过泛论风寒之邪，将二证混为一谈，这是自相矛盾，无以自圆的。诚如《中医名词术语选释》所说：“狭义伤寒是属于太阳表证的一个证型”，它与太阳病的中风同是广义伤寒下面的一个分证。实际上我们只要明了狭义伤寒的概念，不使它与太阳中风相混淆，则仲景伤寒应属广义还是狭义，是非就已不准判断。
三、不能单凭太阳病来下判断
外感病初起，若谓必始于太阳，就值得商榷。我们从广义伤寒下面分证之一的温病来看，温病的发病，可始于太阳。但也可始于阳明，也可始于少阳或三阴。诚以其初发无定规，故《难经》说：“温病之脉，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也。”就寒邪的伤人来说，也是同样。寒邪可以先伤太阳，可以直中阳明，也可先犯少阳或迳伤三阴。须知寒伤太阳仅仅只是寒邪伤人多种形式中的一种形式，而并非唯一的形式。外感病除了可以从太阳表证开始，也有一开始就是从里出外，或发自阳明，或发自少阳，或发自三阴的。阳明病有太阳阳明，有少阳阳明，有正阳阳明，正阳阳明是本经自病，即此已足说明；在出现阳明病变之前，不一定必有太阳病之前奏。认为阳明篇中的燥热证必从太阳伤寒传变而来，这种狭隘的认识，根本不符合临床实际，也解释不了伤寒原文。诚以外感病初起的临床表现不一定都必在太阳范畴，故只能依太阳病来判断仲景伤寒是否广义的观点，不能成立。
四、不能单凭中风伤寒二证下判断
六淫伤人，虽不一定从太阳始，但也可以从太阳始。因此，从太阳病初期的临床症状来分析：中风的病因是风邪，伤寒的病因是寒邪，中暍的病因是暑邪，湿痹的病因是湿邪，痉病的病因是燥邪，温病的病因是火邪。故仲景之论太阳病，下有六个证型，这说明仲景伤寒为广义，了无疑义。但“正名”不承认太阳温病这一明系与中风，伤寒相等列的证型，说这是作为鉴别才提出来的。若这种说法得以成立，痉、湿、暍固可置之不问，即中风，亦何尚不可剔出于太阳病之外，又何必要留此一证，与伤寒相滥，弄得连狭义伤寒的概念都被混淆呢！显然，用“是作为鉴别才提出来的”讲法，不承认温病为太阳病下面的一个证型，把中风、伤寒之外的其他证型全部剔除在太阳病之外，这是毫无理由的。将广义伤寒下面非狭义伤寒诸证型统统排斥在太阳病之外以证明仲景伤寒非广义，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按照这种做法，我们不也可以说伤寒是作为鉴别才提出来的吗？我们不也可以说仲景伤寒是温病而不包括伤寒吗？显然，这样做大谬。
五、不能否认伤寒论与内经难经的继承性
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明云：“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内经》说热病离是伤寒，《难经》说伤寒有五，《伤寒论》之太阳病，下有中风，伤寒、温病、暍病、湿痹等证型。二二比观，其作论具有继承性，不言自明。说仲景伤寒与内经伤寒俱属广义，也是顺哩成章、浅显明白的。如因仲景未引《内经》、《难经》之文，就否定其论伤寒有继承性，这是十分错误的。“正名”似乎认为只要肯定仲景的伤寒是天行，就可证明其非广义。挽而，天行与非天行，寒疫与温疫，并非是天生就互相排斥的。东汉末年，即使有寒疫流行，也没有理由说仲景一生中没有碰到过温疫，更不能因此而否定仲景之世，还有许多“非天行”的外感病存在。《伤寒杂病论》本是一部连杂病都相提并论的书，所涉及的病种很广，怎么在外感方面，反会与《内经》、《难经》立异标新，竟置狭义伤寒之外众多的外感病不论，内容狭隘到仅仅只是谈属于天行范畴的狭义伤寒一种呢？我们认为：仲景作论，在继承内难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内、难、伤寒三书，虽同论广义伤寒，但内容伤寒论详而内、难简，故伤寒六经虽源于《内经·热论》，但已不全同于《内经·热论》，若因热论六经与伤寒六经的不同，竟得出“仲景伤寒为狭义伤寒无疑”的结论，这根本没有说服力。
结语；据《大司天三元甲子考》，“仲景所值气运为风为火”，而时医习用乌附辛热，力治多误，“故仲景以桂枝麻黄之温，治中风伤寒之病，即以葛根芩连白虎柏皮栀豉之清，治温热湿温之病”，这本已足说明，仲景伤寒为广义，然后世个别人，必欲把《伤寒论》说成是专论六气中一气，把仲景治温热病的许多方剂，说成是为狭义伤寒化热之后而设的，这种毫无意义的说法，实是叶吴学说中最大的瑕疵，“正名”拾前人糟粕而张大其言，说明谬论流传，遗误后世，迄今尚有余毒，余有见于此，故复作驳辩，如上。
葛根桑叶辨
或谓陆九芝之治温病，与叶派轻以去实，辛凉透邪的观点趋一致。是说也，因其小同，遂忽大异，有肺胃不分之弊焉。观陆氏书，有《葛根桂枝辨》，有《葛根麻黄辨》，乃仿之而撰葛根桑叶辨。
叶派之轻以去实，辛凉透邪，如桑叶者，治肺也，陆氏之轻以去实，辛凉透邪，如葛根者，治胃也。轻以去实虽同，治肺治胃大别。叶氏治温病，独重肺系，故谓“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陆氏治温病，独重胃系，故谓；“温病即阳明病”。故叶氏之治温病，初起必用桑叶、薄荷，桔梗、牛蒡之属，肺药也，陆氏之治温病，初起必用葛根，黄芩，黄连、山栀之类，胃药也。唯叶氏亦知伏气温病不与暴感门同法，故曰：春温一证，冬寒内伏，藏于少阴，以黄芩汤为主方，苦寒直清里热，乃正治也，陆氏亦知温病之邪，在肺胃者，不得独用胃经药，故《不谢方》之治春温、风温者，亦用桑，薄、翘，桔之类也。温病初起，有在肺者，有在胃者，有肺胃二及者，有竟在三阴者。或伏邪从内而出外，或新感由表而入里，或新感引动伏邪，或伏邪又兼新感，或始终但病一经，或发即数经同病，故《难经》云：“温病之脉，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各随其经所在而取之。”温病初起之治，原不可以一经印定眼目，然吴鞠通固执叶氏之说，以为温病初起，必先犯肺，竟谓凡病温者，均始于上焦，在手太阴。后世盲从，踵其讹误，遂以轻清平淡为一切温病初起之治规，盖惑于“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等说也。叶氏以肺药治肺经病，未误。后人以肺药治胃经病，大谬。治肺宜辛淡轻宣，不可卑用芩、连苦寒者，盖恐胃本无热，而早投苦寒凉中，中寒气馁，则转失托邪外出之力，反招冰伏之弊也。治胃宜积极撤热，不可但用桑叶、薄荷者，盖恶病属中焦，而反治上焦，射不中的，坐使热灼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