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小品 作者:张贤亮-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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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义来观照生活和生命了。
从小说艺术的没落，不由得使我想到整个人类智慧的退化。这不是我们中国一国的
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苏联的小说家，哪怕是得过诺贝尔奖的也好，至今没有出现超过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家；美国历史短，且不去说他；英国当代的作者，我还
没有看见一位比狄更斯和萨克雷更有才华，作品更具有经典性的；法国也同样，几位诺
贝尔奖的获奖者的作品都不会比巴尔扎克、斯汤达、雨果、左拉、莫泊桑流传得久远；
就拿童话来说吧，你举得出来有一个当代作家达到了（不说越过）安徒生或格林兄弟的
水平么？我们自己，不举大家都熟悉的《红楼梦》，就看短篇，有一篇在艺术上赶得上
《在酒楼上》，在人物塑造上比阿Q更具有典型性的么？
而近代和当代，却是讨论创作方法和创作思想最多最激烈最“富有成果”的时代。
“我们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臭虫”。
小说虽然是雕虫小技，其实却是和一切艺术形式和科学一样是人类智慧的表现。你
读到的所有小说中使你拍案的地方，并不是高技巧的发挥，而是智慧的闪耀。也许有人
会说小说尽管不怎么行，可是人类在科学上不是取得了空前的进展吗。表面看起来似乎
如此，但人类用科学手段来自我毁灭也是空前的。你“像醉汉一样，若无其事地晃进了
现实冲突”倒真无所谓，整个人类都在非常聪明地愚蠢着却实在值得忧虑。
请你原谅我说了这么多不着边际的话。你如果注意到我在那次会上讲的和现在写的，
你就会知道我现在根本不在考虑什么小说问题，我提议召开各种创作讨论会不过是在尽
我作为一个文艺团体的领导人的义务罢了。
但我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请你读一读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的对话《展望二十一世
纪》。这两位学者把人类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文化中的确包含
有发展智慧的方法，就看你是不是能去发现它。一个小说作者，对技马的钻研远远不如
提高自己的智慧重要。
一封简短的信只能谈到这里。请相信我，我真的是看到你小说中的某些段落和语句
仍有智慧的闪光，认为你的作品能结集发表对当前读书界是有好处的，所以才给你说了
这些；我也相信你能够理解。
…
边缘小品 《胡正伟画册》序
画家的画册不同于小说家的文集，本不需要另一个人用文字来作任何诠释。画册里
收集的每一幅画，都能诉诸视觉直接地用形象告知观赏者艺术家本人凭借个人经验及心
理活动获得的感悟。们对胡正伟先生出版的这部画册，我的确想说点多余的话。这不仅
是为了表示我的祝贺，更重要的是表达我的喜爱。
大约在十一世纪，中国绘画界出现了一种卓越的理论，认为笔墨不仅要能描绘出物
的外象，重现景观，更应该具有自己纯粹的艺术品质，体现作者独特的人格心灵。艺术
创作应该超越，脱升它所依据的外形，进入“画外”，也就是非具象所能涵盖的表现性
世界。这种理论丰富了传统的国画。从北宋的米芾、李公麟、文同，经过王庭筠，以及
南宋的禅宗画家牧溪、梁楷等，终于在元代四大家手中成熟为一种新的画风。我们现在
来看这种画风，就是我们称为“现代派”的东西。
所以，我并不认为胡正伟先生受了多少现代派的影响，他倒是非常忠实于中国画的
传统的。欣赏者可以从此画册中看出，他特别注意笔墨线条的游走；人物绘画并不以形
似为主，而讲究传神。神，又非人物之神，其实是他自己的神。譬如进入了气功态的达
摩，那种瞑目中自有世界，达到物我两忘之境，据我看不过是他在绘画中的自我写照而
已。
当然，他的绘画中也有比较写实的部分，如“维族老人”、“斯诺在宁夏”等。不
知别人以为如何，我看，不客气的说，这部分不应算是他的精品。但是，我们也可从中
看出他的功力。应该承认，正伟的绘画功力是相当深厚的。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功力，
他才可以悠然自如地挥洒自己的笔墨。如在“丝绸之路”描绘大西北景观的那部分，在
一张平面的白纸上给人制造出那么雄浑、磅礴，具有黄土般厚实的视觉效果，就不能不
使人赞叹。而这种效果的取得，又必须是画家本身就胸有丘壑。如果套用“胸有成竹”
这句成语，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大西北的山川风物无不在他的心中了。
我已经说过，以上的话本属多余，但我忍不住还要说：我想请欣赏者从中能看到正
伟的灵气。不管别人怎样看，我是常常被他的线条所陶醉的。
庚午冬十月张贤亮识
…
边缘小品 贺兰山文学丛书总序
石嘴山市的朋友们出版了“贺兰山文学丛书”。现在，作家结集出版纯文学著作实
属不易。郑正来信说，“经费问题，编管费由我们（文联）想方设法解决，印刷费由作
家个人想办法。”翻阅他寄来的书目，有小说、诗歌和散文，第一个感觉是内容丰富而
且阵容整齐。随后，首先推出的九卷的作者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一个个带着执著
的追求。真的，九位作家我都认识，对刘岳华我还不止一次向读者介绍过。几位朋友都
不是专业作家，每人都有自己的苦辛，必须既为日常生计支出相当大的劳力，又为人生
的爱好付出一份心血。今天，为了把自己的心血奉献于世，还要“个人想办法”，仅从
这点来说，就令我肃然起敬。所以，这几位朋友请我写序，的确是赐给我的一份荣幸。
我觉得这部丛书的珍贵首先就在于这里面的每一部书都是作者执著追求的结晶，而
不是“完成任务”的汇报。我国的专业作家制度，一向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
一种表现，实际上这种制度和许多过去我们以为“优越”的制度一样，已对中国的进步
起了很不利的作用。一方面，它把最需要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人，与人民群众在分工
形式和分配形式上割裂开来，另方面，又把最需要本人全身心投入的创造性劳动变成上
级赋予的任务。这样，既有使作家们生活素材枯竭的危险，又可能会令作家们对写作产
生一种职业性的厌烦。
“贺兰山文学丛书”的作家们，全部都是从现实生活中艰难地跋涉过来的，而且今
天仍在不停地跋涉。他们无所谓脱离生活、脱离群众，他们本身就以普通人的身分生活
在人世间，直接感受着一般人的酸甜苦辣，也最知道读者的精神要求。我以为后一点很
重要。在市场经济中，读者的精神要求实际上就是文化市场的需求。现在有一些专业作
家常抱怨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抱怨读者对“严肃文学”失去了兴趣，抱怨书店对
文学类书籍的征订达不到开印的数目；还有的专业作家好高骛远，说他是为后一代或后
几代人而创作云云……他们还没觉悟到是近几年中国文学自身出了问题。在市场上，货
卖不出去，难道是顾客的责任？
作家们发出的抱怨，其实是一些作家脱离读者、脱离生活、脱离现实需要的结果。
毋须讳言，近几年，中国文学已经失去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的指引下那种意气风发的势头。中国作家在批判极左路线、揭露过去的年
代，从而为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等方面都立过大功。那是一个多么令人留恋的年代！
人民群众把作家当做自己政治上、感情上和理想上的代言人，几乎每一篇作品的发表都
家家传诵，造成洛阳纸贵的效果，尽管那时有些作品在艺术上还不太成熟。今天，作家
们的作品应该说在艺术上有很大的提高，而相反，怎么书却难以卖出去呢？
石嘴山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但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却不少。我在一九八○年进
入宁夏文艺界，可以说我是亲眼看见收入“贺兰山文学丛书”的作家们是怎样在新时期
成长起来的。但是，在今天，有人似乎有意要使读者忘记新时期文学，比如，某报刊登
的一份向全国青年推荐“一百本好书”的书目，文学类中，新时期文学作品仅有三部：
《轮椅上的梦》、《南京的陷落》、《地球上的红飘带》。我也承认这三部是“好书”，
可是对极左路线及所谓“文革”的揭露和批判的小说竞榜上无名，也不能不令人奇怪，
而恰恰新时期文学的最大意义又正在于兹。同时，被指定为“一百部爱国主义影片”向
中小学生广泛宣传的电影中，除《周恩来》等几部影片里有一点点“文革”的痕迹，绝
大多数影片都没有反映出中国还有一段长达二十年的痛苦历史，仿佛从“反右”到“文
革”的荒唐在中国并不存在。可是，就在这种有人极力想抹杀新时期以来文学艺术成就
的严峻情况下，在出书难、卖书也难的情况下，在一些专业作家已经脱离了市场需求的
情况下，于新时期中成长起的石嘴山市的文友们，还孜孜不倦地、甘于寂寞地创作作品，
还“个人想办法”把自己的心血结集出版，奉献给读者，除了敬佩之外，我还能表示什
么情感呢？
中国通向现代化的路还很长、很长，石嘴山市的文友们要使全国读者都承认他们的
路也很长、很长。我在看着，我在等着……
…
边缘小品 《凤城夜话》序
我非常欣赏宣文将他的作品编为这样三个部分：“求新”；“求实”；“求美”！
这些作品，全是宣文在政务之暇伏于案头笔耕的收获。书名曰“夜话”，既令我黯
然地想起《燕山夜话》的作者邓拓，一股敬佩感油然而生，又使我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
宣文这个胖子于夜深人静时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的辛苦之态。有人说写作是件愉快的事，
每当灵感来临作者竟会舞之蹈之，而我却深感写作不是美差。如有愉快，也只产生于完
成之后，其实，煎熬一直伴随着写作的全过程。并且，煎熬还是从肉体直到灵魂的。就
拿灵感来说吧，那何尝不是灵魂煎熬的结果呢？而只要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作者，即使在
作品完成之后也享受不到愉快，因为没有一篇作品对他来说没有遗憾。
于是，我就费解了，他何苦放着好好的官不当，或曰不好好地当他的官，每宵每晚
甘愿受这种煎熬？如今，你要向官调查，官肯定会回答你在三百六十行里数当官最累，
你要问老百姓，老百姓又认为在我们这个社会只有当官最舒服。照前者说，宣文又何必
累上加累，按后者看，他何不去享那个清福？
捧起宣文交给我的这一叠稿件，我有点明白了：“求新”、“求实”、“求美”，
这大概就是他本人终生追求的目标，因而才自找苦吃的吧。
封建时代，孔老夫子定了一条原则：“学而优则仕”，不知怎的，经过若干次革命，
现在竟变成了“仕而优则不学”——当了官就可不用学习，或曰不用学也能当官；学，
也仅限于红头文件的范围。在我所接触的“官友”里，宣文是我比较尊重的朋友之一，
就因为他还是照着前面那个原则在做人做官的。他出生于浙江遂昌县的一个小山村，高
中毕业时正逢“上山下岁”，不得不来到偏僻的宁夏永宁县插队落户。种田、制砖、养
猪、磨豆腐、拾大粪……干了十年，以后担任过生产队长、公社书记、县委书记、市委
副书记等职，都一直没有放下书本。他可以说是个“学而优则仕”、“仕而优仍学”的
人了。
我和宣文结识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虽不常见面，但在一个城市（即所谓的
“凤城”），还是互知情况的。十几年来的改革风风雨雨，作家不太好当，官也不太好
做；见识了多少世态，勘破了多少人情。当作家的，因为严肃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
不免有些冷落感；当官的，由于老百姓的期待值升高，自以为给人民办了许多实事也很
难得到市民的赞扬，不免会有些委屈。如今世态的炎凉已不同过去的世态炎凉。在这种
情况下，宣文在当官之暇还要掺合到文学里来当个业余作者，热闹凑不上，委屈就可能
加倍。但他仍孜孜不倦，乐此不疲，笔耕不辍，这种精神，就不能不使我有些感佩了，
尤其在这个“凤城”。
我五十多年来的一大半时间都生活在“凤城”及她的近郊。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