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狼的日子-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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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机场上，他来到意大利国际航空公司办事处，以现金付了票款，向办事处女职员表示他既没有衣箱也没有手提行李，并且听到女职员通知他，乘11点15分飞马赛班机的旅客1　小时零5　分后就要登机了。在这一系列过程中，那个行动分局的特工一直悄悄地跟着他。
　　　　为了消磨时间，他信步走进咖啡厅，在柜台前买了一杯咖啡。他拿了杯子走到玻璃窗前，在那里他能看到好多飞机上上下下。虽然他不知道飞机是怎样会飞的，但他喜欢飞机场。在他大部分的生命中，飞机的声音，就表示德国的和俄国的战斗机，或者是美国的飞行堡垒。后来在越南，这些声音就意味着B26　型轰炸机，在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的战斗机。现在他的眼前是民用机场，他喜欢看它们像很大的银鸟似地从空中下降，引擎停止了吼声，在它碰到地面以前，好像用绳索把它挂在空中一样。虽然他在社交上很胆小，但他却喜欢看那飞机场里无休止的喧闹。他在想，如果他的生活有所改变，那么他很可能在飞机场工作。但是他目前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无法改变了。
　　　　他的思路又转向了小西尔维，这使他双眉紧皱。他痛苦地对自己说：这太不公平了，她将死去，而那些在巴黎的坏蛋们却活着，真是不公平。罗丹上校曾对他谈起过他们，是他们这些人使法国遭难，他们背叛了法国军队，毁灭了军团，而且把无数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人民抛给了恐怖分子。他认为罗丹上校从来没有错过。
　　　　他的班机发出了通知，他跟着大家一起走出玻璃门，沿着炎热的白色的水泥路，走到相距约100　码处的飞机前。在观望平台那边，有两个罗兰上校的特工人员在注视着他一步步登上舷梯进入机舱。他现在戴着一顶扁圆的帽子，面颊上贴了一块橡皮膏。有一个特工转身望着另一个特工，眼眉间有一种焦急的表情。当飞机起动，开始飞向马赛时，两个特工人员就离开原来的位置，他们向候机大厅方向走去，在公共电话室前停下，其中一人进去拨了一个罗马的本地电话号码。他向对方报告了自己的身份，然后慢慢地说：“他走了，乘意大利航空公司45号班机，到达马赛的时间是12点10分。”
　　　　10分钟以后，报告已经转到巴黎。又过了10分钟，马赛也得到消息了。
　　　　意大利航空公司子爵号飞机已经飞临蓝色的海湾，最后就要飞抵马里尼安机场了。漂亮的罗马空中小姐笑容满面地走过通道，检视是否所有乘客的安全带都已系好，然后在机尾角落里她自己的座位上坐下并系上她自己的安全带。她注意到她前面座位上的一个乘客不眨眼地盯视着窗外罗纳三角洲的一片耀眼的白色荒地，好像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似的。
　　　　这是一个动作迟缓的大汉，不会说意大利语，他的法语也是带着浓烈的他那东欧祖国的口音。他剪短的黑发上戴一顶黑色贝雷帽，穿一身不平整的暗色衣服，架一副墨镜从来也不肯拿下来。一大块橡皮膏把脸足足遮了一半。她猜想这人一定是脸被刮破得很厉害。
　　　　飞机准时着陆了，离机场大楼很近，所有旅客都走进了海关大厅。当他们鱼贯穿过玻璃门时，有一个矮小秃顶的人站在检验护照的警察旁边并轻轻踢了一下他的脚踝。
　　　　“大家伙，黑贝雷帽，贴块橡皮膏。”说完后他安闲地踱开了，又给了另一个警察同样的信息。
　　　　旅客们分成两行通过格子窗口。在格子富后面，两个警察面对面遥遥相对地坐着，中间相距约10英尺，旅客们从中间穿过。每个旅客都交验护照和人境证。这些是保安警察部门的边防检查站，他们负责法国内部的安全，检查人境的外国人以及回来的法国人。
　　　　当科瓦尔斯基出现时，警察朝他看了一眼，在他黄色的人境证上盖了章；然后随便地看了一下他递过来的身份证，点点头，挥手让高个儿往前走。科瓦尔斯基放下心后，朝着海关人员那里走去。
　　　　那个矮个儿的秃子刚对几个海关官员小声地说了几句话，然后走进一间办公室的玻璃门里。一个高级海关职员用手势指向站在那里等候自己提包（从外面用运输带传送进来）的旅客们，对科瓦尔斯基说：“先生，你的行李？”
　　　　科瓦尔斯基笨拙地向海关职员说：“我没有行李。”
　　　　海关职员扬起眉毛：“没有行李吗？很好，你有什么要报关税的吗？”
　　　　“也没有。”
　　　　海关职员和气地笑了笑。他那笑容几乎和他那如歌唱般的马赛口音一样开朗。
　　　　“那好，朝前走吧，先生。”他打手势指指通向出租汽车站的出口。科瓦尔斯基点点头，走到外面阳光下。他不习惯于随便花钱，因此前后左右张望了一气，直到看见机场的交通车就登了上去。
　　　　当他的身影消失之后，有几个海关人员聚拢在为首的官员周围。
　　　　“真不懂他们为什么要抓他？”
　　　　“看起来这个人脾气不大好。”
　　　　“等那些杂种整够他之后，他就不会这样了。”第三个人这样说，说的时候把头向背后的办公室晃了一下。
　　　　“得了，回去工作吧。”年纪较大的那个人插话说。“今天我们总算对法国尽了一份力量。”
　　　　“你的意思是为伟大的夏尔（指戴高乐）吧？”当他很快走出去时，第一个人回答说。他叹了口气，并咕哝着：“他妈的！”
　　　　正是午饭时刻，公共汽车最后停在市中心的法国民航办事处门口。这里的天气比罗马还要热。8　月的马赛很有一些特点，但是努力地工作决不在此列。太阳照在城市当空，像一种病菌一样，钻进每一个人的皮肤内，吮吸着人们的精力，使你一动也不想动，只想躺在凉快的卧室内，把百叶窗关好，把电风扇打开。
　　　　即使在马赛市最热闹的中心商业区，本来像流水似的车灯也不见了。马路上只有少数行人和几辆汽车慢吞吞地移动着，好像半身陷在泥浆里似的。要花半个小时才能找到一辆出租汽车；大部分出租汽车司机，宁肯找一处荫凉的地方停下车来休息。
　　　　若若给科瓦尔斯基的地址是在通向郊区的大街上，当出租汽车到达解放大道，他告诉司机停车让他下车。司机们是完全遵照顾客的要求的。他们想，这些外国人可能在哪儿有他自己的汽车停着，所以宁愿在这么热的时候下车走几步路。
　　　　科瓦尔斯基注视着出租汽车掉头进城，直到不见踪影为止。他向路旁咖啡馆的侍者问清楚纸上写的那条街道。这条街上的房子看起来都相当新，科瓦尔斯基心想若若一家看来做车站的食品车生意一定是很有出息的。可能他们已经有了固定的商亭了，这是若若太太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这也就足以说明他们家为什么日趋兴旺了。让西尔维在这一带长大当然比在码头附近强多了。他一想到他的女儿，一想到他刚才关于她的那些荒唐念头时，科瓦尔斯基便在公寓房前的台阶下停了步。若若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那是不可能的。
　　　　他跑步上了石阶，站在公寓门厅里。这里有两排信箱，他看到“格尔茨鲍斯基23号”，因为就在上一层楼，所以他决定从楼梯走上去。
　　　　23号的一扇门同其他房间一样，门口有一个电铃，下面的名卡插内，有一张白的小卡片，上面印着格尔茨鲍斯基的名字。门是在走廊尽头，左右是22号和24号。
　　　　当他按电铃时，门打开了。就在这一瞬间，有人把一根棒子挥起打在他的脑门上。
　　　　这一下打破了他脑袋上的表皮。因为皮下是头盖骨，棒子就一下子弹了回去。
　　　　这时两边的22号和24号门从里面打开，几个人蜂拥而出。
　　　　这一切都是在半秒钟的时间内发生的。科瓦尔斯基被包围了。虽然科瓦尔斯基在很多情况下反应很慢，但面临这样的处境，他很清楚：必须进行战斗。
　　　　在狭窄的走廊里，他的身材，他的力量，使他没有用武之地。由于他个子高大，棒子在打他的头部以前，没有能使出全部力量；现在他头上的血摘下来，流过他的眼睛。他辨认出有两个人在他面前的门口；在他的两旁还各有两个人。他迫切需要活动的地方，因此他冲进了23号房间。
　　　　这一冲使他面前的那个人蹒跚地向后直退；他背后的人也都跟了进去。有好几双手拉住他的衣领和衣服。他在房间里掏出腋下的自动手枪，掉转身向门口开了一枪。正在这时另一根棒子打在他的手腕上，他的枪口随着向下倾斜。
　　　　有一个特工让子弹打碎了膝盖，尖叫一声倒了下去。与此同时他手里的枪也给打掉了，他手腕上又挨了一下，手指麻得失去了知觉。紧接着五个人一起扑到他身上来把他掀倒在地。整个打斗不过3　分钟时间。一位医生后来估计，在他最后失去知觉以前，他的头部受到皮包棍棒的袭击总共有十二下。他的一只耳朵有一块肉给打掉了，鼻子也破了，脸孔看起来像一个深红色的面具。
　　　　他的还手主要是一种本能反应行动。有两次他几乎抓到他的手枪，直到后来有人飞起一脚把它踢到起居间的另一头去了。到最后他脸朝下倒下去时，打手中只剩下三个人还站在那里用脚踢他。
　　　　几个特工踢打完后，这个高大的躯体躺在地上毫无知觉，只有从裂了口子的头皮上不停地流淌出来的鲜血说明他还是活着的；那三个没有给打垮的人退后站着，恶狠狠地咒骂，胸膛一起一伏地喘着气。至于其余的人中，那个腿上中了一枪的斜倚着靠门的墙，脸色苍白，沾满鲜血的双手捂着受伤的膝头，从灰白的嘴唇里发出一连串污秽难听的脏话；另一个人双膝跪在地上，缓慢地前后摇晃着，一只手深深地捂着被打破的腹股沟；最后一个人面孔向下躺在离波兰人不远的地毯上，左太阳穴青肿，变了颜色，因为科瓦尔斯基致命的一击不偏不倚打了他个正着。
　　　　这群人的头头把科瓦尔斯基背向下翻过来，拨开他的眼皮看了看。然后走到窗前电话边，拨了个市内的号码，等着。
　　　　他还在喘着气时，电话里有人答话了。他告诉另一头的接话人：“我们抓到他了……厮打吗？当然，他拼命地厮打……他开了一枪，格里尼伤了一个膝盖骨，卡普蒂睾丸上中了一弹，而维塞特则晕过去了，浑身冰凉……什么？对，波兰人活着，这不是命令么？要不然我们不会让他打得这么惨……啊，他也受伤了，好吧……不知道，他失去知觉了……喂，我们不是要一只盛生菜的篮子，我们是要两辆救护车。
　　　　要快一点！“
　　　　他放下了听筒，漫无对象地嘟哝了一声“妈的”，这是全世界操各种语言的人共同骂人的话。房间里到处是家具的碎片，像劈柴似的，事实上也只有当柴烧了。
　　　　他们原先都以为波兰人会倒在外面的通道上，隔壁房间没有摆一件家具。结果这就碍事了，他自己就遭到科瓦尔斯基扔过来的一把扶手椅砸在胸膛正中，痛得很。见鬼的波兰人，他在想，领导办公室的那些笨蛋们没有说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15分钟后两部雪铁龙救护车来到公寓门口，医生跑上楼来他花了5　分钟的时间，仔细地检查了科瓦尔斯基，最后他把这个失去知觉的人的袖子卷起，给他打了一针。
　　　　当两个抬担架的人把科瓦尔斯基抬到电梯口时，医生又转身向着受伤的科西嘉人，他看到墙边周围全是血，知道他受伤很重。
　　　　他把受伤人的手从膝盖拿开，检查了一下说：“用吗啡，然后送医院。我准备给你打一针，在这里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不论怎样，我的孩子，你干这个行当的时代是要结束了。”
　　　　在打针的时候，格里尼又是一连串的骂娘。
　　　　维塞特坐在地上，两手抱住了头，脸上好像没有表情。卡普蒂现在笔直地靠墙坐着，好像只想作呕。他的两个同伙夹住他的双肩架着他一拐一拐地从房内走到走廊。当第二辆救护车中的担架把不能动弹的格里尼抬走后，为首的那个人把维塞特背走了。
　　　　他走到过道里，回头看看那乱七八糟的房间，医生站在他旁边。
　　　　“咳，真是一团糟。”医生说。
　　　　“当地的警察们会来清理干净的。”为首的人说：“这是他们该死的公寓。”
　　　　他关好了房门，看见22号和24号房门还开着，这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动，他就把两扇门都关好了。
　　　　医生问：“这儿没有邻居吗？”
　　　　“没有邻居。”科西嘉人说。“我们占用了整个楼层。”
　　　　医生走在前面，他帮着把仍然昏迷的维塞特抬下楼梯，走向停着的车子。
　　　　12小时以后，当救护车飞快地在法国国土上跑了好远一段路程之后，科瓦尔斯基现在躺在一张轻便床上，这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