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2-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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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四军创建之初，毛泽东除对军和支队领导人的配备极为关心外，还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调集了一批原主力红军的师、团干部担任新四军军部机关有关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其中第一批包括：原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赖传珠，任新四军参谋处处长；原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原军委第二局副局长胡立教，任新四军军部通信科科长；原陕甘宁边区政府粮食局局长宋裕和，住新四军军部军需处副处长（处长为叶挺之弟叶辅平）；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原中共陕甘省委宣传部部长李一氓，任新四军军部秘书长。这样，新四军军部机关负责作战的、组织和干部的、通信的、钱物的、机要的等重要部门，都由来自主力红军的干部担任领导。这对机关业务部门的迅速建立、工作的开展和发扬红军优良传统，都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对新四军作战部队的建设也给予极大关注，先后从抗大抽调一批原在主力红军工作的师、团、营职干部，以加强新四军支队、团、营的领导力量。其中第一批有：原红一军团第一师参谋长胡发坚，任第一支队参谋长；原红一军团师政治委员刘炎，任第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原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副师长王必成，任第一支队第二团参谋长、团长；原红军团长张道庸（陶勇），任第二支队第四团副团长。其他支队、团，也派进了一批原为主力红军的团、营干部。1938年春，第四支队第八团改编前后，就派进原主力红军的团长成钧、赵启民、朱绍清等20多名团营职干部，领导力量得到很大的加强。
这些来自原主力红军的干部，领导部队建设和指挥作战的经验丰富，且多数在抗大学习过，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和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四军组建以后如何部署？1937年12月30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康生、陈云一起，在致陈绍禹、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叶剑英的电报中就明确指出：“为使敌攻武汉处于我之战略包围”，新四军应部署在长江南北；以皖南为重心，准备攻击南京、芜湖等地之敌；皖北（按：应为皖中）以舒城、桐城等地为中心，准备攻击沿江之敌；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高敬亭支队置于皖北。这就把新四军组建后的基本部署定了下来。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整编的指示，新四军军部于1938年2月下达了部队集中整编和集结的通知。第一、第三支队于4月初开到皖南歙县岩寺镇集结，第四支队也于4月初开到皖中舒城、庐江地区集结。第二支队由于路途太远，加之又到福州领回原何鸣部被缴的枪支，直到4月18日才到达岩寺。这样，分布在南方八省14个地区（不含琼崖）的红军和游击队，仅用3个月时间，就顺利地完成了改编和集中的任务，速度是相当快的。
新四军集结后怎样行动？项英、陈毅于1938年2月14日向毛泽东建议：新四军“不宜全部集结岩寺”，应“尽可能向前伸出到浙、苏、皖之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毛泽东第二天就复电：“同意14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地”。不久，第一、第二支队挺进到苏南和苏皖边开展游击战争，就是按毛泽东这个指示进行的。
1938年4月24日，毛泽东复电项英：“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甚妥”。按照毛泽东的复示，新四军军部从第一、第二、第三支队抽调人员组成先遣支队，由粟裕率领，于28日赴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项英于29日向毛泽东和长江局作了报告：“先遣队已出发，各支队不日陆续跟进”。这时，离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在岩寺集结完毕，也只有10天时间。
同年5月4日，毛泽东就新四军应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问题致电项英：“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探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项英认为毛泽东这个指示很重要，在组织东南分局、军分会的成员学习后，立即转发给各支队，并要负有进军苏南敌后任务的第一、第二支队认真研究执行。是年6月，陈毅，张鼎丞率第一、第二支队先后挺进到苏南和苏皖边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随着第一、第二、第四支队向大江南北敌后挺进，并取得蒋家河口、韦岗，新丰等战斗的胜利，从而使新四军实施了战略展开，初创了苏南、皖中抗日根据地，扩大了影响和声威。1938年6月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前，日军感到其后方安全，从常州、镇江、南京、当涂到芜湖一带，只驻扎两个联队，当新四军进入江南后，积极打敌人，破坏敌人交通，迫敌增兵防卫，到1938年底，江南驻防的敌人已增加到两个半到3个师团。这就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
毛泽东上述关心、指导新四军的创建和初创时期取得的成就，都已镌刻在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丰碑上。它为开展华中敌后抗战，为新四军尔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王辅一）
第二部分第47节 胡乔木回忆皖南事变（1）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与日本、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两国三方”关系，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局面。鉴于前一阶段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对抗战的不同态度，日本政府对国民党由军事打击为主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日军作战的主攻方向由对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转向对共产党的敌后战场。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这种改变，国民党政府面对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其政策的重点也由对外转向了对内，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反共武装摩擦事件。
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在民族矛盾仍是主要矛盾的条件下，如何处理以或隐或显、时伏时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大敌当前，八路军、新四军不能不以主要力量继续抗击日本侵略军；为了自卫求生，对于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又不能不进行斗争。困难不在于要不要进行这两方面的斗争，而在于如何把这两者结合好，使抵御内患之争不至于损害抗击外侮之敌，以这种斗争来维护共同抗敌之局面。毛主席成功地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难题，在粉碎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又领导全党打退了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国共两党的这次严重的政治军事斗争，对抗战期间的政局和战局，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端于1940年10月19日的何、白“皓电”。这一天（19日在电报上以韵目代日，简称“皓”），蒋介石集团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致电十八集团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限令驻守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并要求八路军、新四军由已有的五十万人缩编为十万人。这是对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产党的通牒，揭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这场史剧的序幕。
第二次反共高潮距第一次反共高潮仅半年时间。为什么蒋介石对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抗日军队如此迫不及待地发动进攻？这与当时国际形势在一个方面的急剧变动有一定关系。
1940年6月，德军攻陷巴黎，法国贝当政府投降。9月，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缔结军事同盟条约，急谋结束中日战争，使日本从中国战场抽身，得以侵略南太平洋英美等国的殖民地。为此，德国再次出面调停，劝蒋介石集团对日妥协，日本进一步开展诱降活动。这个时期，英美政府也改变了以牺牲中国利益来换取日本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政策，积极拉拢蒋介石加入他们的联盟，以求遏制日本的南进。为了拉蒋，英国表示重开滇缅公路，美国宣布给予大量贷款。另外，苏联根据《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继续给予国民党政府以军事和经济援助。国际上三大力量这样或拉、或诱、或援的结果，使蒋介石感到身价陡增，忘乎所以，好像历史给了他一个“解决共产党问题”的难得机会。
毛主席分析这一形势，指出：“这是德意日同盟与英美对日积极化的结果”，“一个月来英美与德日意在中国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后者要求中国政府放弃独立战争，加入德日意同盟，变为贝当政府。前者要求中国政府放弃独立战争，拒绝贝当政府，变为戴高乐政府，加入英美同盟。目前这一斗争将到白热化”。毛主席剖析蒋介石的心态说：“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如果日美战争能早日爆发，并有胜利把握，他是愿意做戴高乐的。一个月来他已利用德意日的声势，不久他还会利用日本向他的让步，向英美再敲一笔竹杠，并要英美自己用卡车送进来，目前是蒋介石最得意的时候。”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除了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其有恃无恐外，还因为他们在苏北制造的反新四军摩擦中吃了亏，急切地要进行报复。自1939年1月国民党在它的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和“反共”的具体方针后，一直在处心积虑地寻机打击、削弱、直至消灭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在华北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了，不甘心；1940年6月下旬到10月上旬又在苏北挑起武装冲突。在他们看来，苏北的地理位置介于华北与华中之间，是八路军与新四军联系的枢纽，占据苏北，可以阻止八路军与新四军会合。在苏北，国民党的韩德勤部有十六万之众，新四军陈毅部只有七千人。蒋介石让韩德勤发动苏北战争，满以为会一举成功，没有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仅9月底到10月初的黄桥一战，就被歼两个师一万一千多人。苏北战争以韩德勤的惨败告终。周恩来同志谈到这段历史说：“蒋介石捏住鼻子没有说话，但他是要报仇的。在苏北战争结束后，王懋功就到顾祝同那里去，布置皖南事变”。10月中旬，蒋介石集团发出何、白“皓电”是决心要对华中地区的我党抗日武装力量给以致命一击。在“皓电”发出的同时，国民党军司令部向顾祝同、汤恩伯、韩德勤等部发出了围攻新四军的密令。10月24日，恩来同志向延安报告重庆方面的消息说：“蒋之宴会，何之报告，白之反共，汤恩伯、李铁军与马鸿逵等纷纷来渝，江南北部队亦在调动，对于华北进步报章之限制，对舆论反共之动员，对凡有共党左倾嫌疑者加紧监视和逮捕，均证明反共高潮是正在着着上升。”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蒋介石发动反共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但前一次规模较小，在国内产生的震动不大。这一次何、白“皓电”是以中央政府命令的形式发出的，气焰嚣张，势头猛烈，对社会各界震动甚大。无论中共的朋友或是中间派人士都为中共的前途担忧。替中共谋划对策者有之，为中共设法调停者有之，要中共发动反内战者也有之。但更多地还是劝中共作出让步。11月1日，恩来同志电告中央说：“现在各方都已感觉形势严重”，“大家一致望我们拿出办法来，并望我们让步，以缓和破裂，这须请中央以决策速告”。
在这样的严峻形势面前，毛主席表现出了大政治家处变不惊、镇定自若的风度。他对形势发展的各种前途以及影响它的各种力量作了冷静的分析，提出了我党打退国民党进攻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
毛主席首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