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小品 作者:张贤亮-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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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并不抱多大希望。可没想到，税务部门马上就批准镇北堡电影基地可以免税，还把
已缴的税款退了回来。这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
　　　　又譬如，我们在永宁望远还办了个生产天门冬铵酸、丙铵酸及其系列副产品的工厂，
名曰“辉煌生物化学制品公司”。产品是属于高科技的新产品，按规定可以在一个时期
内享受免税，我们原以为申请免税一定会被税务人员刁难。但也非一般人的想象，税务
人员很理解高新科技产品对偏远地区的宁夏经济的重要性。
　　　　所以，我看到本书中有描写银川和永宁两地税务工作者的报告文学作品颇感欣慰，
我以亲身的感受知道有关他们的作品是完全真实的。
　　　　当前以及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经济建设是我们一切事业的中心。税务工作的重
要性更加突出出来。在过去计划经济的社会形态中，一般人和税务极少打交道。所谓纳
税，也是把国家这个口袋的钱放到那个口袋里去罢了。现在不同了，几乎每个老百姓都
与纳税有关系，比如所得税，不论任何人，收入达到一定数额便须纳税。而税务部门绝
不同于银行，他只会向人要钱不会给人钱，这样，惹人“讨厌”的问题就产生了。
　　　　从历史上看，中国老百姓一贯具有尊重赋税，按时纳粮的好传统。民间谚语早有
“谁当皇上给谁纳粮”，“缴了田赋，皇帝老儿也管不着”这些话。说明中国老百姓自
古就认识纳税交赋是每个臣民的义务；土农工商，皆把纳税交赋放在支出中的首位，纳
税交赋之后，便取得了自由。然而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乱了套。首先是在根
本上降低了中国人民的道德素质和义务、信誉等等观念。如果说，我所办的四个公司目
前有点问题的话，那全部是出在我太相信人，对方及我曾经用过的人毫无义务和信誉观
念造成的。
　　　　市场经济，必须在人与人完全平等，严格按照法律和义务办事的基础上才能良性运
转，这里面当然包括按时纳税和按时还款等等公民义务和负债人义务。在我办公司初期，
由于我经验不足和轻信他人，借出去了两笔钱达二十万之多——一家餐馆，一家电子广
告中心，直到我写此序的今天，还款期已超出半年多，仍不能全部收回来。向我借钱的
时候恨不得叫我爷爷，现在我不但成了孙子，并且也成了“讨厌”的人。我有这样的切
身体会，所以我真的非常同情税务工作者的艰难。我曾到过很多西方国家，的确，从现
象上看，西方人比我们有更多的人身自由，但西方人却普遍敬畏两种人——警察和税务
官。外国电影电视剧中就常会出现这种场面，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一个蛮不讲理的、
或是喝醉酒的西方人，敢打敢杀任何人，可是一见警察和税务官就马上毕恭毕敬，你说
怪不怪？要是我向他们介绍中国还有不少人不听警察和税务官的，把上门收税的税务官
打个半死的事情，外国人一定会羡慕我们的“自由”羡慕得要死。
　　　　然而，他们的民主也正寓含于其中。在西方国家，只要是一个“纳税人”，他便敢
于批评任何一级官员，包括总统；他便有权要求任何一级政府为他做抓猫捉狗、四处去
寻找他丢失的宠物这类杂事，政府官员抓不到或抓得慢一点，他还会去法院控告官员。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具有比西方更广泛的民主，更完备的法治。现在，思想
界、学术界、政府、人大、政协等等，都在积极讨论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建
设，我们社会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而我个人以为，人民要想真正的享受民主，首先
每个人都应做个好纳税人。
　　　　由于没有读完本书收集的全部文章，只能凭感想写出上面的文字。据我所知，为税
务工作者写报告文学，并且出版了专集的，可能我们宁夏在全国算是领先的。因而我要
为宁夏作家协会办的这件事叫声：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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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缘小品　　　发疯的钢琴　　　　　
　《中篇小说选刊》来信通知我，福建海峡出版社已将我的作品列入“新时期中篇小
说名作丛书”的出版计划。除了要我“一张光面纸四寸个人半身照”之外，还要我数张
“代表个人生活简历和文学活动的照片”。趁这个机会，我将我最珍贵的一张照片献了
出来。这张照片就是读者看到的我年轻的母亲抱着仅有几个月的我。地点在南京的祖宅。
祖宅位于湖北路，原国民政府外交部后面，是一所很大的花园，名“梅溪山庄”，据说
是我祖父和有名的“辫帅”张勋打麻将赢来的。一九八四年春天，我因《绿化树》获全
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前往南京参加发奖会，和国文、骥才、友梅，在主人石言与张弦的陪
伴下，去看了一趟这所祖宅。三十二年归故国，祖宅已荡然无存，变成了一座颇具规模
的工厂。过去的记忆犹在，眼前的景物全非。即使记忆也是不准确的，原来印象中一直
是粗可合抱的一株皂角树，现在看来，只不过水桶般的直径而已。
　　　　我经常端详仅有几个月的我，奇怪这个傻乎乎的婴儿怎么会变成这样神情阴郁喜怒
无常、连我自己都讨厌的中年人。对这张照片看着看着，我会游离出我之外，似乎我既
不是这个婴儿，也不是现在的我，而是另一个什么人。是一个什么人呢？我也搞不清楚，
我觉得那个人应该比现在的我好一点。可是作了这番忏悔之后，我并没有高尚起来，在
现实中我仍然做着一个连自己都讨厌的人。
　　　　抱着我的母亲，在一九六七年元月去世了。她是被“红卫兵”吓死的。那时我正在
《土牢情话》中描写过的“鬼门关”劳改：管我的队长截获了我大姨发来的电报，板着
面孔说：“这个地主婆死得好！”现在这个队长已调回他老家内蒙古的一个县，仍然当
着什么干部，大概还管着一些人。
　　　　我母亲的笑容永远凝固在这张照片上。
　　　　翻翻我写的东西：长篇、中篇、短篇、散文、电影剧本和所谓的评论，我也常常会
觉得这些文字不是出于我之手，而是一个别的什么人的作品。我不会写作。从拍了这张
照片后我就没有长大。我没有躯体。我肉体感觉不到痛楚。我只是一大堆莫明其妙、杂
乱无章、无可言状、瞬息即变的幻想、想象、印象、感觉……我感到的只是自己的感觉。
我是一架发了疯的钢琴。总有一天，这架钢琴会因自己癫狂性的颤抖而散裂。于是声音
也消失了，在空气中留不下任何痕迹。
　　　　就写到这里吧。我现在正在听理查德·克莱门特演奏的：
　　　　“不要为我哭泣，阿根廷！”
　　　　　　　　　　　　　　　　　　　　　　　　　　　　　　　　　　　　　　　　　　　　　　　　　　　　　　　　　　1986。8。15。
…　
　　　　　　　　　　　　　　　　　　　
　　　　　边缘小品　　　《张贤亮小说自选集》前言　　　　　
　有道是文坛上“各领风骚三五年”，但俗话说“六十年风水转一转”：原来曾风行
一时的小说过了若干年，又会引起人们注意。尽皆哀叹“严肃文学衰退”的今天，七十
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文学复兴期”的小说再找来读，也还过瘾。据说书店里现在很难买
到我的书，于是一下子有好几种选集出版，既然市场有这种需求，出版社只要觉得不会
亏本，我自然也不想矫情藏拙。
　　　　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这本选集，稍稍与别的选集不同。我要求这本集子囊括我小说的
不同风格和所描写的社会各个侧面。我个人命运经过大起大落，生命有晦暗的阴影也有
过明丽的亮色，既然文学创作纯然是个人行为，创作出的作品也当然是作者个人人格和
经历的表现。我从一九七九年“平反”后开始写小说，迄今止有短短的十五年。这十五
年中我可说是扶摇直上，固然凭借了改革开放的好风力，但也有我自己生活积累深厚的
优势。一九七六年吉林下陨石雨时，我还在离银川市六十里之遥的贺兰山下“监督劳
动”，曾以《陨石》为题口占打油诗一首：“流光似火落蛮荒，铁魄铜魂体藏；历遍三
界方悟道，空间未必是天堂。”这里的“三界”，指的是凡夫生死往来之世界；上自六
欲天，中自人界之四大洲，下至无间地狱。那时我当然还不能说“历遍三界”。“平反”
后，“三界”虽仍未“历遍”，离“悟道”更差得远，却也多少尝到个中滋味。回顾大
半生：要过饭，讨过钱，戴过铐子关过监；也曾失恋也曾被人追求，也曾踏过红地毯也
曾赴过国王宴。这话也许有人听来俗气得要命，可是我天生就没有仙风道骨，是个大俗
人。罗曼·罗兰说“性格就是命运”，反过来，命运何尝不能再塑性格。我有这样的命
运，于是就有这样的性格，于是就化为风格反映在所写的每部作品中。坎坷蹇滞也是一
种丰富，起落上下给我提供了广泛接触人的机会。所以我的作品就决不会是单一的、一
种类型的。
　　　　我所有的作品，不过表现了我对生命的贪婪，总想利用机缘做多种的尝试，即使是
小说，我也不愿仅用一种笔法书写。
　　　　有权发表文章以来，我一直没有想将“作家”当做一门职业，仅靠写小说安身立命。
提起笔我便想参与社会活动，我是把写作当成社会活动的一种方式来对待。说是“主题
先行”也好，说是“文以载道”也罢，我总是把我的作品能给人以什么这个问题放在首
位。个人的作为和个人的作品相比，我重视前者。我不愿做一个除了会写写文章之外别
无它能的人。今天看来，事实证明我这种生活态度或说是生存方式是对的。鲁迅在一九
一九年即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任务倒好像越来越近切，可
见得文学功能的微弱。大师数十大卷作品也止是在这个民族的皮肤播了一下，不管是政
治排斥他或利用他，其实他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无所补益。鲁迅要是现在看到中国人在
日俄战争中被砍头的电影，大约也不会再以为文学即能救这个民族，还是医生有点实际
的用处。我倒以为文学今天真正降落到了它应该待的那个位置，这就是汉武帝早就给规
定了的“俳忧文学”。听说张承志要告别文学，我猜想他并不完全是对当今“文学的堕
落”表示激愤，也有一种整个文学的无力感。而我，我早已看惯了比“堕落”更堕落的
人和事，面对作家见“意义”就躲、“纯文学”变成了高智商文字游戏的书摊，我丝毫
没有激愤，我采取的方式是干脆宣布我所有的小说都是“政治小说”，在人们的印象中
尽量减弱它的文学性。
　　　　然而，不但我几种版本的选集都能卖得出去，竟还有人盗版，证明读者还没有忘记
我，或新一代的文学爱好者仍对我的作品有一定兴趣。这又说明我的“政治小说”除了
政治之外还有一点文学性。我想，这大概也是由我的性格和人生态度所决定。我把文学
创作当做参与社会活动，便真正发挥了语言的基质——用有意义的工具做有意义的事情
——因而它就比任何玩弄语言以逃避现实的猜谜游戏式的作品具有生命力。而政治对于
人最大的影响，无过于灵与肉、生与死。这样，我写政治其实就一下子触到了文学的根
本，人最关心的终极价值。
　　　　正因为我始终把关注和参与现实社会放在单纯的文学创作之上，即使蜷缩在西北一
隅，弹丸之地，我自认为自己也有一定的敏锐，有一定的超前感。在中国大陆，我是第
一个写“性”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九八五）、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男
人的风格》——一九八三）、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早安朋友》——一九八六）、
第一个写知识分子没落感的（《习惯死亡》——一九八九，不客气地说，平凹的《废都》
晚我五年，当然他的写法与我不同）、第一个揭示已被很多人遗忘的“低标准瓜菜代”
对整个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生理和心理损伤的（《我的菩提树》——一九九四）……
你可以说我写得不好，但我毕竟开了风气之先，是功是罪，我以为只有后人才有资格评
说。
　　　　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生物”，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
尤其在中国社会，人的真正属性不通过政治几乎无从表现。政治甚至渗透到床上旁观做
爱的全过程，柏拉图的爱情常常也要以政治术语来表达。政治败坏或说是提高了中国的
固有文化，使中国文化下降或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但只要把语言当做语言，将语
言的功能发挥到极致，艺术便从中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