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2-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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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业和手工业，才能最迅速地扩大生产，积累资金，造就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培养社会主义的习惯，从而创造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前提”。毛泽东把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关系，比作“主体和两翼”。“主体”和“两翼”密不可分，互为前提。实现国家工业化，即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即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毛泽东一方面认为“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又十分强调国家工业化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毛泽东始终把工业化看作是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物质基础，不遗余力地为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而奋斗。他认为，没有强大的现代化工业，就没有巩固的社会主义。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强调机器工业是民主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毛泽东所说的机器工业，就是相对于手工工业而言的现代化工业。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为筹划国家工业化，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就指导制定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使国家工业化从百年梦想变为现实的第一步，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一步。　　　　
　　　　第一个五年计划，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主持制定。毛泽东自始至终指导着这一工作。他多次主持会议听取和讨论工作汇报，提出指导性意见，仔细审阅一个又一个的计划草案。五年计划的基本方针、基本任务等重大问题，都是在他主持的中央会议上确定的。　　　　
　　　　中国的工业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是在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起步的。既缺少资金，又没有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足够的建设人才，更无编制中期计划的经验。在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的条件下，唯一可能的是取得苏联的帮助。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给了中国以巨大的帮助，五年计划的编制也是在苏联的直接帮助下完成的。　　　　
　　　　1952年8月，受毛泽东委托，周恩来、陈云等带着试编出来的《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前往苏联，征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意见。　　　　
　　　　9月24日，周恩来、陈云一行回国。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等关于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会议就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等进行了讨论。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初步构想。这样，五年计划的制定，就获得了一个根本的指导思想。五年计划纳入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轨道，成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的步骤。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同年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经过审议正式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为国家工业化的良好开端，载入了共和国的史册。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改造也进入了高潮。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　　　　
　　　　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词里宣布：“在七次大会以来的十一年中，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　　　　
　　　　的确，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落后的农业国里，能够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依靠人民政府的崇高威信，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步骤，比较顺利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确立起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这不能不说是新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伟绩。这一变革的实现，为集中力量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迅速提高生产力，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供了制度保证。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到抗日战争时期，随着革命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对中国国情认识的加深，毛泽东提出“两步走”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使中国共产党对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有了一个清晰的思路。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再经过三年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毛泽东又及时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使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提上了实际的工作日程。事情就是这样，毛泽东没有拘泥于自己过去的理论，他尊重自己的理论成果，更尊重新的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发展自己的理论，以推动社会的进步。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不是毛泽东凭空想出来的。也有人曾经怀疑，是不是听了斯大林的意见，因为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正好是在听取刚从苏联回来的周恩来汇报与苏联谈判情况的那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经查证，这个没有根据。问题的答案只能从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去寻找。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改变了原来的设想，即由先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阶段，然后再“一举实现”社会主义，改为“逐步过渡”，从新中国成立起就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采取了渐进的、和平的方式，而不是突变的、激烈的方式。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改造尽管来势迅猛（这里要指出，社会主义改造过快过急，是一个严重缺点），却没有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社会生产力不但没有遭到破坏，反而有所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不但没有抵制这场改造，反而接受了改造；工农联盟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在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这些都说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集中全党智慧和全国人民的实践经验，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贡献。　　　　
　　　　（逄先知　李捷）


第五部分第126节　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1）

　　　　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也称“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发生在1953年，揭露于1954年初，到1955年春处理完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内高层首次出现的一场分裂与反分裂的严重斗争。亲身经历过这件事的人健在的已经不多了。我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了解事件发生、发展到处理的全过程。为了说清楚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我还是从高岗、饶漱石这两个人说起。　　　　
　　　　我同高岗、饶漱石认识得很早：随中央红军长征，在1935年冬抵达陕北，就认识了高岗；同饶漱石认识得更早一些，1928年我主持上海总工会工作期间，他在我的领导下工作，那时我管他叫“小饶”。　　　　
　　　　在调来北京前，高岗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并且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一和党的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饶漱石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华东军区政委，又是七届中央委员。但从出身经历到平时作风，他们两人很不相同。　　　　
　　　　高岗，1905年出生于陕西横山一个以烧卖木炭为业的农家，只上过初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从农村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中闯出来的工农干部。到东北前，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即刘志丹部队）政委、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地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等要职。这个人有能力、有魄力，精明强干。在刘志丹、谢子长创建陕北苏区和陕北红军过程中，他有过重要贡献；抗日战争中在西北工作也有成绩；东北解放后，东北地区经济的恢复和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展开，走在全国前面；抗美援朝中做后勤工作很得力，曾受到毛主席表扬。但他有个致命的弱点，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方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　　　　
　　　　饶漱石，1903年出生于江西临川的一个中学教师之家，上过大学，精通英文，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从白区城市进步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地下党斗争中锻炼成长的知识分子干部。1935至1938年间被派出国工作，回国后到华中局前，曾在皖南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协助兼书记的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分管白区工作。他有较强的工作能力，曾被少奇同志誉为“优秀的青年革命家”。1947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期间，他在谭震林、黎玉、许世友等同志协助下，领导军民就地坚持斗争，渡过难关，曾受到毛主席表扬。但是，这个人城府很深，寡言笑，少交往，几乎没有朋友，也极少主动找干部谈心。平时他给人的印象是原则性强、作风严谨、处事平稳；生活作风上同高岗相反，烟、酒不沾，从不跳舞、宴客，道貌岸然。可是，同他共事较久的同志对他的评价都不好：原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秘书长李一氓说饶“心胸狭窄，权欲很重”；原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说饶“一讲权威，二讲权术”；曾做过他的政治秘书的艾丁说饶是“伪君子”。饶的权位观念重，我也领教过一次：1946年底前后，北平军事调解处执行部解散，饶（军调期间任中共代表团顾问）飞回延安。我去机场接他，招呼他“小饶”，他就像没有听见一样；我追上前喊一声“饶政委”，他才答应。过后我向陈毅提起这件事。陈说，饶这人就是这样。后来饶搞分裂活动败露，证明此人果然是“大奸似忠”。1954年春，邓小平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时，一针见血地指出：“饶漱石是个‘单干户’，平时韬光养晦，不到关键时刻不伸手。”　　　　
　　　　这两个看起来如此不同的人，由于共同的政治野心，走到一起来了。　　　　
　　　　高岗在东北掌握大权后，政治野心日益膨胀，动起当独霸一方的“东北王”、相机攫取更高权位的邪念。他从三方面下功夫：一是处处强调东北“特殊”，在政策执行上也强调“情况特殊”而自作主张，有的明显同中央政策不一致；二是把刘少奇、周恩来视为他实现野心的最大障碍，散布流言蜚语，设法贬抑、诋毁他们；三是极力讨好苏联，妄图“挟洋自重”。那时的苏共和苏联政府，大国沙文主义很露骨，高岗却公然对苏方说：“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边界。”他在苏方派驻满洲铁路系统的总顾问柯瓦廖夫面前发泄他对刘少奇的不满，并且造谣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等等。1949年7月，高岗随刘少奇访苏回国后，又向人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最赏识他高岗。　　　　
　　　　柯瓦廖夫后来升任苏联驻华经济总顾问，在1949年12月初陪同毛主席首次去莫斯科谈判时，打了个“小报告”给斯大林，说中共中央委员中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有些人过去是亲美的，中国党中央领导人现在还支持他们；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等等；还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构成等机密情况。这些“情报”正是高岗提供给他的。斯大林把柯瓦廖夫那份“报告”交给了毛主席，但又说：“毛泽东同志，你的一些同志对我们在东北的合作非常高兴。”并且指名赞扬了高岗，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多年后，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毫不掩饰地说：“由于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我们失去了一位对我们真正友好并能就中国领导内部对苏联的真实态度提供宝贵情报的人。”　　　　
　　　　1952年高岗调到北京，住进东交民巷8号，柯瓦廖夫随即在东交民巷开设了“总代表处”，约高岗随时前去吃喝玩乐，继续投高所好，其意图不说自明。


第五部分第127节　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2）

　　　　饶漱石的权欲，在1942年和1950年曾经两度自我暴露：　　　　
　　　　第一次，“黄花塘事件”（按：黄花塘为江苏省盱眙县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