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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

1532-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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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53节 师哲回忆整顿运动(2)

    1942年6月2日,党中央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毛主席为组长,康生为副组长,领导全面的整风运动。这个学习委员会是在1941年9月26日成立的中央(高级)学习组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央(高级)学习组的组长是毛主席,副组长是王稼祥。由于康生回国以后,当上了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掌握了教育、审查干部的一部分权力,同时,康生又善于耍两面派,见风使舵,做出忠心耿耿和“一贯”批判王明路线,与王明路线作斗争的样子。最典型的是,康生在莫斯科时高喊“王明万岁”,初回延安时仍竭力吹捧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但到整风运动期间,他却摇身一变,说王明的小册子是“为中共更加孟什维克化而斗争”。就这样,他当上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组长。并且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康生说过:总学委会的实际工作由你做。    
    康生提出要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们帮助他做工作。党中央同意了。我记得,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是:胡乔木(毛泽东的秘书)、黄华(朱德的秘书)、师哲(任弼时的秘书)、王鹤寿(陈云的秘书)、廖鲁言(王明的秘书)、陶铸(王稼祥的秘书)、匡亚明(康生的秘书)等同志。康生要求上述同志作为他的助手,分别向各有关单位了解整风学习的进展情况,并向中央总学委会汇报。    
    康生要随便使用这些同志也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些人各有自己的首长,要完成自己首长交办的各项任务。所以,除了我和廖鲁言以外,基本上没有看见过他们与康生有多少联系。大致上,胡乔木随毛泽东主持文艺界的整风运动;陶铸、黄华随王稼祥、朱老总管军委系统的整风运动;我和廖鲁言去边区联系中央西北局和联防司令部有关整风的事务。此外,我还有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随任弼时一起参加1942年10月17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    
    1943年3月初,刘少奇回到延安。毛主席让刘少奇主持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但是刘少奇因自己刚到延安,对延安的整风和中央机关的情况都不大了解,很少管事,实际上还是康生在主持这方面的工作,这也是他求之不得的。虽然毛主席、刘少奇同康生都住在杨家岭,但是有关整风的一些汇报会刘少奇不常参加,有时毛主席也不去参加,那就只有康生一人了。这样,康生就成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对于整风、审干中的一些问题,康生既可以向毛主席汇报,也可以向刘少奇汇报。但有些问题康生并不向毛、刘汇报。这种情况给康生钻空子创造了条件。    
    整风运动开始不久,中央研究院被作为整风运动的重点。后来审查干部又把中央党校作为重点,都不是没有原因的,也不是与康生本人无关的。    
    3月16日,中央研究院召开院务会议,决定进行全院大检查。20日,研究院停止一切日常工作,专门从事“学风、文风、党风”的检查。    
    当时把中央研究院看作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院长是洛甫(张闻天)。当时,马列学院学习马列主义的空气是很浓厚的。无论是教员还是学员,他们学习马列可以说大多数都是好样的。他们熟悉马列主义著作,自然,不少人只是会背诵而已,还没有使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然而,这能不能说马列著作读得过多了呢?以后可以不学马列著作了呢?实际上,当时我们对马列著作的翻译和出版还很不够,研究得更不够,哪里谈得上读得太多了呢?!当然,把马列主义看成教条是要反对的,但反对教条主义,并不是连马列的书也不读了,只能学习毛泽东著作。整风以后的确注意学习毛泽东著作,并且也开始把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并列。    
    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的英文水平较高。他翻译过很多马列著作。但是,整风开始后,柯柏年竟因为翻译过一些马列著作,而被指责为“教条主义者”,似乎还因此而受到批判。于是柯柏年发誓以后再不搞翻译工作了。毛主席后来也知道了这件事。一次在王家坪毛主席对柯柏年说,你还要翻译啊!柯柏年坚持说,再不搞翻译了。对于这些问题,回过头来再想一想,是很值得深思的。    
    整风运动中的这种偏向与康生是有直接关系的。康生后来说过,批判教条主义是“破坏”,学习毛泽东著作才是“建设”,只破坏不建设,只能给三十分。    
    整风开始以后,康生以为整风就是对付所谓“二十八个半”的,所以选择中央研究院作为整风运动的重点,并亲自插手中央研究院的运动,把运动的矛头指向一些党内的老同志。后来因为毛主席强调整风是为了弄清问题,分清是非,提高认识,不是为了追究个人责任,才把康生的这一套压下去。    
    1942年12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过一个报告。报告的题目就叫《关于锄奸问题》。这个报告就是宣传延安“特务如麻”。报告认为,一种是打进来的,例如戴笠派来的特务;还有一种是拉出去的,也就是在我们的队伍里发展了他们的人。    
    康生利用汉中特务训练班一案,即“戴案”,开始制造“特务如麻”的舆论。    
    “戴案”确实是一个特务案件。这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机关在整风运动开始以前就已破获的,并且已经处理完毕。1940年末,边区保安机关在关中地区发现个别人的特嫌问题。1941年,保安处派布鲁去关中马栏镇进行调查处理。    
    最先向我们自首的是曾参加过那个特务训练班的吴南山。吴南山说,戴笠在汉中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训练了一批青年,派进陕甘宁边区从事特务活动,这个训练班有四十六七人已进入边区。后来,保安机关根据吴南山提供的线索进行了深入调查。结果绝大多数人都被查出,其中有的已向我们秘密作了坦白交待。    
    这个工作做得很顺利,原因是这些人都是青年人,家都在西北或在邻近边区的边境线上。他们想,如果现在不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一旦被发现,全家都要受牵连。同时,当时党实行宽大政策,如果特务分子自首坦白,就不抓不杀。这样,这批人也就一个一个地都分别处理了,并允许他们照常工作。当然,对他们也予以必要的监视、考察,以掌握其动向。毫无疑问,这些人是国民党的特务。他们不仅受过特务训练,而且混进边区来也是带了具体任务的。当然,到了边区以后,是否从事过特务破坏活动,危害程度如何?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最初,康生并不知道这个案子,事后才知道,于是要走了卷宗、档案材料,进行了了解,据此,他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康生说过,“毛主席很重视这个案子”。还说,这个案子说明了很多问题:这一案四十余人都是青年,因此,我们审干的重点对象也应该是青年,首先是外来的青年。其次,他们渗入到了边区各个部门、各种工作岗位。可见他们的活动是深而广的。面既如此之广,审干、肃反也要做得广些。康生在审干、“抢救运动”中确实把矛头对准了青年,几乎把外地来的青年都打成了“特务”或给加上“特嫌”标签。    
    康生说,“‘戴案’给我们敲了一个思想上的警钟”。康生的所谓“特务如麻”就是由此而来的。    
    从1942年12月,康生作《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以后,延安少数单位开始审查干部。


第二部分第54节 师哲回忆整顿运动(3)

    1943年康生就说,“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这两句话实际上是康生在整风运动中杜撰的一种别有用心的“理论”,作为他推行一条错误路线的根据。    
    1943年4月1日,康生要边区保安处抓人。理由是胡宗南的秘书胡公冕要来延安,怕一些在审查干部中发现有问题的人与胡公冕“联络”,因此要抓一批人。康生把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和我叫去了。1943年1月西北高干会结束后,我被调到陕甘宁保安处一局任局长。    
    一天晚上,康生手里拿着一个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作记号,又圈又点,说这个是“复兴”,是“CC”,那个是“特务”,是“汉奸”,是“叛徒”,是“日特”等等。最后叫我们把打了“○”的人都抓起来;打了“•;”的送进边区行政学院。    
    我问:“要抓的这些人有没有材料?没有确切的材料,我们怎么抓人?怎么审问?”    
    康生说:“有材料还要你们审问干什么?!”    
    从这一天晚上一直忙到第二天,整整一夜没有休息,一夜之间抓了260多人。同时,李克农、汪金祥(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负责抓中央直属机关的嫌疑分子。    
    4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的决定》,文件认为:“一年的经验证明:整风运动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办法,而且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办法。”因而决定整风运动再继续开展一年。    
    1943年7月,蒋介石阴谋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审干运动转为肃反运动,即“抢救失足者运动”。15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出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第一句话就是“今天的大会,是紧急时期的会议,是军事动员时期的会议。”他说:“从四月十号起到今天为止,已经有450人向党坦白悔过了。”他将受审查的干部称为“失足者”。他说:“一个小孩子失足河中,如果是平时还可以从容的去救,如果是涨大水的时候就要抢救,这是不说也懂的简单道理。可是,自然界的失足者,主要是靠外边的人来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主要是依靠自己。因此,我们号召来坦白的人赶快地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了这个最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决定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并说:“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的方针。”《决定》指出:“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文件规定,在延安由普通(即指各个机关)、反省、保卫三种机关进行审干工作。    
    10月间,我从绥德回来时,延安受审查的人更多了。这些人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边区保安处,一个是社会部(枣园后沟)。这两处关押的都是涉及重大案件的人。另外还有一些人集中在中央党校、边区行政学院(这里主要是边区系统的)和西北公学学习、反省。西北公学名义上是社会部在枣园办的一个训练班,实际上是集中中央直属系统和军委直属系统受审查的干部。这两处有近千人,还有第三种人,有问题但不严重,或者有某些嫌疑的,大多留在本单位进行“劝说”,促其“坦白”。    
    任弼时时刻警惕、注意研究事态的发展,有时把我找去,了解情况。当他发现这种种错误做法造成是非颠倒、以至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时,就向毛主席汇报,反映情况,提出立即制止错误做法的意见。毛主席采纳了任弼时的意见,并纠正了那些错误做法。当时了解情况的大有人在,但多是敢怒而不敢言。但是毛主席认为不能给群众泼冷水。运动已搞成这个样子,纠正起来也不是一日之功。此后,情况虽然稍稍缓和了一下,但事态并未彻底扭转过来。    
    到1943年9月末,“抢救运动”已无法再搞下去了。“抢救”和被“抢救”的双方到了极度对立的程度,再也无法继续进行了。康生又耍了一个花招,提出所谓“自救运动”。这是康生自己后来对我说的。他说:“在中直大礼堂,人们斗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柯曾是北平地下党的工作者,在北平地下党遭到破坏后,绝大部分党员被捕,恰好柯庆施去了绥远,没有被捕。根据这一事实就怀疑柯庆施是叛徒,要他坦白)的时候,双方出现了僵局,十分对立,弄不下去了。我到会,提出了‘自救运动’的口号。我说,今天晚了,大家累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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