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年代-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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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到了———　“大街很西方，小巷很中国。建筑很西方，人们很中国”的香港。　
　　老爸指着：“看！那巷子两边商店的招牌，不断向前伸，都快碰到一块儿了。”　
　　洋人都爱香港，因为那里有西方的享受和东方的“异国风情”。　
　　快乐与不快乐的种子　最后，终于回到台湾，我离开了十一年的地方。　
　　毕竟是在台湾生的，虽然很热，但我很能适应。交通真乱，这乱是可以理解的。　
　　商店很现代、人们很时髦、节拍很快速，这里是另一种环境，每个人都在求新、求变，又一方面在找快乐。　
　　快乐在很新潮的迪斯科夜总会。　
　　快乐在很凉爽的咖啡厅。　
　　快乐在很好吃的食物、很刺激的电玩。　
　　快乐在很中国的庭园和庙宇。　
　　只是———污染、噪音，正在埋藏不快乐的种子。　
　　爱恋与忧心　
　　每次经过忠孝东路那堆了许多垃圾的巷道回家，听着两边卡拉OK的歌声，我都会想起巫山市，想起那直下江面的垃圾山……　回到美国，很多朋友问我回中国的印象。　
　　我都提到巫山市，说我很爱，也很忧心……　　　
　　昨天在哪里？（1）　　　
　　·　我离开了充满回忆的学校。　
　　·　大家都长大了！走了！不再属于叛逆的年代。　
　　昨天，我的朋友阿黛拉（Adela）毕业了。她是我在史岱文森认识的最后一个人。　
　　两年前的毕业典礼上，代表致词的同学说：“看看你左边，也看看你右边。好好跟他们握握手，因为我们可能从此见不到面了。”　
　　台下有人笑。多么凄凉的话啊！可是如今连当天谁坐在左右，我都忘了！我也很少回母校，去年史岱文森搬到新大楼，更跟它好像没了关系。　
　　参加完阿黛拉的毕业典礼，我们决定去十五街，看旧的史岱文森最后一眼。　
　　我们出了地铁，沿着第一马路走。以前这整个地区都被我们学生占有，今天在街上只看到上班族。街头的餐馆变成了银行，学校旁边的比萨店也关闭了。　
　　有两个人坐在大门口乘凉。我认得他们———是以前的管理员，在高中大家既讨厌又喜欢的人。办课外活动时总要听他们在后面嚷：“YO！开完会给我把桌椅搬好，不要留垃圾在地上，否则我把你们宰了！”　
　　对他们来说，女生的名字都是“宝贝蛋”，男生的名字都是“YO”。其中一人尤其有意思，讲话时咿呀咿呀的，没人听得懂，却也都听懂了。　
　　“YO！”我说。　
　　“嘿！”他们两个笑着站了起来，“你们不是以前的吗？”　
　　“我们回来看看！”阿黛拉说，“可以吗？”　
　　“当然！当然！宝贝！但你得亲我一下，并且保证不打坏东西！”　
　　听同学说，这栋楼里搬进了另一个高中，专收“低薪家庭”的孩子。已经放暑假了，空空的走廊里都是清洁剂的味道。很多门上还可以看到Stuy（史岱）几个字。曾经塞满奖杯的橱窗，现在是空的。餐厅外面有个“本月健将”的布告栏，竟还是史岱文森学生的名字在上面。惟一不同的，是底下的两张大海报“留在学校，不要逃课”和“高中是好地方”！　两个管理员跟在我们后面，问我们上哪个大学？新学校怎样？一边问，一边喘气。　
　　“大家都搬到新校，你们怎么没跟去？”阿黛拉问。　
　　“唉！谁知道？政府找了批新人，大概嫌我们老了。”他们挥挥手，“不过也好。管这破楼那么多年了，还舍不得走呢！”　
　　“知道今年毕业册上专门有一页纪念你们吗？”阿黛拉说。　
　　“真的啊？”他们瞪大了眼睛，“没有人拿来给我们看。”　
　　在两个管理员的握手和咿咿呀呀的祝福中，我离开了充满回忆的学校。　
　　“我以前恨死那个鬼地方！”阿黛拉说，“但现在又有点惋惜。”　
　　“去吃个DiBella三明治吧！”我说。　
　　史岱文森无人不知DiBella的三明治。长长一条法国面包，夹上火腿、瑞士起司、生菜、番茄，涂上厚厚的美奶滋，吃的时候保证滴得满身。　
　　像DiBella这样的店不多了。它使我想到老电影里的意大利杂货铺。窗子里挂着一串串的香肠，架子上摆满各式各样的橄榄油和意大利肉酱。但DiBella的老板并不是意大利人，而是一对年老的韩国夫妇。大家都叫他们Mr。and　Mrs。DiBella。　
　　每次进去，老板都会问：“你是个好学生吗？”如果答：“是！”他便笑着说：“好学生给好价钱！”一个三明治，只要三块美金，好几年都没变。　
　　店里空空的。他们一对老夫妇坐在一个箱子上削水果。我和阿黛拉走进去，他们吃了一惊。　
　　“噢！你和你，你们好！（Oh，you　and　you！How　are　you？）”老板笑得眯着眼睛，“你们不是老学生吗？好学生给好价钱！”　
　　“她真漂亮！”老板娘指着阿黛拉说，“你的女朋友？”　
　　“曾经是。”我说。　
　　“Oh　should　be！”她笑。　
　　我看了看四周，还像以前一样，充满了各种食物的香味。到处贴着史岱文森学生送他们的照片。　
　　“生意还好吗？”我问。　
　　“还好，还好！”老板叹口气，“但你们学校搬走了，不像以前了！”　　　
　　昨天在哪里？（2）　　　
　　我和阿黛拉拿着三明治，走到学校旁边的小公园。通常在这种好天，应该挤满了学生，在那里丢飞盘、玩摔跤、抱着马子啃……马克是在这里被抢的，许多同学躲在这儿吸毒，还有个同学被人砍过一刀……　只是，现在只有几个老人，默默地坐在长凳上。　
　　“太安静了！”阿黛拉说，“好不习惯！”　
　　大家都长大了！走了！不再属于叛逆的年代。　
　　我们坐下来，像以前一样，开始吃我们的午餐。好久都没人讲话。只听到美奶滋一滴一滴落在地上。　　　
　　做好猫，不做乖猫！（1）　　　
　　·　哇噻！终于写完了！　
　　·　那么多的臭事、傻事、脏事、鲜事，光想到就让人脸红，我却把它写了出来。　
　　·　属于那个叛逆的年代，很多臭事、很多错事、很多没道理的事……　·　但是，很美！　全家人在北京同仁医院陪孙琴珍看病。　
　　哇噻！终于写完了！　看着那沉甸甸的稿子，好像看到我沉甸甸的过去。谁说少年的生活轻松？其实它满天乌云，跟成年人的差不多。少年有少年的烦恼，后来回想，好像不值什么。在当时，却是呕心沥血的。　
　　我不打算把这本书再去细细看一遍，怕因此而有许多文章会被我抽掉。那么多的臭事、傻事、脏事、鲜事，光想到就让人脸红，我却把它写了出来。　
　　小时候，常跟父母辩论，认为他们的思想太落伍。有人夸我像老爸，我心里反而很气。　
　　记得当年老爸出版《超越自己》，我直吐舌头，谁会关心我早上起不来啊？谁又想知道我在班上爱说话？只是没料到，那本书居然产生空前热烈的回响。我接到不少国内读者的信：“谢谢你父亲写了这几本书，谢谢你跟我有一样的坏毛病，使我觉得不再孤立……”　
　　多臭！我是该笑？还是该哭？　不管怎样，我要说，老爸的书虽然写得好，对我也有帮助，但许多事情，他是写不出、也看不见的。　
　　在他的教训背后，常有另一个故事，譬如他只是听我在车房说：“跟女生交往，没有乐子，也就吹了！”便写出《腻了就甩》那样的大文章。岂知道，我那天刚被女友甩了，而我的混蛋理论，其实是“酸”话。　
　　所以，当老爸继续写《创造自己》和《肯定自己》时，每次问我意见，我都摇头：“不喜欢！”　
　　“为什么？”　
　　“因为没讲出我的话！”　
　　“那么，”他笑着说，“你就自己写一本吧！”　
　　《叛逆年代》就有我要说的话，里面讲的多半是故事，而不是道理，因为那个年代不是没道理，却说不出道理。　
　　“你们不了解我！”是那个年代我们最常说的一句话。　
　　“明明自己错了，说不出道理，还装成理直气壮！”是父母常骂的一句话。　
　　他们岂知道，属于叛逆的年代，就好像革命的时候。生理在变、心理在变，教育在约束、荷尔蒙的驱迫，在那许多矛盾之中，产生许多非常自然却又不合逻辑的想法。　
　　哪只小猫不追着咬自己的尾巴？　哪只小猫不爱在沙发边上“练爪子”？　咬自己尾巴不是笨，是可爱！　练爪子不是坏，是有活力，准备以后抓老鼠！　可是，却有多少主人，为此把小猫的爪子拔掉。　
　　从此，它不再是只可爱的小猫，甚至不能成为一只完整的大猫。它只是只“乖猫”！　我们要做“好猫”，不要做“乖猫”。乖猫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乖猫创造不了伟大的未来！　记得久安娜手术之后，对我说过的一段话：　“以前，我只为人生设定一个最高的目标，好像爬山的时候，一心只想爬到最高峰。但是，现在我了解，每时每刻都可以发现生命的美好。如同在爬山的路上，随时都能见到美丽的风景。”她强调：　“巅峰不是人人可以到的，但每个人都有权利欣赏这一路上的风景！不论他是在山顶，还是山脚。”　
　　属于那个叛逆的年代，很多臭事、很多错事、很多没道理的事……　但是，很美！　去年十二月二十一号，我带着儿子，由台北赴北京，太太则带着女儿从纽约去，这是近十年来我们全家第一次共度圣诞节，因为往年不是儿子有约会就是我人在台湾，总难凑到一块儿。更重要的，这是我太太第一次去大陆，也是女儿平生第一次的亚洲之行。　
　　促成这一切的不是我，是一个贵州山村的女孩孙琴珍。自从一年多前我发现她的眼睛可能完全失明，她就成为我们全家的焦点，我们找了许多医院为她诊疗，效果都不好，甚至有纽约的医生专诚去看他，也说希望渺茫。所幸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在十二月初得到北京同仁医院的消息，愿意为她试一试。　　　
　　做好猫，不做乖猫！（2）　　　
　　记得到北京第三天的上午，我们一家四口，在同仁医院的候诊室里，坐立不安地等待孙琴珍扫描和雷射探测的结果。当主治医生邹留河进来，坐在那儿看完检查结果。说还有一只眼睛可救时，我的女儿高兴得差点掉下眼泪。　　　
　　跋　　　
　　看到女儿这么关心琴珍，又对祖国的一景一物都那么喜爱；看到她把电视剧里的格格，跟紫禁城对照在一起儿，又试着读每个招牌上的中文字，我有一种特殊的感触。因为我知道，很可能有一天，她会像她哥哥一样，研究所才毕业，就收拾行囊，离开纽约的家，到台湾和大陆。　
　　想到这儿，我的眼前就浮起以前每个周末，教刘轩中文的画面，窗外，邻居的孩子都在　
　　玩，只有她一个人，要啃那一个又一个的方块字，还要背唐诗、背古文、造句、作文，儿子那时先气得哭，又气得摔课本，他当时岂想到自己有一天就因为中文溜，而能在海峡两岸发挥？　
　　我的女儿今年十五岁，也到了叛逆期，平常我都让着这位小公主，但有一件事绝不妥协，就是中文课，前两天我叫她以《我的中文课》为题作文，她居然这么写———　放假时，差不多每隔一天就上中文，别的都不能做，使我非常生气。吃饭时上中文更讨厌，连吃饭都不能休息一下，我好恨好恨好恨中文功课和中文，但是我必须作。我好生气好生气好生气！！！　她这段话也让我看到叛逆期的儿子。　
　　问题是，她叛逆归叛逆，恨归恨，会不会也因此，我为她开了一扇大门，使她有一天跟她哥哥一样飞离我的身边。　
　　许多人问我对儿子和女儿是否不同。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诚然我比较宠女儿，管儿子，但是细细想，我教他们的方法却是相同的。我用象形、指事和会意的文字，教他们步入中文的神秘世界；教他们朗读诗，体味中国语文的节奏美。带他们走到户外，指着一草一木教他们各种形容词。然后是写作文；既然你会说，就用中文把你说的东西写出来！再下来，则要他们用中文打字写作。　
　　这本《属于那个叛逆的年代》前一半是刘轩“手写”的，后一半则用中文打字，也可以说这是刘轩在中文写作上进步最大的阶段。当年书成之后，我们父子曾经用书里的内容，应统一企业的邀请，在全台湾作了十场演讲，有些段落像唱双簧，有些地方如同演戏，把父子之间的糗事、鲜事摊在观众面前，居然获得非常热烈的回响。有些场次，场内几千座位不够，还在外面架起电视屏幕，让挤不进去的人坐在地上看。后来，我们更用这演讲的录音作成有声书，为台南德启智中心的残疾小朋友，募得了将近千万台币。　
　　这本书过去在大陆有漓江版，因为