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腰到情人高度-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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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签约的人很多，哪有他插话的份。经纪人是公是母他都没有看到。回来的路上，他为自己白跑一趟懊恼万分。作为情人，他熟悉安的每一块肌肉走向，他几乎能预测出三十年后安的哪一块肌肉先萎缩，哪一条血管先坏死。作为女人，自从安辞了滚石的工作开始浪迹于形形色色的舞台，平日里大大咧咧的他慢慢变得疑神疑鬼。晚上，安回来醉醺醺的往床上一躺，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的呓语搅得他无法工作，盯着画布的眼睛都起血丝常常是半根线条也画不准确。他太了解夜总会的那些男人了。那可是一群闻不得腥味的猫。每天晚上，只要戴上他宽大的近视眼镜，他都能在安的小腿上找到看客们留下的搔痕。领舞的两大卖点不外乎是闪现身体的秘密和模仿一些房事的片断。成年男子都有窥私的癖好。在夜总会，舞女上场，不挤到台前动脚动手只是在后边乱吼乱叫的就算绅士。艾欣交际广，Mark杜找过她，然而安那种半瓶子的舞蹈演员离开本行什么事都做不了。她在节奏方面的天赋也被这些年跟着由电流的强弱来表达的音乐折腾得荡然无存。赋闲在家，安免费做了他半年多的模特。几年前法国诞生一个专画妇女私处的画家，他不止一次蒙发过跟风的念头，没料到次次都被安一顿臭骂而作罢。至于那几十张两个人合作了数十个日夜的人体，就是他自己也读不出什么感情色形，看一次不满意一次。后来他为这种失败找到比较合适的理由：安没有模特感。在他看来，一个在汪国真诗歌中长大的女孩能有悟性那真是天大奇观。他本人的实力不容怀疑。最多只肯承认他也许不适合那一类的写实风格。当他拒绝像艾欣那样向家中伸手而他的作品总是找不到好买主的日子，他只好同意安出去找事做。‘婊子养的，让你们摸吧。’每天晚上安兴冲冲对他做再见的飞吻，他不管手上的画笔如何使他分不得心，他都要不自然地合上眼皮，轻轻骂上这么一句才继续工作。然而安和大多数在风尘中混的女人不一样，她对金钱的冷漠有时到了连Mark杜也咋舌的地步。只要她的卡上还有钱可取，她就会成天猫在家里看影碟，做小吃，引诱Mark杜做爱。她玩出的新花样，能像一个高超的网球手把球送出去之后，在球还没有被对方击回而她已经站在球将要落到的位置上那样准确地激发他的想像力。光线在画布上每一秒钟都变幻不定。每次那种绵绵无绝的抽搐即将到来的瞬间，他总觉得站错了位置并羞愧不已。Mark杜隐隐发觉，这次安从老家溜回，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他审视过他们的混在一起的日子，在北京属于中等水平。既不感人也不至于无聊，和平年代的爱情，能保持这个状态已经很不错。有时候画着画着，一回头见安没有睡在床上，他会力不从心丢开画笔，抱着头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他知道他的生活被别人操纵着，可是他又指不出究竟是谁。圈子中他是最早动摇离开北京的。天涯海角安都愿意跟着他，但是一听到回Mark杜老家，安说，打死她也不可能住到乡下，分手都可以。　




　　艾欣也不支持他这种弱劣的打算，她当然也许有其它的想法。Mark杜认为艾欣在百里杜鹃玩的那一套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不愉快的经历。有史以来，女人对故乡的认同都比较淡薄。因为一俟她们成年，总是被嫁到别的地方去。在一个地方成长，在另一个地方生活使得她们就像那个戴着两块手表的萨盖先生对时间产生模糊的概念一样，她们对故乡，无法做出恰如其分的选择。他只知道，作为贫民，住在城市比较合算。不管怎么说城市总给贫穷留有另外的一些机会什么的。不像农村，肚子一饿，什么都完了。当今社会，没有金钱配合，单凭想像力已经无法撬动艺术这个板块。　




　　果然不出Mark杜的预感，月底发薪水，夜总会变脸了。他们以各种稀奇古怪的借口扣去了工资的大半壁江山，Mark杜不顾安的阻拦跑去找人家理论，别说老板，三十出头的妈咪和两个黑汉刚走出佳美车，他就蔫了，夜总会的台阶他都没有登上。他懂得有些人的拳头天生是揍人的。说把人打扁就有本事把人打扁。况且这段时间传说京城有人打闷棍，天擦黑他路过桥洞下边脑袋都止不住嗡嗡乱叫。他在农村的经历告诉他，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小姐们来自五湖四海，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城市像一个法力无边的弥勒佛，谈笑间她们大多被调教得逆来顺受。就算有几个绷着嗓子要讨公道，两三天后她们要嘛作鸟兽散，要嘛被那只看不见的手转到另一家夜总会。当天片警听完Mark杜的陈述，他只得抱歉地告诉这个说不定二十年后他会收藏他作品的青年，这类纠纷归劳动仲裁委员会和法院管。他按照片警提供的号码打电话过去，答复是他们可以受理，本着谁主张谁取证的原则，要Mark杜拿出最有说服力的人证物证按法律程序报送。他去找若地商量，若地在北京别看他什么都敢做敢为，一旦碰到具体的事情，和大多数外地在北京的人们一样，也是两眼一抹黑。他那个专门靠收取中介费为生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苦口婆心劝他们别发神经了。对簿公堂的事他们玩不起。Mark杜可不信邪，他列举《　
南方周末》上刊登的那个为一毛钱都要将官司进行到底的新闻，大惊小怪地搬来在一家报社供职的大学同事，非得爆夜总会的光不可。那个娱记免不过四年寒窗之情，带着他的女朋友应邀前来助阵，最后说正面报道肯定会被主编枪毙。若地是写诗的，不如由他捉刀一首讽刺或打油之诗，他想办法加几句编者按，凡事引起公众的舆论就好办了。Mark杜虽说没什么社会经验，可是坑蒙拐骗的事报纸上天天都在刊登，没想到轮到他自己，想出一口气却是这么难。他自己本身又是个法制观念淡薄的人，除了火烧到自己身上，他对这个社会的同情心仅仅限于安小腿上那些被抓伤的搔痕。一时冲动之后，理智最终占了上风。他拖着大家到馆子去把想像中赢回来的钱喝得一干二净。若地也不辱使命，写了一首题为《一切邂逅都是阴谋》的叙事诗交到报社，最后听说是主编嫌长没给签发。一天下午Mark杜坐在我的沙发巾罩得好好的沙发上以上述事件为铺垫开口向我借钱时，我皱了皱眉头，还是勉强答应了。　




　　“关奇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你不会认不识他吧？你真要打官司不如去找他。他结交的都是有钱人。”我有些心疼地看着Mark杜把我的人民币装进他的钱夹。别有用心地说。　




　　“找什么关奇，算了。你不是不晓得艾欣的脾气。你放心，我们准备操作一家公司，到时候发了，加倍还你。今天的事可不许跟艾欣饶舌。你最近见到她吗？若地说你仗着二两白酒遮住脸横刀夺爱——真要这样，我倒是愿意你同艾欣好，至少这笔钱也就不用还了。”　




　　“那可是两回事。我的钱和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任何关系。若地就是这些方面小气。谁叫他动作慢？女人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闲着，改天找时间我请客。有可能的话，大家找点事做倒是应该的，坐吃山空可不是办法。”　




　　“那是那是，我们好久以前就在酝酿。我先回去和若地商量，回头再和你联系。要干就干，先把公司架子搭起来再说。东风吹，战鼓擂，当今社会谁怕谁？”Mark杜天底下借到钱的人那样乐不可支地告辞。　




　　岁月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流逝。这倒是我始料不及的。半袖衬衫还没来得及送到洗烫店，新年已经辟头盖脑闯到家门前。报童在叫卖今年春运提前开始的消息，邮箱里塞满过年回家机票打折的垃圾邮件。中关村路口，缩在长大衣里兜售假文凭和三级片的河南人走过身边的时候贪婪的眼神在灰褐色的脸庞上显得比已往更加迫切坚定。每到年关，政府在社会治安方面的举措使得不少以此为生的无业人员望风而逃，敢这样顶风作案的往往有可以依仗的后台。随着春节临近，那些以偷税漏税为生的小公司，那些走投无路的年轻人使得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铤而走险。我每天下午很晚的时候才离开图书馆，挟着几本自己越看越没有主见的书，在三角地带捎上一张晚扳，走到公寓门口，报纸也翻完了。我常常把报纸送给那个抱着小孩的妇女。这天没有见到她，我向几个面善的贩子们打听，他们说，回家过年去了。我对时间向来模糊，自从外婆去逝以后。母亲好长一段时间住在乡下。我在北京越发无牵无挂，忙碌的城市生活显然和我无关，每当我侧着身走过熙熙攘攘的人群，都会萌发一种被抛弃的滋味。我经常坐在公寓的阳台上望着那一弯冷月小心翼翼绕过这座庞大的城市。北京的星空干净的时候往往显得耐看，它并不像科学告诉我们的那样遥远。好几次彗星拽着长长的尾巴从我面前划过，我总觉得离它们只有几站路的距离。转眼间，我到北京已经是第二个年头，这个城市以恢宏的大度纵容了我，然而我并没有找到生存的意义。在中关村混了一段时间的人都有想做老板的打算，过去我一直没有在意。我是那种骨子里认为这个社会多几个少几个百万富翁无所谓的人。真正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我宁愿相信是一支粉笔也不会是一家星级酒店里从巴西空运来的小牛肉。大多数人的价值体现在对物质的占有程度。这是我对一个文明社会所感到最为纳闷和不安的。随着时间的消逝，我感觉到没有什么东西比无所事事的生活更容易让人空虚的了。这也许是我一直没有受到金钱威胁的缘故。Mark杜的一番游说，使我变得敏感起来，巴不得马上从事一件具体的工作。三天以后接到Mark杜的电话，我从图书馆里连奔带跑赶回公寓。　




　　Mark杜，若地，还有那个几乎熟悉北京每一条街巷的经理在我公寓门前的花园里吸烟，看见我，他们纷纷扔了烟屁股走出来。Mark杜穿着一件雍肿的棉衣，皮鞋带打着死结。他喜欢把裤腰捆得高高，单薄的下半身给人造成他厚上薄下的错觉。这条棕色的休闲裤买来后我嫌短。送给他，没想到他穿在身上更加短得出奇。　




　　“把裤子的腰放低一点，Mark杜，想让别人认为你要上吊吗？”我笑嘻嘻地打趣他，“如果你的腰真的比我们看到的长那你为何这么短呢？”　



　　经理嗬嗬大笑。若地放下在脖子上绕了一圈的围巾，像一架软梯那样吊在胸前。Mark杜瞪了我一眼，电梯门关上之后，他愤愤地说，“快奔三十岁的人了，昨夜你以为你还嫩。”　




　　“上次那两个妹妹——”　



　　我丢了个眼色，若地知趣地住了嘴。他在电梯里东张西望，一位拎着排骨和芹菜的主妇不耐烦地扭着身子。看得出她很不愿意和我们搭乘这部电梯。别看外边积雪脏兮兮的，北京洁身自好的女人倒是不少。房东告诫我，这幢公寓住的都是有头有面的人。可是我从来没有去拜访过谁。也没有谁来看望过我。我的左邻是一个周天白日都戴着眼镜的中年人，据说他是证券公司的一个头，在北京有多处房产。每个周末他的夫人都是在猜测他住在哪一处的家中度过。我曾经在过道里遇到过他。过道宽得可以跑他那辆加长的林肯，他还是礼貌地往旁边站着让我大摇大摆走过。守电梯的女工告诉我他是这幢公寓里惟一会给她小费的先生。只可惜他不经常回来，要不就是她自个儿错过。我想他大概属于那种懂生活的爷，直从有一天在楼下见过他的女人后我暗地里想认识他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回到家里我有吊嗓子的习惯，有时候心血来潮，半夜里也会在阳台有一声没一声地干嚎。除了房租不像话以外，我对我居住的环境比较满意。每次搭乘电梯上下，我像多数房东一样绷起僵硬的面孔，高傲地望着电梯上端的圆形铁孔。他们在门厅换鞋，我自己则大步流星走进卧室把艾欣的几张照片藏起来。　




　　“你急什么？”我飞快地抖动着毛毯。大声对若地说，“我马上给他们打电话。下午她们的手机都开着。”　



　　“办正事就像办正事的样子。”Mark杜不满地说，“公司办起来，钞票捞足了。你身边还会少得了女人？这几天听赖先生介绍商场上的稀奇事，可真是醍壶灌顶。我总算找到了画卖不出去的原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艺术不商品化，看来只有死路一条。人民有很强的可塑性，赖飞说关键看我们怎样引导。”　




　　我换上睡衣，翻箱倒柜找出几袋牛肉干和花生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