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早晨(周而复)-第1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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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说出去，我，我就整个完哪。……”
她再也说不下去，急得眼眶润湿，用手绢捂着眼睛，几乎把半个脸蛋儿都遮住了。她噗咚一声，靠到卡座的角落上，失去了主宰，不知道该怎么样是好了。要不是在咖啡馆里，她真想哭个痛快。现在，她只好压抑着激动的感情，低低地哭泣着。
在她身后的柜台那儿，留声机正在放着约翰·斯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那生动的节奏和优美的旋律在空中飘荡。冯永祥用右手跟着节奏轻轻拍着自己的右腿，脑袋晃来晃去，欣赏这流畅轻快的曲子。他的眼睛不断地注视着她，等了好久，她还是嘤嘤地哭着。他小声小气地说：
“看你急的那个样子，我不找他说好了。你放心，我决不对任何人提起。”
她的哭声停了，可是手绢还蒙在脸上。他抓过她的左手，一边按抚着，一边说：
“有话好好说好了，哭啥。我总是为你着想的。你要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能叫你有一丝一毫的损害。宛芝，你对我说。”
她不知道怎么说是好。他拿过她的手绢，拭去她眼眶上的泪痕，没等他拭完，她抢过手绢给自己揩了，坐正了，低声地说：
“你真的听我的话吗？”
“谁还骗你。”
“暂时不往来，行不行？”
他特别注意到“暂时”这两个字，知道她已经改变了主意。他装出一副可怜相，哀求地说：
“希望这个时间不要太长。即使暂时见不到你，我每天一定到你们家墙外边走走，这该可以吧？”
她的心软了，说出了她的困难：
“会引起别人注意。”
“我找徐义德有啥关系？”
“你老是在义德出去的辰光来，久了，人家会不猜疑？我看，老王那个精灵鬼心里就有点数。”
“那我有办法。”他说到这儿，特地不说下去，观看一下她的态度。
“啥办法？”
“你一个人待在家里也闷的慌，你不是给我说过，想学点京剧，我教你京剧好了。给你上课，人家该没闲言闲语了吧？”
她想这倒是个办法，但这么一来，冯永祥经常要上徐家来了，更和他断不了往来。她不想这么做。拒绝吗？她想起刚才他那几句有力的话，在她心中震荡，她无法不理他。她说：
“学京剧做啥？义德一定不赞成。”
“只要你同意，就行了，”他拍着胸脯说，“我保险，他一定赞成。那两个老东西肯学的话，我也教！”
她没有吭气。他知道她已经答应了，不再追问下去。
“春之声”已经奏完，换上了一张片子，是“维也纳森林的故事”，也是约翰·斯特劳斯的圆舞曲，那热烈、动人的旋律震动林宛芝和冯永祥的心弦。
她看看表：快六点了，说：
“该回去了。”
“好，我送你回去。”
“不，我一人回去。”她向卡座外边巡视了一下，幸好很清静，喝咖啡的人大半走了，吃晚饭的人还没来，马路上电车铃声不断传来，正是机关工作人员下班的辰光。她怕出门遇见熟人，说，“让我先走，你等会儿再走！”
“行。”他会意地说。
她跨出“家”咖啡馆，走了一段路，想起来时的决心，现在完全改变了，仿佛是一个掉下泥沼的人，越是想拔起来，却越陷越深。徐义德的影子在她面前晃来晃去。她仔细想想，这样下去不好，心一横，她掉回头，又走进了“家”咖啡馆，想恳求冯永祥原谅她，暂时连京剧也不要教，这样慢慢割断，以后好完全不往来。她走到刚才的卡座那里，冯永祥已经走了。她怅惘地站在那里，两腿好像无力迈动了。服务员过来，问她是不是丢了物事，她边看边说：
“是的，我的手提包丢在这里了。”
“不是在你手上吗？”对方指着她的手说。
她低下头来，看见抓在左手的咖啡色皮包，忍不住失声笑了：
“我这个人真糊涂。”
她旋即悻悻地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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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叶月芳送了一杯茶放在余静面前，看了看手表，六点欠五分。她微微一笑，圆圆的脸上，两边腮巴露出两个笑涡，低声地说：
“五分钟之内一定散会。”
“你哪能晓得？”
她乌黑的眼睛机灵地一动，仿佛透过墙壁，穿过花园，可以看到中共长宁区委会议室一样，很有把握地说：
“杨部长掌握会议很守时，准时开会，准时散会。他解决问题简单扼要，利利索索，从来不拖泥带水的，讲话也不重复。他做报告，我给他做记录，誊清就是一篇出色的文章，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
“他到我们厂里开会也是这样。”
“对啦，你比我了解杨部长。”
“我？”余静忽然沉下了脸，她以为叶月芳想到别的方面去了，严肃地说道，“你说错了，秘书最了解首长。”
“你们是亲戚啊！”
“总不如你，”余静嘴角上露出了笑意，说，“你们天天在一块儿工作。”
“了解杨部长不大容易。他负责许多工作，办公室以外，他还忙区政协的工作，区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工作，还参加社会活动，有些我就不大了解。”
“当然，了解一个人不容易的，像杨部长这样的人，更不容易……”
“为啥？”杨健匆匆从外边走了进来，手里拿着笔记本子和几件公文，脸上露出处理完一桩事体的愉快神情，笑着说，“难道我是三头六臂？”
余静看表，恰巧六点，岔开话题，对叶月芳说：
“你估计的真准。”
“不是我估计的准，是杨部长准。”叶月芳叙述她们刚才谈话的内容，说，“余静同志等你好久了。”
“对不起，刚散会。”
“没啥。”余静关怀地问，“宝珍最近好一些吗？”
“昨天到医院去看她，好倒是好一些，不过，医生说，这个病不容易治。”
“心脏病确实不容易治。过两天我也想去看看她。”“你厂里已经够忙了，不要再为这些事操心了。”杨健说，“余妈妈身体好吗？”
“最近闹肚子，消化不良，身子发软。”
“找医生看看呀。上了年纪的人和机器一样，老了，要经常修理，注意保养。”
“到医院看了，吃了一点中药，老没好，厂里事体忙，家里的事体就顾不上了。过两天，我打算再陪她到医院去一趟。”
“那好。最近厂里怎么样？”
余静扼要地把厂里的情形说了一遍，然后说：
“徐义德很消极，满嘴是困难，啥加工呀，原料呀，资金呀；韩云程和徐义德他们不搭界，坚决要辞职；工人当中少数人有过左情绪，像谭招弟她们；这三块哪能也捏不拢来。厂里的生产计划到现在也没订，连请徐义德两次，他躲在家里，不肯到厂里来。工人的生产热情很高，有力无处使。”
“问题不小啊？”
“可不是！所以，找你求救兵来了。”
“求救兵？我不是解放军，哪儿来的兵？”
“不要开玩笑了，快给我出个点子吧。”
“区委的指示你记得吗？”
“当然记得。”她想了想，说，“‘五反’结束以后，要巩固胜利，及时地把‘五反’的热情转到以生产为中心的建设工作上去，组织群众，团结资本家，搞好生产。”
“这就是你要的救兵。”
“做起来可不容易。资本家倒好办，只要尊重他三权，给他一点利润，解决他一些困难，他一定会积极起来的。资本家哪个不要钞票？有了钞票，他一定积极。”
“你这个分析完全对。市委在这方面早就有了安排，”他打开手里那个黑漆布的笔记本，对她说，“工商业目前的呆滞现象是暂时的，上海已经成立了加工订货委员会，大力开展加工、订货、收购、贷款的工作，加上工人阶级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大部分厂商的困难解决了。到六月底止，政府通过加工、订货、收购、贷款等方式，照顾了九十九个行业，有一万六千六百三十三户。大厂带动小厂，行业带动行业，私营工业产品产量一般都有增加，以今年上半年和去年同期相比，棉纱增加百分之三十二；棉布增加百分之四十六；面粉增加百分之六十七；电解铜增加百分之二百十六，市场交易活跃了。五月里召开那个物资交流大会，成交金额一七·四三一亿，上海代表购进工业产品六·四四八亿，私营厂商占百分之五十四；销出工业品五·五四四亿，私营厂商占百分之四十六。市场上商品成交量也大大增加了。”
杨健一边看笔记本一边说，余静掏出自己的笔记本边听边记。他合上笔记本，站起来，接着说：
“人民银行为了减低厂商成本，鼓励厂商经营的积极性，把对私营企业存款利率降低百分之二十到五十，又举办了一千万元以下的小额放款，使许许多多的小厂商得到了周转资金。总之一句话，工商界的暂时困难，市里早给解决了，徐义德的困难当然也解决了。你说的对，资本家见了钞票，积极性就来了。少数人消极，只是暂时现象，徐义德慢慢会积极起来的。”
“工人方面也好办，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了，生产的热情很高。尊重资本家三权，最初有些工人想不通，给他们反复说明，根据中央指示现在要利用、限制、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消灭资产阶级的五毒。资本家洗清五毒，改过自新，我们就要团结他们搞好生产。徐义德不要三权，搞升工办法草案，企图分化工会和工人，就是掼纱帽，不能上他的当。工人想想也对，心里的疙瘩就解开了。杨部长，我这个说法对啵？”
“你说的对，做的也对。党的政策现在要消灭的是资产阶级的五毒，不是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那辰光，阶级消灭，个人存在。但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是不甘心的。徐义德和我们斗升工办法草案，不仅仅是分化工会和工人，而且想搞垮企业，带动其它行业‘将’政府的‘军’，这是一个毒辣的阴谋。你们没有上他的当，他又拿到劳动局去，也碰了钉子，揭露了他的阴谋，批评了他，从此他不好再提了。”
“最难搞的是韩工程师和郭鹏，特别是韩工程师，他坚决不愿再和徐义德往来，生产计划没法做。工会给他谈了，要他订，你猜怎么样？他订是订了，一清早，徐义德和梅佐贤还没来上班，把生产计划压在梅佐贤的玻璃板下，给你来个不照面。徐义德、梅佐贤找他，他也不去。徐义德他们正好顺水推舟，乐得不订生产计划，把责任推到韩工程师身上。这两天，连梅佐贤也闹着不肯当代理人了。我想不通他为啥要这样，一定是掉花枪。”
杨健赞赏地点点头，说：
“徐义德把所有的困难都推到你面前来了，冷眼看你能不能克服这些困难，想和你较量较量。”
“多大的困难也吓不倒我，我有组织。”
“对，区委解决不了，有市委，上面还有党中央哩。你打算哪能解决这些困难呢？”
“打算？”她爽快地说道，“打算倒是有一个，不晓得行不行。我想最近召集资方代理人的高级职员开个座谈会，谈谈心，听听大家的意见，打通打通思想。再给韩工程师个别谈谈，这方面谈妥了，问题就好办了。工人那方面，和老赵下车间摸摸情况，估计没有大问题，有，也好谈通。各方面都谈好，最后给徐义德谈，他不好再推三推四，有啥困难，工会协助他解决。资金不够，工会可以给他向人民银行说说，贷点款。那辰光，他再也没啥好推了，准备好了，就开个劳资协商会议，订好生产计划，大家一齐干。”
“这个办法妙呀！”
“不，”余静有点儿不好意思，低着头说，“你说，行吗？
希望你指点指点。”
“我没啥指示，你了解具体情况，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很仔细，又肯开动脑筋，掌握的很好，就这么办吧。”他很高兴听到她的精辟的意见。她处理事体比过去老练周密的多了，而且有办法。他兴奋地加了一句，“以后我要到厂里来，学习学习你们的经验。”
“我们有啥经验好学，你别笑话人。”
“刚才的办法就是很好的经验：厂里问题主要是徐义德态度消极，表面上却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市里把工商界总的问题解决了，你在厂里又把徐义德的问题解决了，先团结绝大多数的职工，打通资方代理人和高级职员的思想，再把徐义德提出的困难一一解决，使他没有任何借口，只好和大家一同搞好生产。这不是很好的经验吗？”
“要说是经验，那是向你学来的。”
他站了起来，伸出双手，问：
“我啥辰光告诉你这个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