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早晨(周而复)-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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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人客气做啥，太见外了。”
“不，不是的，现在不比从前，我们是政府工作人员不好随便拿你们的东西，是避点嫌疑。”方宇结结巴巴地说。
“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还有谁知呢？我绝对不会对人家说的。”
方宇放心了。他戴着马凡陀的左手自然而然地放到桌子下面。梅佐贤接着说下去：
“你们当职员的，生活很苦。解放后，物价虽平稳，收入没有从前多……”
“薪水倒差不多，生活比从前好过一点。”方宇有意讲些冠冕堂皇的话。
“这个我晓得，单靠那点固定收入怎么行呢？”
方宇把马凡陀的事情渐渐忘去，他想起解放前的豪华的生活，那时候对于发薪水并不感到兴趣，非正式收入要比薪水多好几倍，化钞票就像是流水一样。现在手头不得不紧一点，生活就不如从前了。梅佐贤一句话说到他心上，他不好再打官腔，流露出真情：
“唉，这日子，你说的倒也是的……”
“我看你这两天愁眉苦脸的，心里有话，想说又不说，我就晓得有事体。我们虽是老朋友，可是你同我还是不够交情……”
方宇听到这儿，跳了起来，说：
“你这是啥闲话，梅厂长，”他听到外边的脚步声，有人到斜对面的会计室领款，就把声音压低，没有说下去。
“没有关系，我关照过了，现在没人进来的。你说吧。”
“我方宇从来是讲交情的，够朋友的，你这样看我，未免看错人了。”
“那你有困难为啥不对我说一声呢？”梅佐贤逼紧一句，两只眼睛正对着方宇。
方宇脱口说出：
“不瞒你说，我早就想……”话到唇边他又吞了下去，改口道，“现在是人民政府，唉，现在是……”
“那有啥关系，我们两个人的事绝不会让第三个人晓得。那个津贴你还是收下去，”梅佐贤从口袋里掏出五十万块钱往方宇手里一塞，“先花着再讲，不够，说一声，我再给你。”
方宇手里给五十万元的人民币塞得满满的。他心里暖洋洋的，觉得梅佐贤这个厂长实在太好了，自己心里没有说的话，梅佐贤都知道的一清二楚，对他那么体贴，办起事来又那么小心谨慎，处处都注意照顾他。他不知道怎么来感激他才好。他把钞票往口袋里一放，伸出手来紧紧握着梅佐贤的手：
“梅厂长，我真谢谢你，梅厂长……”
因为太激动，方宇讲话的声音都有点发抖。梅佐贤像是一个富有经验的老猎户，欣赏着已经捕获的猎物，悠然自得地说：
“没啥，用不着谢。你有啥事体说一声，也关照关照我们。”
梅佐贤试探他税局方面有啥消息没有。
方宇越发感到梅佐贤这人实在太好了，不给他做点啥事体那就太对不起人了。他附在梅佐贤的耳朵边说：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七月一日要加税……”
“哦……这个是……”
梅佐贤想再问下去，方宇仿佛感到自己犯了罪，好像旁边有人在监视他，他惶恐地站了起来，拉开门，飞也似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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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朱瑞芳坐在沙发里，心里直纳闷，她想不通为啥弟弟对那一二百亩地一点兴趣也没有，暮堂这一片好意哪能拒绝呢？她希望徐义德能给她想出个好办法来。徐义德笑而不答，越发叫她困惑不解了。她奇怪地问：
“好好问你的话，笑啥？”
“延年要你帮忙，暮堂有意帮助他，他又不要，你说，这不好笑吗？”
“不，一定还有别的意思，你倒给我说说看。”
“你说啥意思吗？”徐义德还是不肯说。
“我知道了，还问你，这不是废话！”
徐义德给她这么一训，脸上笑容消逝得干干净净。她又进一步催促道：
“快说吧！”
“延年究竟是在市面上混的人，现在谁肯要田地？”
“为啥？”
“你想想看：暮堂一辈子也没送过人一分地，现在为啥要送？延年从来不拒绝接受别人的东西，现在为啥不要？这里面有个道理，共产党来了，要土地改革，谁拿了土地都烫手，有的想送出，没有的谁敢要？”
她听了大吃一惊，怪不得朱延年态度那么坚决。
“这么说，没有办法叫延年收下？”
“这还用说。”
她想起朱暮堂也要送给自己二百多亩地，信来了好久了，一直没有机会和徐义德商量，正好现在是个机会。她说：
“暮堂送给我们那二百多亩地哪能办法呢？”
“退还给他。”
“信上说，他已经办了手续了。”她认为不能说服朱延年收下，但给她的却不好意思推辞。
“你想要吗？”
“你看呢？”
“三个字：要不得。给共产党做事要加倍小心，共产党早就对地主宣布了，要没收土地分配给农民，幸好，我们徐家祖上没有留下什么地，落得清闲。现在收下暮堂的地，那不是无事找事吗？”
“你不是说共产党保护资本家的利益吗？”
“说是这么说，一有了土地，就变成地主了。”
“资本家有土地，共产党就不保护了吗？”
“共产党说是分别处理，可是这哪能分的清？”
“暮堂大概也看到这一层了，他说田地记在我的名下，同你没关系。”
“你不是徐家的人吗？”
给他这么一说，她哑口无言。隔了一会儿，她忧虑地说：
“暮堂那里哪能交代呢？”
“写封信去。”他早就想好拒绝的办法。
“这个……”她觉得事体不这么简单，就是写信，怎样措辞呢？
梅佐贤笑嘻嘻地走进徐总经理的客厅，她见梅佐贤有事要找徐义德，便站了起来，对梅佐贤说：
“梅厂长，你们谈吧，少陪了。”
朱瑞芳走到门口，想起弟弟的事，回过头来对徐总经理说：
“延年刚才提的事，你等会给梅厂长说一声。”
徐总经理不耐烦地应道：“朱延年的事哪能会忘的了！”
梅佐贤等二太太走远了，问道：
“啥事体？”
“有什么好事，”徐总经理生气地说，“我们这位朱延年先生，又要择吉开张了，可是头寸不够，要我给他担保在银行里开个透支户头。”
“那么……”梅佐贤看总经理生气，不知道这事要不要给朱延年办。
“透支的数目倒不大：五千万。你给他打个图章吧。不过这五千万又丢到水里去了。”
“那是的，朱延年老是做投机买卖，又没有本事，最后蚀光拉倒。听说福佑的债务还没清偿完，能复业吗？”
“给他在信通银行开个五千万的透支户头，沪江担个保，别管他那些闲事。”徐总经理不愿再提起朱延年，他把话题拉到沪江纱厂上来，“佐贤，厂里的工会改选的事怎样了？”
“我就是来向你报告这件事体的……”
梅佐贤笑眯眯地叙说工会改选的情况。陶阿毛根据梅佐贤和他在弟弟斯咖啡馆商谈的意见进行，活动改选的工作相当顺利，一开始提候选人名单里就有陶阿毛。但是梅佐贤还不放心，叫陶阿毛那几天特别卖力气，到处接触工人，和这个工人谈话，替那个工人领代办米，有时就溜到工人住宅区去，了解工人生活情况，鼓励大家提出改善生活的条件，向厂方交涉。只要为了工人福利，比方说细纱间女工要求增加乳盘啦，大家要求饭后增加一碗绿豆汤啦……给厂方交涉起来，他都站在前头，讲起话来声音比谁都高，厂里办公室里里外外的人都听的见。选举那天，梅佐贤有意坐在厂办公室里办事，其实他没啥事体，一会看看报，一会瞧瞧厂里的高大的仓库，可是会不散。等到天黑了，夜班快上班了，才看到工人从做为会场的饭厅里蜂拥出来。他看到参加工会的职员们，就笑嘻嘻打听新工会的人选。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党支部书记余静当选了主席，细纱间收皮辊花的工人赵得宝当选了副主席，张小玲、钟珮文、陶阿毛……当了委员。最近开了一次工厂委员会，分了工；赵得宝兼生活委员会主任，钟珮文兼文教委员会主任，……
梅佐贤一个劲往下数，徐总经理除了陶阿毛以外，他就没有兴趣。他所关心的是还有没有接近资方的工人当选。梅佐贤听到这问题愣了一下，他默默数一数，说：
“像陶阿毛这样的人只有一个，不过，一个也就够了，工会里有啥事体今后再也瞒不过我们。总经理，你放心好了。”
“你把事体看的太简单了。佐贤，我还不能放心。你要晓得：陶阿毛一个人在里面不容易起作用，万一陶阿毛出了啥事体，我们就再也没有人在工会里了。”
“对，总经理有远见。”梅佐贤点头称赞。
“我不是叫你想一切办法多选一两个人在里面吗？”
“他们在工人当中没有威信，选不上。这次陶阿毛是下了许多工夫才成功的。”
“一个人无论如何不够，太少了，太少了！”
工会已经改选完毕，总经理的口气又是这么硬，非增加个把自己人是过不了关的。这可难为了梅佐贤。他的眼睛一转动，想起陶阿毛的话，正好给他解围。他说：
“不过，这一届工会的寿命不长。”
“为啥不长？这一次改选了，谁晓得共产党到哪一年才改选？”
“到哪一年改选确实没人晓得，总经理，你忘记那四句乩训了吗？”
“乩训？”徐义德说，“晓得，就是灵验，也是以后的事，——今年我们就不过了吗？”
梅佐贤的围还是没有解了，他在总经理面前只好摊牌了：
“工会已经改选了，即使找到合适的对象，也没有办法再插进去了。”
“这个吗？……”
梅佐贤不等总经理说完话，接上去说：
“很难。”
“说难，确实很难；说容易，也确实容易……”
梅佐贤惊异的眼光望着徐总经理。他不慌不忙地说：
“你在当选的委员当中物色一个对象，好好培养他，不是很容易吗？”
“我这个脑筋太笨了，一时转不过来，没想到这一层，总经理。”
“可别让陶阿毛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不要让任何第三者知道。”
“一定照办，时间方面要宽一点……”
“那可以，”徐总经理在工人方面初步安排好，他想起冯永祥昨天给他说的话，便对梅佐贤说，“工商界最近有个聚餐会，都是上海著名的人物参加，章程规定的很严。参加进去以后，有啥事体大家好商量，也好互相帮助。很多工商界的朋友想参加，可是都不得其门而入。这次冯永祥拉我进去，不晓得能不能通过……”
梅佐贤插上来说：
“那一定通过，绝无问题。”
徐总经理谦虚地说：
“冯永祥是核心人物，他能出面介绍，大概差不多。但愿能够通过，工会和工商界方面都有人，今后的事体就好办了。”
“总经理办事总是十拿九稳，只要你想到啥，就一定能办到。我在工商界威望很高，关系又多，真是四通八达……”
梅佐贤恭维的话还没有说完，老王手里拿了一封信进来了：
“老爷，少爷有信来了。”
徐总经理坐在沙发上没动，只是右手伸出去。老王把信放在他的右手里，旋即弯着腰退了出去。徐总经理拆开信来，仔细地从头看到尾，脸上时不时露出得意的微笑，把信递给梅佐贤：
“守仁从香港来信说：新厂开工了，六千锭子都装上，义信办事真能干。佐贤，你看。”
梅佐贤接过信来，边看边说：
“总经理的妙计又完成了。现在三道防线都按照你的意图实现了：第一道防线上海，第二道防线香港，最后防线是瑞士，那是解放以前早就建筑好的。”
“中国近几十年来变动实在太大，我们做生意的人不得不想的远一点。这三道防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要是我能够集中资金在一个地方办厂，那发展会更大的。瑞士这道防线太远，外汇存在银行里虽说牢靠，但没啥利息。”他皱着眉头，好像有点后悔。
梅佐贤看他心思重重，局面有点僵，他看到守仁信上谈到自己读书的事，便笑着说道：
“守仁在香港书院里的成绩不坏，总经理。”
徐总经理感到瑞士的存款可以慢慢想法子，眉头稍为开朗一些，听到梅佐贤提到爱子的事，嘴角上露出了微笑：
“英国人办学校办的严，守仁到了那边不得不用功。他一心想去美国，我现在想起来还是不大同意，如果能去英国就好了。”
“那是啊，”徐守仁不在场，梅佐贤又是一种口吻，“学纺织自然应该去英国，念书还是英国好。美国的先生也好白相，哪能会教好学生呢？那才是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