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与黑 作者:王蓝-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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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总社长坚留我在总社担任主笔，使我免去失业之苦；最低领袖几乎和我朝夕相处，他给我的深挚友情，使我感到快慰；美庄突然有了音讯，最低领袖交给我一封信，那是美庄写给他的：
最低领袖：久不写信问候你，歉甚。现在我要恳托你一件事——就是请你告诉我醒亚的消息；如果，你也不清楚，务必请你多方打听。
也许你还不知道，我曾往天津小住，与醒亚同游平津名胜，至为愉快；不幸最后两人吵翻了脸，我便睹气跑到上海，游览了苏州、杭州以后，便只身返渝。
返渝后，我曾前后接获醒亚三封信；可是我一时犯了娃儿脾气，立志一定要接到醒亚十封信，才肯给他回信，才肯恢复邦交。我有这种自信，我坚信醒亚必会一连给我写信来。然而我没有想对，醒亚的信竟然再也不来了。我的自尊心受了伤害；但是我仍然盼望醒亚的信来，因为无论如何我还是爱他的，所以我把当初自己立的志，打了个对折——只要醒亚给我写五封信来，我就立刻跟他通信。难道他已经写了三封，就不肯再继续写两封吗？绝对不会的，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也还在爱我，并且我知道他会永远爱我。他实在是一个忠实于爱情，忠实于我的人。我曾冤了他，说他不爱我，爱别人，后来我已经想通了，他并非如此，只是他不太懂我所以向他撒赖撒娇的原因与目的。醒亚稍稍缺乏一点风趣，有时候有些不解风情，这也许是他的唯一的缺点——我爱他如初，我每天都在等候他的来信。我有点恐慌，也有点气忿了，我又最后一次“立志”：只要醒亚再仅来一封信，哪怕只有三五个字，我就宣布解严令，立刻跟他通信，甚至答应他回到天津结婚。醒亚也太狠心了，他居然再多一封信也不写来了。我觉得我受了太多的欺侮与伤害，从小父母说我是“不许苍蝇踢一脚的人”，如今我竟活像被兽蹄踢得遍体鳞伤——我绝不能再破坏自己最后的也是最低的誓言——他不写第四封信来，我死也不写信给他。我不能这么委屈自己，向他无条件投降。自从认识醒亚，我为他设想、向他让步的地方已经够多了，我担心我这么做惯了，一旦结婚以后，他会要求我处处做更大的让步——由报纸上我看到了他当选天津市参议员的消息，我曾想给他拍个官样文章的贺电去，看他反应如何？可是我终又阻止了自己这么做，我怕他误会我向他谄媚，我并不把参议员看成了不起，我本希望醒亚从政做官，而他偏偏又干起专门跟做官的找麻烦的民意代表来，简直是故意气我。我恨他做参议员，我想象得到，参议员繁忙的生活，会使他无暇多想到我，甚而淡忘了我。
我呕这口气，想不到一呕竟呕了一年多！日前看报，突然触目惊心地看到天津沦陷的大标题，我简直吓呆了。最近一年来，不怕你骂，我一直很少看报，看报也是专门看看电影广告及其它娱乐新闻，国家大事我一向不感兴趣，虽然偶尔听父亲讲起国军剿共战事越来越转向不利的消息，但始终没引起我太大的注意。一万个想不到天津竟这么快就失陷了。我这才发觉我曾经立过的那个志，起过的那个誓，是多么荒谬而毫无意义！如果醒亚沦入铁幕，呀，我不敢再想下去，我要哭了——
书归正传，你是我们的老同学，又是我们的“领袖”，不能不管我们的事。所以我犹豫了好多天，终于决定给你写信，请你设法打听醒亚的消息。我多盼望他已事先或事后逃出天津，那么他一定会到南京去的，因为南京有他的报社总社，说到这里，我又忍不住伤心发牢骚了，他一直爱报社甚于爱我，我知道他如果逃出天津，他必去南京找他的报社，而不来重庆找他的未婚妻——
最低领袖，请快告诉我醒亚的消息！快，快，快，用航空快信双挂号告诉我，或是加急电报告诉我！我向你敬礼！
美庄
最低领袖给美庄拍了加急电报。我全然相信，也感念美庄对我真切的关怀，我还在思考如何也写一封长信寄给美庄时，美庄迅速地先寄信给我了。那信，充满嗔怨与责怪，也充满热情与恩爱。
最低领袖已经听我把美庄上次在天津与我争吵的原原本本，以及我与唐琪相识的始末详叙一遍，他表示非常钦佩唐琪，同时他也为美庄辩护，认为美庄态度虽然不好，但仍系出于一片痴爱我的心理。最低领袖从未见过唐琪一面，与美庄却有三年同学之谊，他似乎有点偏袒美庄，这是极自然的。
我和美庄开始通信，信中双方都绝口不谈唐琪；可是，我不敢担保唐琪的影子已全部在美庄心中消逝，而我，我简直无法使自己片刻不想到唐琪。唐琪本来是可以到上海的，为了我，她宁愿把自己关进铁幕，今天我能和美庄自由地通信，都是唐琪所赐予。尽管唐琪一再要我跟美庄相爱，跟美庄结婚；然而我却感觉我果真那么做，便越发对唐琪不起。然而，我不那么做，除了白白伤害美庄外，又有甚么特别对得起唐琪呢？
我不再爱美庄也救不出来唐琪了。我不再爱美庄也不能补好唐琪心灵上受过的太多太大的创伤了。而唐琪口口声声要我去爱美庄，并非花言巧语，她不是口是心非的人，她的处处为我设想，为我牺牲，都是来自无比的真。渐渐地，我觉得，我不能再做一件违背唐琪的意志的事。渐渐地，我觉得，为了听从唐琪的话，我也得继续爱美庄。
美庄来信约我去重庆，最低领袖催促我去重庆，连在青岛的表姊和我通信时也赞成我去重庆。我不能马上去重庆，因为我刚刚担任报社主笔工作，文章还没有写几篇，就要请假，甚至借薪离京入川，实在对不起报社和厚爱我的总社长；紧接着，报社准备迁往广州出版，我被指派兼任一部分照料工作，更不好推卸责任一走了之。
最低领袖在四月初把他的杂志社迁往上海。我跟报社最后一批撤退的员工，在行车时间已形大乱的下关车站等了三天三夜，始于四月二十日抢搭上一列火车。车行半途，一部分乘客被赶下来，改载军队，我们庆幸被留在车上，得以安抵上海。
在我离开南京的前几天，心情恶劣异常；可是却有一桩喜讯到来——贺大哥自青岛来信，原来他经过数月的东躲西藏，终于冒险化装逃出，沿津浦线到济南，转胶济路，抵达青岛，并且找到了表姊和表姊丈。在信中他报导了许多天津沦陷后的新闻，共产党不外仍是那一套清算、斗争、杀人、洗脑、血腥恐怖统治。另外他特别告诉我四件事：我们的报社已被封闭劫收；唐琪没有消息，听说去了北平；我的姑父全家平安，不过已被赶出那楝小楼，共产党认为姑父一家人没有必要与资格再住那么“大”的洋房；高大爷在各种欢迎共产党的场合很活跃，由于带领共产党接收电信器材有功，仍旧官居电信局处长职位。
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南京沦陷，第三天太原沦陷，太原城破前夕，忠贞反共的公务员和眷属五百人集体自杀。
到上海的第四天，上海保卫战正式闻始。上海保卫战足足打了一个月，国军捷报频传，共军伤亡惨重，一时人心大为振奋；然而那却是整个大陆关进铁幕之前，国军打的最后一次硬仗了，防守上海的国军有唯一自东北强行撤退下来的一支精锐部队，当保卫台湾的重大使命必须靠它承担时，它只好在数度达到歼敌任务之后，向大上海挥手告别。
五月二十七日国军撤离上海，一周前我和一些报社同事搭轮前往广州。
最低领袖的杂志已不能维持，显然，他很悲观，他痛恨一些政府官员的不肯真正实行三民主义，与痛恨共产党在中国大地疯狂地推行马列主义的程度，几乎已达到同一水平。因此，在他极端失望之下，他几乎决定不再跟随政府到处流亡。他痛心疾首地对我说：
“若说我本人不赤拥护政府，恐怕无人相信；可是你看看，咱们这些官员们到今天还不肯大彻大悟：贪污，低能，怠惰，搞派系，互相倾轧，逃亡变节——这样下去，如何得了？他们居然还开口三民主义闭门三民主义，简直是三民主义的最大叛徒！跟这些人混在一起，我喘不出气来——”
我告诉他：如果我们的政府在遭受过血淋淋的现实教训后，能够减少甚而根除他所指出的这些病症，那仍是值得我们竭爱护的政府。我又告诉他：他和我，还有许多朋友，都必须负起这种善意批判政府、恳促进政府觉悟改革的责任，因此，他必须跟着政府走！
最低领袖终于跟我一块儿到达广州，他的杂志已无力量出版，经我推荐，他到我们广州的报社担任撰述委员。五个月后，广州沦陷，最低领袖没有出来，我无法再强带最低领袖离开广州，因为那时候我正在遥远的重庆。
七十九
我是十月初到重庆的。
去重庆以前，我本决定前往台湾。贺大哥和表姊、表姊丈都在六月间青岛撒退时，随国军登舰，到达台湾。表姊丈已在台北邮局工作，贺大哥在台北一家中学里到一个教师职务，他们来信要我即去台湾，并一再描述台湾风景幽美，民风淳朴，大米特别便宜，生活容易维持，他们又建议我到台湾来做体育教师，或是写写文章卖卖稿子，都可以过得安适。
当我决定赴台，同时也决定了要最低领袖和美庄与我同去。这是我在大陆自由区域里，最亲的两个人了。一个是老同学，一个是老同学又是未婚妻。最低领袖表示愿意跟我同走；可是，在我一连寄出好几封催促美庄速来广州然后偕同赴台的信后，美庄仍旧犹豫不决。她渴盼我去重庆。她信上说：重庆即将恢复到抗战时期的冲要地位，重庆人都正在纷纷议论一旦广州不守，国都势将再度迁来重庆：她又说；台湾弹丸之地，怎能与四川天府之国相比？当初打日本靠四川，今天打共产党少不得还是要靠四川，所以她有一百万个理由要我到重庆去。我再连续发出数信，告诉美庄：今日重庆万难再与抗日时代的陪都相提并论，由于国军精锐多毁于东北、徐蚌两大战场，并且民心涣散，精神崩溃，想靠西南一隅扭转乾坤，实在希望渺茫；此后一切必须从头切实做起，所以复国的基地应是台湾无疑。可借，我这些信，并不能获得美庄的同意。
我开始为难了。去重庆？还是去台湾？最后我决定了：去台湾，然而去台湾之前，先到重庆把美庄说服，带她一块回到广州，再同去台湾。
我的决定，最低领袖完全赞成。表姊、贺大哥来信也表示十分赞成，表姊还为我凑了一部分钱充做往来的旅费。
在飞往重庆的旅途上，我感慨万千。整整十年前，我山太行山下来，渡黄河，经豫陕入川，一路千辛万苦，可是精神极为奋发极为愉快；如今安坐在地球上最快速、最舒适、最神气的交通工具上，二度入川，却是无限忧伤无限辛酸。只有想到将和一别两年的美庄会晤，心头方始泛起阵阵喜悦。
在旅途中，我也想到了唐琪。我不知道现在她在哪儿？反正，我是离她越来越远了。我正在天空自由飞行；而她，却身陷铁幕。“去重庆找美庄！”唐琪曾这么嘱咐我。唐琪爱我，她不忍心我沦入铁幕，所以千方百计救我出走；美庄是我的未婚妻，我如忍心任她沦入铁幕，那，我和唐琪一比，岂不是太卑劣，太可耻了吗？何况，唐琪是牺牲了自己的自由甚或生命来换取我的出走，而我并不需要牺牲甚么，便可以换取美庄的出走——
美庄到珊瑚坝机场接我。她快活地，热情地，欢迎我的来临，彷佛两年前，在我们之间从未发生过那次可怕的争吵。
可是，当我提出要她早日与我同去广州时，找们又不能避免争吵了；不过一开始那是很小的，并不严重的争吵。
没想到广州的噩来得那么快，十月十三日广州沦陷了——我刚刚到重庆一个星期。
在这一周内，美庄大尽地主之谊，招待我吃最好的馆子，喝最陈的茅台和大曲，到最豪华的舞厅跳舞，逛南北温泉，还特别到沙坪坝校园和嘉陵江畔追觅我们的旧梦。美庄已学会了驾驶汽车，她自己拥有一部一九四九年“克赖斯勒”座车，她得意万分对我讲：
“我这部‘克赖斯勒’比你大参议员在天津的那座‘道济’还名贵一等哟，不过比起父亲现在坐的那部‘林肯’牌，就又逊色了！你知道吧？世界上最好的汽车就是‘林肯’、‘卡德拉克’，二等的是‘别而克’、‘克赖斯勒’，再等而下之，是‘庞帝艾克’，‘帕克’、‘道济’、‘普黎茂斯’、‘第索透’、‘福特’、‘雪佛兰’、‘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