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小品 作者:张贤亮-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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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甚者，很多土著不信任清廉的官员而对不怎么清廉的官员反而感到亲切。譬如。
西北某中等城市有位市委书记，在任七八年，没给自己的亲属子女解决过户口，安排过
职务，虽然政绩平平，但清廉可说是清廉的。离休后，土著们评论起他来却说，“他连
自己的亲属子女都不顾，还会顾咱们老百姓吗？！”不错，“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连
自己的家都没有“齐”，逞论“治国”？还有的土著把官员是否收礼来衡量这官员是不
是“跟群众打成一片”，“对群众的态度”。有篇小小说写的就是这个内容：有位清廉
的官员上任后一本正经，下属见了敬而远之，弄得他也很苦恼，一次他生了病，人们纷
纷提了礼物去看他，而他也照单全收，这才把关系搞好起来。看到报纸上登某某官员拒
收贿赂，有的还有确切的数字——“拒收二十一次，共三万七千二百元！”土著们就对
此大有怀疑：“每次贿赂给他的钱他都先数了再还给行贿者？”“他怎么不把行贿者当
场抓起来交给公检法处理？以致人们一次次地向他行贿。”“这三万多是他报的，还有
没报的呢？”等等。有个较为富裕的土著个体户跟我聊天说，“我一听见‘廉政’就害
怕！”我奇怪地问，廉政对你只有好处，那是针对干部的又不是针对你的，你怕什么？
他说，“干部不廉政，我花些钱还能办成事，一廉政，干部不收礼了，可也不办事了，
对于咱们个体户来说，真是得不偿失。其实我要办的事也都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又
不是犯法的。我只求办得快一点，顺当一点而已。”“两害相权取其轻”，不清廉似乎
倒能提高办事效率，这种现象怎么解释？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我自以为有点政治常识，也跑过外国，领略过些许现代国家的行政规范和风土人情，
但面对土著们这种深入骨髓的习惯，我也不知如何“教育”是好。有时想，这就是“中
国特色”和“国情”吧，不如随大流图个顺利，逆潮流而动必然四处碰壁；有时想，要
在中国解决廉政问题及树立廉政的观念，恐怕还要从更深层处着手吧。
…　
　　　　　　　　　　　　　　　　　　　
　　　　　边缘小品　　　文学的殿堂在股票市场的楼上　　　　　
　　　　作者按：从所谓“文学新时期”开始直到今天，中国文学界总把能不
　　　　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当做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标志，甚至有“诺贝尔情结”
　　　　的说法。一个诺贝尔奖，使多少中国作家梦魂萦绕，有的人还专为奔这个
　　　　大奖写了许多中国读者读得龇牙咧嘴、外国人看了也其明其妙的作品。但
　　　　真正和诺贝尔文学奖的主持人面谈过、多少了解点“第一手材料”的中国
　　　　作家大概极少，而我却有此机缘，还可说是在中国作家中与诺贝尔文学院
　　　　接触最早的一人。此文写于一九八三年，当时严文井老师是我们中国作家
　　　　访问北欧代表团团长，文夫兄和我是团员，陪同的翻译是作协外联部的何
　　　　滨小姐。十几年过去了，评判诺贝尔奖的主持人已有更动，可是诺贝尔文
　　　　学院楼台依旧，传统未变，也没有搞过任何“体制改革”。我想，把这篇
　　　　文章再次发表，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拜访以颁发诺贝尔文学奖闻名于世的瑞典文学院，是我们北欧之行的
　　　　一项主要日程。
　　　　瑞典文学院在一座古老的建筑里。在北欧来说，内部不能算堂皇。我们从侧门进去，
立时感到很阴森，仿佛进入了一座古堡。踏着没有铺地毯的花岗石楼梯上到二层楼，才
看见外面灿烂的阳光从大窗户透进来。楼梯口是衣帽间，脱了大衣，经过长长的走廊，
又经过靠墙陈列着许多精装书的图书室，才到文学院秘书长俞连斯登办公的地方。
　　　　俞连斯登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个子不高，红润清癯的脸，花白的头发很整齐地
梳向脑后，穿一身黑色的老式西服，完全是上一个世纪欧洲绅士的派头。他，就是在决
定谁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件上签字的人。也就是说，谁获得诺贝尔奖，谁不得诺贝尔奖，
大部分的决定权在他手上。
　　　　寒暄已毕，他先向我们介绍瑞典文学院的历史。瑞典文学院建在一七八三年，是至
今仍被瑞典人怀念的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创建的。当时，完全模仿法兰西学院的建制，主
要任务是发展瑞典文化。因为瑞典语言的发展和文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一开始就着手
编订瑞典文辞典、从瑞典文的头一个字母一直编到最后一个字母。它就是我们在长廊的
一间图书室中看到的那些书。那些书在他们历史上的意义，很像我国的《永乐大典》。
可是他们的辞典保存得很好，而我们的《大典》却散失殆尽。
　　　　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只是瑞典文学院的一项附属工作。俞连斯登特别强调“附属”
这个词，我个人的感觉，他有一种要表现出瑞典文学院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的语气。他说，
承担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是从一九○一年开始的。在当时，就有院士不赞成揽这一个差事，
觉得由瑞典来承担世界性的文学评奖是很困难的，并且这也不是瑞典文学院该做的正经
事，因为各项诺贝尔奖金完全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崇高。后来终于接受了（为什么
又接受了此项工作，俞连斯登没有说，我个人估计是为了可以多得到些经费支持）。而
一旦接受了此项工作，就必须建立一个庞大的图书馆。他说，你们过一会可以去参观这
座图书馆。
　　　　瑞典文学院有十八个院士，一半以上是作家，其余的是语言学、人文科学的教授。
院士由选举产生。学院的一切事务政府无权干涉；在瑞典，各学院都是独立机构，不隶
属于政府某个部门。院士一律是终身职，不受任何一届政府的影响，也就是说不管政府
由哪个政党执政，院士都不随之进退。不过，政府也不提供一文钱的经费，学院的经费
完全由私人资助。诺贝尔基金会提供了学院的日常费用（这是关键之所在）。
　　　　这十八个终身职的院士又选出“五人委员会”、由这“五人委员会”来决定谁能获
得诺贝尔文学奖．世界各国的文学家组织都有权向瑞典文学院提出候选人，学院每年要
收到一百到一百五十名的候选人名单。这时，文井同志问，我国的巴金和艾青是不是在
名单上。俞连斯登说，“在名单上。还有一个中国作家，叫沈从文。”文井同志又问，
他们是否能够获得诺贝尔奖金？俞连斯登笑了笑说，“这是绝对保密的。我只能透露一
件事，就是今后诺贝尔文学奖金的颁发，将偏重于中东和远东国家，因为这些地区的作
家近年来还很少得奖，但这些地区的文学最近有了很大发展。”
　　　　俞连斯登又说，年的名单上，有许多是多次被提名的人。事实上，要做到公正是很
困难的（说到这里，他带着歉意的表情）。因为不管“五人委员会”也好，十八院士也
好，他们不能读绝大部分推荐作品的原著，只能靠译成瑞典、英、法文的译本。
　　　　最后，他说，他们知道中国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写作，希望中国的中年作家
和老作家努力，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他的最后一句话，倒有点中国味道。
　　　　这样，访问算告结束，前后不过四十分钟。在外国，没有在办公室一聊就是半天的
事情。我们告辞后，俞连斯登派了一位工作人员，领我们参观瑞典文学院。
　　　　值得一看的不过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十八院士的会议室。他们每年在这里举行诺贝
尔文学奖的评选会议，给我们印象很一般：墙上挂着大幅油画，全是历届的院士，我们
并没有看到诺贝尔的像。长条会议桌四周摆着十八把金漆的古旧椅子。漆面也脱落了。
我坐在主座上照了张相，感到坐椅并不舒服。那些老头子不可能像我们一样一开会就是
几天，不然真受不了，屁股是坐不住的，他们又不如我们练就了开会的坐功。这十八个
人全到了耄耋之年，到这里来大概就举举手完事。主要决定权在“五人委员会”，而最
主要的又是俞连斯登。另一个地方，就是俞连斯登介绍的，专为评选诺贝尔文学奖而设
立的图书馆。
　　　　这所图书馆似乎不对外，只供文学院内部人员使用。所收藏的书籍当然全是文学作
品：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等。我们看到，以法文本居多，其次是英文，再其次
是西班牙文，真可谓汗牛充栋，从屋顶一直到地板，摆满了一排排书架，全都是烫金的
精装本。
　　　　承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好意，为我们中国作家来访，专门把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
品排出来摆在长桌上展览。这个展览，倒使我明白了中国作家，如巴金、艾青这样世界
著名的作家、诗人尚未能够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技术原因。
　　　　据工作人员说，长桌上的书籍已是瑞典文学院收藏的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品之全
部，但看来只有寥寥的数十本。我没有仔细数，充其量不过一百本。那长桌子比乒乓桌
略大一点，而所有陈列的书又都是翻开的，读者可以想象有多少了。这中间，又以译成
外文的四书五经、《道德经》、《西游记》、古典诗词、宋元话本、明清小说居多。然
而，如老子、吴承恩之流，是再也没有资格得诺贝尔奖金的了。现代中国文学作品中，
鲁迅的著作有几本，但都很薄；茅盾的作品有一本：《子夜》。这些大师也已作古了。
尚健在的巴金的著作，我们只看到两本，一本是《寒夜》，另一本也很薄，看起来不像
是《家》。大家都知道，《家》已译成了许多外国文字，但遗憾的是这个最关键的图书
馆却没有。艾青的诗没有专集，只有与闻一多两人的合集《死水与黎明》，而且是中瑞
文对照本，这就可以估计出来所选的诗也不多。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我们只看到两本
《中国文学》社编的“熊猫丛书”，一本是谌容、张洁、张抗抗、王安忆等六位女作家
的合集，封面是她们六位女士的照片，故一看就认识。另一本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
选》，其中有我的《灵与肉》。
　　　　现代文学作品，从封面看出，倒是港台翻译出版的比我们翻译出版的多。这且不去
说它，使我们大为惊愕的是，姚文元的一本什么文学评论集，还当做主要的中国当代文
学作品被陈放在很显著的位置上。这本书有三百多页，开本较我国一般的三十二开本大；
我翻了一下，是一本打字本，不是印刷本。也不知译者是谁，但那封面却是印刷的，可
能是哪一所大学自印的参考书。
　　　　工作人员对我们很友好、很客气，显然不会是有意使我们尴尬而放上这本书的。他
可能直到今天也不知道姚文元已经被我们打倒了，关进了监狱，也可能是照西方的习惯，
认为人虽然犯了法，著作还可以保存下来。我们本想告诉他，姚文元这个文痞写的东西
都毫无学术价值，不过是许多条打人的棍子，但转而一想，恐怕我们跟他说上一天，他
也不会明白中国当时的政治背景，也只好作罢，放就让它放着去吧。也许它在将来还有
点史料的价值。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给他们供给我国翻译出版的文学书籍。何滨以中国作家协会工作
人员的身分，当场与那位图书馆管理人员建立了联系，答应以后不断地给瑞典文学院寄
书来。胖胖的管理员很高兴，双方都交换了通迅地址。回国以后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
何滨这个小小的工作人员有没有条件给他寄书，寄过了没有。恐怕她也是心有余而力不
足吧。
　　　　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走出了瑞典文学院。绕到前面，才知道我们刚刚进去的那扇
门是侧门，正门面对着一个小广场。正门的台阶上坐着许多男女青年在晒太阳。
　　　　随便说一句，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斯德哥尔摩难得有艳阳天。禁声同志说，他在
驻瑞典使馆工作了几年，由于太阳晒得少，四十来岁的人头发几乎都掉光了。我们去的
时候又是春天刚刚来临，所以遇到太阳好的天气时满街都是人。瑞典人喜欢户外活动。
在时间不允许走得远的情况下，他们常常像我们的老农民一样，挤在南墙根儿晒太阳。
　　　　这时，小广场的木椅子上也坐满了人。都是一副懒洋洋的在享受阳光的模样。广场
上自由自在地走着许多鸽子。地上很潮湿，还散布着许多鸽粪、垃圾。堂皇的、世界著
名的瑞典文学院的环境卫生可不怎么样。
　　　　这里还要插一句：奥斯陆、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的街道卫生都不像我们原来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